5929-扫起落叶好过冬-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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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二十年前，同属中华文化圈里的知识分子，都有了更大的舞台来表现自己。可是，要留下不但能够震撼当时，更能让人长久回味、影响深远的文字，就不仅需要扎实的文字功底、思想的力度，还需要许多其他的　　　　
　　　　《野火集》的启示　　　　
　　　　东西。阅读龙应台，我常常想到：刺破平静水面的锐利冰峰也许只露出一角，可是你总是可以在水面之下，找到沉沉稳稳的一个山座。

第五辑听一次演讲后的随想（1）

　　　　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台湾著名女作家龙应台的一次演讲。她演讲的题目是：文人参政的感想。　　　　
　　　　首先想到的竟是，时间过得真快。龙应台是我喜欢的作家，陆陆续续地买过一堆她的书。后来就见报纸上轰轰烈烈地报道她出任文化局长的消息。之后，报上的风浪渐渐归于平静。作为读者，她好像就从视线中远去了。现在，重新见到一个作为作家的龙应台，当面听到她讲述自己的当官经历，才注意到她的这次身份转换，其实有整整三年半时间。的确，比我感觉的要长久得多。我原来以己度人，料想她不过是“玩票”，“玩”个一年半载也就走人了。没有想到，她是个远为认真的人，走的时候心里还有很多遗憾。她说得实在：其实许多事情还刚开了头，却没有做完。　　　　
　　　　龙应台讲到自己当初走进了一个悖论。她给知识分子的定义，是在体制外持独立批判立场的人。而她作为著名知识分子，却走进体制“当官”了。她对自己的理解是，在她走进去的一刻，她就必须暂时放弃了自己“知识分子”的立场，在这个时间段里成为一个完全的“官员”。虽然她也讲到，自己其实对于官僚体系是如何陌生，对　　　　
　　　　听一次演讲后的随想　　　　
　　　　工作可能遇到的困难是多么估计不足。但是，她就是这样彻底地走进去了——一去三年半。　　　　
　　　　龙应台文人参政的经验之所以有意思，是因为她虽然在进入官场的同时，就暂时放弃了文人的身份和批判立场，但是她却依然是带着文人的理想和观照、带着她文人的观察力和思考习惯，进入这个操作构架的。而这个操作构架，又是一个没有尝试过的实践。一方面，她在尽自己的力量，一砖一瓦地搭建着她热爱的家乡文化事业，另一方面，她也在考量着这个制度的运作。　　　　
　　　　在一种制度还没有实行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地会把它抽象化和理想化。我们会无暇去探讨这个制度具体运作的艰难和困惑，尤其是这样从外来文化移植而来的制度；我们会觉得这一切困难都还是遥远的事情，甚至觉得如此细究是败自己兴头。但是这种抽象化和理想化，也很容易走向简单化，使得人们期望过高，在真的面对制度运作的复杂性时手足无措，甚至因过度失望而走向它的反面。　　　　
　　　　因此能够有一个目光敏锐的作家，先深入一个制度的运作中心，又出来谈谈自己的感想，实在是个难得的机会。那么，龙应台看到了什么？她最大的体会是：台湾从原来的专制制度中获得解脱后，原有的历史文化惯性会依然禁锢人们的心灵，使达到目的成为一个艰难的漫漫长途。　　　　
　　　　我自己是深受触动的。不仅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文化根基，还因为我们都经历过几乎从纯文化讨论向着制度建设讨论的转化。我们和一些朋友们曾经有感于国人的讨论一度都在“形而上”上兜圈子，却很少有人顾及制度层面的“形而中”，因此，才试着介绍制度的发源地在制度层面的建设和思考。在最后触及到了制度渐进的根源时，才又反过来看到，这种制度思维的产生，与来自不　　　　
