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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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群先却拉了拉她的衣角悄悄地说：“我们可能回不来呢。”
当时，谁都没有真正在意刘群先的悄悄话。
出发前的虚惊
当时的苏区形势已经非常紧迫，能够跟随大部队行动对每一位妇女来讲都是一种荣耀。况且，有一些刚从红军大学里学习归来，还从未穿过军装的学员，一旦证实了自己将要成为一名真正的红军战士，那种兴奋劲儿促使她们奔走相告，她们甚至把唱了无数遍的“送郎去当红军呀”的歌词改成了“送妹去当红军呀”，边走边唱。
但是，这次命令的下达，只是告诉大家要走，对具体的时间和方向并没有做详细的说明，致使一些妇女干部都来不及完成岗位工作。由于走得急，有谁能想象得到，出发前还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女人们还只沉浸在留与走的悲喜之中。
钟月林险遭淘汰
跟随主力红军出发，可是梦寐以求的事，怎么能轻易地就失去这样的机会呢！通过了体检，接下来是短暂的集训。在梅坑一间简陋的民房里，头对头并排两床大通铺，20多名女战士挤挤挨挨地住在一起。每天天刚麻麻亮，一群二十几岁的大姑娘、小媳妇们就在号声中匆匆起床，在梅坑的一片开阔地里，开始紧张的军事训练。有练习射击和搏杀的，有练习战地救护和包扎的，还有听取老红军讲解战场运送伤员的，等等。
当集训接近尾声，部队就要上路的时候；钟月林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
肚子一阵阵地如刀绞般疼痛，疼痛上来时就想去茅厕。一开始，她还很不在乎，疼，去趟茅厕忍一忍就过去了。
她清楚地记得，集训前，在机关大院，见到一位负责同志时说的一番话。
这位负责同志对这个只有19岁的女同志关切地问：“小钟，这次行动可非同一般，会很艰苦，你受得了吗？能坚持下来吗？”
“就是再苦再难，我一定要跟上队伍！”钟月林此时暗暗下定决心：跟定红军，决不落队。
这位童养媳出身的女学员，是集训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八岁的时候，她被穷困的父母卖给了别人家，从此，小小的年纪就开始尝试人生的艰辛。当农闲青年男女坐在一起聊天儿的时候，她从一个邻居的口中听说了红军是为穷人打土豪的队伍。接着，那个人问大家愿不愿和他一起参加红军，这一问，使刚刚还议论纷纷的人群没了声音。“穷人不为自己打天下，谁去打？我跟你去。”一个细弱的声音打破了沉默，大家向角落里一看，原来是她。那时候，她还没有自己的名字。她的邻居（后来才知道，他是个共青团员）培养她加入了共青团，在团组织里大家给她起了一个名字：钟玉林，后来大家把“玉林”顺口叫成了“月林”，她也索性把名字改为“钟月林”。后来，作为共青团骨干，她被时任团中央书记的冯文彬选中，担任赣南省新区妇委书记，后又调到中央妇女部工作，并被组织送到瑞金苏维埃大学文化班读书。这个在革命工作中有了名字，学了文化的女战士，对革命、对党、对红军的感情是深厚的，她跟定革命的决心也是坚不可摧的。
拉痢疾、打摆子，在江西农村来讲是常有的事。而且，体检时，年轻的钟月林身体情况又是非常的好，所以这个朴实而革命态度坚决的女子根本没把自己的病当回事。白天，她不露声色继续坚持训练，尽管每疼一次就是一身虚汗，她赶紧跑进茅厕，出来时把额头上的汗擦干净。训练很苦很累，谁也都没有在意她有什么变化。可到了夜晚，大家浑身像散了架似的，躺在床上很快进入了梦乡，只有钟月林，翻来覆去地睡不着，疼劲儿上来还得起身到屋外找茅厕。
起来，躺下，出去，进来……几个来回，她的秘密就被身边的姐妹发现了。
第二天，团长董必武找她去谈话。为了能够跟随大部队行动，一开始，钟月林不想承认自己生病。当她知道姐妹们因为担心她的身体，向组织汇报了她的病情时，钟月林急得眼泪都流出来了，哭着一再表示：“一定不会给组织找麻烦，不拖累组织，我走一步算一步，就是死在路上也没有怨言……”
许久，董必武没有说话，只是朝钟月林挥了挥手，示意她可以走了。
组织上对她十分关心，随后，医务人员给钟月林看了病，确诊她是得了痢疾，并马上给了她一小包药粉。钟月林像抓到了救命的稻草，看都没有仔细看，一口就把药吞了下去。也许是她从未吃过药的缘故，也许是她生就注定会同这支队伍缘分不解，药一吃下去，拉肚子就止住了，她的病好了大半。