　　　　同文化的人和不同的思维习惯是分不开的。在这个异质的文化中，表面上时时能够感受到的是本能一般的对自身的自讽自嘲，而不是对他人的苛求；这种文化性格来源自一种深层的有敬畏、能自省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和与之如影随形的对他人的尊重，以及成为民族性格的幽默能力，才产生和较为顺利地维护了这样一种宽容的、让和自己不一样的少数人也有生存空间的制度。而今天，龙应台正是在一个和我们类同的文化中，以具体操作的切身体会，在对其进行印证。　　　　
　　　　龙应台告诉我们一些有趣的故事。例如，在她上任后不久，就遇到一个台北市“议员”的长辈去世。她惊诧地发现，在台湾遇到这样的情况，市长必须带着手下的三十来个行政长官，也包括她龙应台这样的文化局长，去“议员”家集体吊唁鞠躬。对于长期生活在海外的龙应台，这当然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事情的原由，竟也是出于“民主制度”。因为三权分立，市行政分支要提出什么提案，去完成一件实事，就必须得到议会的通过，才能够立法成为法案，行政分支才有合法的执行权。因此，行政分支最怕的就是议会的否决和作梗。所以，“顺理成章”地就推出了行政分支竭力讨好议员的事情。在台湾，传统文化的礼仪保存得尚属完好。婚丧为人生家庭之大事，社会贤达前来致礼实乃人之常情。这既表现了非常正面的、维持社会常识常情的一面，又由于其畸变的含义，成为制度运作中一个病态奇观。　　　　
　　　　正由于龙应台曾经是一个作家，她虽因进入体制而暂时放弃了批评的笔，却没有丢弃一个作家的灵魂，野火此刻依然燃烧，却是在自己心里。所以，在别的官员觉得无可选择的时候，她却停下来，觉得这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我想，假如龙应台今天还是一个居于遥　　　　
　　　　听一次演讲后的随想　　　　
　　　　远海外的作家，她只需挥笔批判即可。可是她那时不仅是站在体制内、还同时站在父老乡亲们的土地上。她要面对的不仅是含糊其辞表达的陋习，还有重重绵绵、无以言表的世故人情。所以，并不是如在道理上做是非曲直判断那么容易的事情。　　　　
　　　　结果呢，龙应台还是缘于作家的理念，选择了不去。她说，她选择不去，就坚持到底，以后不论是哪个“议员”的类似场合，她都不去。那么再下面的结果呢？龙应台说，她觉得自己因此要承受更大的压力。例如，“议员”曾经特地调阅了龙应台全部电话的通话号码记录，以查询她是否“以权谋私”。却不仅没有查出问题，还发现龙应台在到任一开始，就交出几个电话号码，关照秘书，这是她的亲友，凡是打往这几个号码的电话，都由她私人付费。也就是说，龙应台觉得，她坚持了自己的理念，就必须更廉洁、更经得起代表民众的立法分支的监督。　　　　
　　　　听到这里，我也想到，市议员调查龙应台的电话记录，可以说那是龙应台拒绝顺应市行政官员们讨好议员的旧习，因而招来苛求；但也可以说，那是议员在正常行使监督权。只要事情是在他们的正常职责范围，你往往无法责难他们的动机。因此，我也想到，其他的行政官员们仅仅是不愿意承受对个人廉洁要求的额外压力，还是更怕工作中遇到“说不出道不明”的刁难？正如龙应台那天讲到，为了举办“台湾国际诗歌节”，她必须走访一个又一个市“议员”的办公室，一遍遍地向他们说明她的构想的理由，甚至可能还要向一些“议员”说明“什么是诗歌”，　　　　
　　　　“什么是诗歌节”，“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举办诗歌节”，因为，没有议会的批准，天大的好事，她也办不成。　　　　
　　　　所以，那天听着演讲，我其实很想问一个问题：由于议员对行政分支的工作支持，是有一个上下限的幅度　　　　
　　　　的。只要在这个幅度之内，纵有新闻监督在，都往往奈何不了一些出于私心却冠冕堂皇的阻挠。那么，假如你知道，在当时当地的议员水平下，你特立独行的后果，不仅是个人要承担压力，而且是你建设城市文化构架的理想要因而受挫。也就是说，你支付的将是损害公众利益的代价。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还会坚持你的“不随俗”吗？你还有这个信心，相信自己不随俗是道德上正确的吗？