在李坚真提供的名单中，唯一一个没有经过体检和集训，却有幸参与长征的女战士就是刘彩香。因为接到通知的时间太晚，她到达总卫生部报到已是部队开拔的当天下午，晚上就随部队出发了。
逃跑事件的平息
秋日的太阳，懒懒地趟过西天薄如蝉翼的云层。康克清不时地走出屋子，翘首观望。她很庆幸，自己身体好又没有其他同志这样和那样的累赘，所以没被编进那个特殊的连队。烟尘起处，一个身影策马而来，不用看脸庞，只看那身影，不是别人，正是朱德总司令。
康克清一颗悬着的心有了着落，向着朱德迎上去。
这位身材高挑而健壮，一头乌黑的短发，红扑扑的脸庞上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的女子，第一次见到朱德军长，是在上井冈山的路上。在一个叫堆子前的村庄小路上，康克清所在的万安游击队与朱德带领的红军队伍相遇了，游击队员们自动闪开一条路，让整齐雄壮的红军队伍先过。就在此时，康克清看到了身上穿着破旧的灰布军装，脚上一双粗麻草鞋，斜背着一顶斗笠，腰间别着一支驳壳枪，个头不高，但魁梧壮健，黑红黑红的脸膛上长着浓密的连鬓胡子的男人。有人指着这个男人告诉康克清，这就是让敌人闻风丧胆的红军朱军长，走在朱军长身旁的正是他的夫人伍若兰。但不幸的是，在不久以后的一次战斗中伍若兰被俘牺牲。
这第一印象留给康克清的，是朱德军长的平易近人。因为康克清清楚地看到，那天，朱德笑嘻嘻地挥着手，向道路两旁看着他的人打招呼。
后来，在曾志、贺子珍等几位井冈山姐妹的搓合下，康克清嫁给了朱德。从此开始了两人的战地情缘。
正当康克清和朱德准备收拾东西出发的时候，突然，警卫队长潘开文跑来，向时任总部直属队指导员的康克清报告说，特务队前任队长杨世坤请假外出，已经过了两天，到现在还没有找到。
潘开文所说的杨世坤，曾担任红军司令部特务队队长，因工作消极被免了职，但当时仍呆在特务队没有另行安置。特务队实际上就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警卫队，负责首长的贴身警卫。杨世坤在队里工作了一年多的时间，却在这样一个敏感的时刻失踪了，康克清着实出了一身冷汗。
“要冷静，先把情况弄清楚。”康克清走出屋时，朱德叮嘱了一句。
朱德和康克清是一对不同寻常的夫妇。最有意思的是，康克清给予朱德的求婚答复是：不做家务，不生孩子，不能剥夺我参与革命工作的权利。不拘小节的朱德军长对此居然满口答应，只字不改，还保证支持老婆的工作。康克清这个倔强，甚至有点野性的女子，竟然能够把自己解放得如此轻松利落，就连处于当代的年轻女子都难以想象，更难以做到。而这个从封建社会走过来的大男人也全没有了男尊女卑、三纲五常，那些封建的性别上的对女性的歧视，早已被他们抛到九霄云外了。早在七八十年前就能达到这种境界，实乃非凡。
他们没有时间像小夫妻一样卿卿我我，而是各自忙碌着革命工作。朱德军长的大名让国民党士兵闻风丧胆，女司令——朱德老婆的大号也常令敌人恐惧咋舌。在春天的一次与敌人遭遇战中，她沉着勇敢地指挥游击队打垮了敌人的数次进攻。“女司令”从此名扬敌我阵营。
康克清先去了特务队，发现杨世坤的衣物和枪弹都不见了。她又直接报告给保卫局的李克农部长。为了尽快找到杨世坤，康克清让潘开文护卫朱德总司令先出发，她留下来解决这件事。有线索表明，杨世坤和当地的一个富农媳妇相好。
此时，已到了深夜。康克清随李克农马不停蹄来到这个富农家里，找到了那个女人。昏暗的灯光下，女人显得很漂亮，也很干净，但她就是不承认与杨世坤有来往。不管怎么做工作，她都一口咬定什么都不知道。康克清只好以把她关起来相威胁，富农媳妇才招出了杨世坤的藏身地点，就在村子附近的一座山上的亭子里。并抽泣着说，杨世坤本打算躲到红军走了以后，带着她到别的地方去过日子。
趁着夜色，李克农派人包围了小山。天亮以后，警卫队员开始搜山。在接近亭子时向杨世坤喊话，但此时的杨世坤已经听不进同志们的呼唤，躲在亭子里居高临下，向自己的同志开枪，并打伤了几个人。为了减少伤亡，李克农带领战士们用假目标吸引杨世坤的注意，其他人从不同的方向一拥而上，当警卫队员冲进山上的那个亭子时，杨世坤已倒在血泊之中，自杀身亡。一场虚惊被平息了。
也许，杨世坤预感到了前进路上的艰苦，这种意志不坚定的人，是厌倦了？还是恐惧了？抑或是另有原因，总之，他选择了逃避，或者说逃跑更确切。这在长征途中因耐不住饥饿和困乏而悄悄地逃掉开了小差的还大有人在，但那时，已来不及也顾不得去追回他们，只要他们不是身负中央机密，这也是红军减员的一个方面。但值得自豪的是，随中央纵队出发的30多位女红军，没有一个中途退却的。
刘英，毛泽东的小老乡
后来成为张闻天夫人的刘英，长征过后常和人说起的一件事就是，最早向她透露红军行动消息的，不是别人而是她的湖南老乡毛泽东。
失了军权的毛泽东由于长时间的疲劳、紧张和郁闷使他的健康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到于都调研期间又患上了恶性疟疾，虽经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所派医生及时控制病情，保住了生命，但毛泽东的身体更加虚弱。恰在此时，少共中央局组织部长刘英来到于都扩红。
刘英是党派往苏联留学回国后于1933年6月辗转来到瑞金投身苏区革命的。她是一名娇小而又脾气倔强的女子，到少共中央工作不久，就因一次扩红工作而成为全苏区远近闻名的女部长。她带领突击队员一边做报告，向群众宣传拿起枪保卫自己的土地的重要性；一边鼓动干部党员带头参军。经过努力，原定3个月的扩红任务2200名，只用了一个半月，就完成了150％，扩红3300名。使得刚刚调任《红星报》当编辑的邓小平冲着刘英伸出大拇指：刘英同志，你可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9月份，李维汉再次找到刘英，吩咐她重返于都，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扩红4500人。当刘英策马来到4个月前刚刚离开的这座小县城的时候，她满眼望到的是冷冷清清的街道，在田间零星劳作的妇女。她心里咯噔一下，这一次可是遇到了一个大难题。
她想起了正在这里调研的毛泽东，何不向这位最有思想的大人物去请教请教呢。
刘英和毛泽东相识，是由她早在莫斯科就已经认识的张闻天介绍的，毛泽东还曾与她攀过老乡。
这次扩红虽然困难重重，但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工作逐步有了进展，即使这样仍难达到预期的效果，刘英很着急。
正当刘英为扩红一筹莫展之时，10月初的一天，毛泽东突然来到刘英的面前，而且神色匆匆，告诉她赶快回瑞金，有“特别任务”。
扩红任务还没完成，怎么能走呢？刘英还清晰地记得，在瑞金交待给她任务时李维汉严肃的表情。在瑞金，李维汉是以“铁的纪律”闻名的，不论遇到什么情况，这位老兄总是把“革命工作放在第一位”。毛泽东很清楚，扩红工作是李维汉一手抓的，刘英就是他派到于都来的扩红突击队队长，要想劝刘英回瑞金，没有李维汉的命令，是绝难办到的。
毛泽东见状也不好多说什么，带着自己的警卫员走了。
“刘英，你一定要走，不能不走，有特别任务啊！我也要回瑞金了。”不知什么时候毛泽东折了回来，他又一次强调了“特别任务”。然后，也不等刘英回答，就急匆匆离开了。
虽然涉及到军事秘密，不便明说，毛泽东还是两次三番地催促他的这个湖南小老乡，赶快回瑞金。由此看来，毛泽东对刘英还是很关照，也难怪，长征途中他居然做起了张闻天和刘英的大媒。
刘英很纳闷，是什么“特别任务”呢？
毛泽东走后不久，李维汉给刘英打了电话，通知她马上放下于都的工作回瑞金，没有给她确切的理由。看来是真的有特别任务在等待着。刘英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行李，快马加鞭飞奔，180里路仅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就赶回了瑞金。
当刘英上气不接下气地来到少共中央办公室，她才明白，这个“特别任务”就是红军走出苏区去创建新的根据地。但这里已是人去屋空了。负责少共中央局工作的凯丰（原名何克全）已先期跟随部队开拔。只留下一封信给她安排工作，细致地写下了少共中央机关谁走谁留，走的人谁配备了马，谁带警卫员，细致到出发时每个人的装束都写在信上了。刘英按照信上的要求，一件不落地完成了她在瑞金的最后几项工作。
刘英是一个做事善始善终的女人，而且很有主见，不愿盲从。在长征途中，她与张闻天成就的爱情和婚姻，经受住了岁月和历史的考验，也是一件有始有终的姻缘。
留下的遗憾
跟随红军主力出发的女人，在长征途中经历了千辛万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