第五辑听一次演讲后的随想（2）

　　　　我知道，这是一个几乎两难的问题。在民主社会，这样的难题却也是经常出现的。这其实是“民主制度”经常在支付的代价。民主制度甚至通常是低效的，因为监督程序本身，就是在消损效率。那么，假如一个社会的国民和精英是素质低下的，假如一个社会是缺乏敬业精神和严谨的职业道德传统的，假如一个社会是习惯于明争暗斗而缺少宽容共存、携手共进的风尚的，假如一个社会的民众是不习惯谦卑自省、也从无敬畏之心的，它所走的道路，就还要艰难得多。因为制度的演进，是和人的演进同步的，制度只是这块土壤自然长成的树木。而在一块正试着要移栽他方树木的土地上，还有改良土壤的工作要做。这种改良，要从孩子们读的童话书做起，从每一个人自己做起。否则，野火易起，活民主之树难矣。　　　　
　　　　那么，曾经在操作困境中挣扎过来的龙应台，是否就对信念发生动摇了呢？她的一席话让我深为感动。龙应台说，人们经常批评和嘲笑台湾的“议会”里出现的打架、拉头发、丢瓶子。可是，她自己出生在1952年，在她出生的那一年，台湾的报纸上隔三差五地就会出现这样的消息，　　　　
　　　　“今天有三名（或者五名）匪谍伏法”。她曾亲历台湾的专制岁月，看到自己的朋友无端失踪，再过二十年出来，却已经精神失常。因此她认为，无论怎样打架，都比暴政要强。　　　　
　　　　龙应台还谈到，她从一个作家，突然变成一个文化　　　　
　　　　听一次演讲后的随想　　　　
　　　　长官。手里的“权”常常是以“钱”的形式出现的。捏着手里的钱，看到一个卖菜的老太太，她都会想，我手里的钱还有这位老太太的一份税金。假如我不认真考察就建立项目，假如我建立的项目是错的，那么，我决定盖的音乐厅，就可能只是在那里养蚊子，又如何对得起民众交到自己手里的辛苦钱。除了对于钱的谨慎，龙应台也在试着建立一些制度，让企业捐款者和文化项目之间产生契约关系，尽可能使得她曾经介入的地方文化事业，能逐步脱离个人的人情关系，能够持之以恒地走下去。　　　　
　　　　龙应台对于“权”的这种惶恐，甚至延续到今天。在她离开“体制”，重返独立作家身份的今天，她说自己仍然会有这样的疑问，手中的“笔”是否就比“权”更轻飘？在你写出什么的时候，你甚至都不知道会带来怎样的结果。假如用笔不当，也可能带来你所看不到的伤害。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龙应台觉得自己要比以前更慎重地对待自己写下的文字。会引出这样的反省，也许是龙应台在“当官”前，所没有想到的吧。　　　　
　　　　我不由地想到，对龙应台来说，也许坚持一个“知识分子”的位置，更容易保有高风亮节之形象。而她进入体制“当官”，竟是因为看到细细节节的文化建设工作也要有人做。如此一脚踏进“体制”，要支付多少心力，才能获取一点一滴的进展，只有她自己能够体会了。我自己以前很少这样深切地想过，作为一个体制外的文人批评者，其实有更容易更轻松的一面，所以也许就并没有理由因此轻薄许许多多在体制内的、从事建设性工作的、推动着渐进改革的人们。他们大多是没有名气的，甚至是被误解的。然而，假如没有他们在一片需要改良的土地上默默耕耘，而只有燃野火者，那么当春天来临，也未见得就能够快快长出健康丰润的树苗来。

第五辑里根葬礼观后

　　　　2004年6月5日，人们正在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诺曼底登陆六十周年庆典，传来了美国前总统里根逝世的消息。之后，美国人一直在默默等待，等着里根总统的葬礼。　　　　
　　　　前总统里根，如布什总统在葬礼上说的，“我们失去他其实已经十年了”。十年前，里根被诊断出患老年痴呆症，就退出了公共领域。在最后神志清醒的时刻，里根手书文字致美国公众，向大家告别。他坦然承认自己的病状，表现了一个绅士的勇敢和尊严，他对他的同胞们说：“现在，我开始了旅程，它将把我带向生命日落。我知道，美国永远会有一个灿烂的黎明。”　　　　
　　　　十年之后，我们和美国公众一起观看他的葬礼。感受整个过程传达的里根精神遗产，以及在点点滴滴的细节中表现出的和我们的文明来源不同的另一种文化。　　　　
　　　　这是一个前总统的大型葬礼，电视报道整个仪式过程。里根葬礼在华盛顿开始，先是把棺木从白宫运送到国会大厦，让公众有机会前往告别。一英里半的路程中运送棺木的是马车。这个传统始于林肯时代。林肯的整个总统任期，领导了一场南北战争。战争刚结束就被暗杀。人们把他看作一个死于疆场的士兵，于是开创了以　　　　
　　　　里根葬礼观后　　　　
　　　　马拉炮车运送总统棺木的先例。这个做法再次使用，是在肯尼迪总统被暗杀之后，他的夫人杰奎琳·肯尼迪，要求找出林肯葬礼的全部细节，并以同样方式安葬他。也许被枪杀在任上的肯尼迪，使杰奎琳感觉她的丈夫和林肯一样，也是一个“战死的士兵”。从此这成为美国最隆重的总统安葬仪式之一，由此也开创了一个传统：安葬总统的仪式细节，是依照第一夫人的意愿安排，而不是政府做主——他是总统，更是一个妻子的丈夫。　　　　
　　　　电视上看到成千上万的民众，有的通宵站在队伍中，等待进入国会大厅向里根告别，有的站在灵车经过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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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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