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妨碍了我们致富-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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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的午餐》一文，指出想占便宜的自私心理误导了许多舆论，甚至产生错误的政策。“白吃午餐”一词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教授首创的名词，高希均利用它评论了台湾的许多经济现象。首先是关于工资标准。拿工资的人都想工资标准高一些，可是如果效率不提高，冗员不裁减，增加工资等于白吃午餐。其实，说到底一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不取决于工资标准，而是取决于总的生产量。只有有益于促进生产的工资水平才真能提高生活。国际的经验证明，保持一个略低的工资水平才能保证其产品在国内外的竞争力，才能为其产品源源不断地开拓市场，百姓才能享受较低价格的产品。例子之二是政府对公营事业的补贴。如水、电、煤气、公共交通的低价格政策，这种政策助长了白吃午餐的心理，而且无例外地成为地方财政拮据的一个主要原因。到头来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后还得从增加百姓的税收来找齐。例子之三是大学学费该不该上调。高希均主张学费应尽量反映教育成本，同时给清贫家庭出身的学生贷款或奖学金。其他的例子还有很多。对我们吃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大锅饭的大陆同胞而言，“白吃午餐”的心理恐怕比台湾同胞更甚。尤其难办的是大陆政府当局还经常把“白吃午餐”的权利当成是党和政府的工作成绩，有意无意地经常宣传。例如灾区人民拿到了救灾物资，媒体着力描写百姓如何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官员们在一旁听了也似乎受之无愧。应该承认，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克服灾难方面确实比之西方的民主制度更有效，所以几处较大的水灾虽然灾情严重，人心还稳定。然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一切物质财富都是辛勤劳动创造出来的，不是政策变出来的。政策好上了天，没有各色各样用自己劳动作出无偿贡献的人，天上连一块馒头也掉不下来。当然，媒体讲的不是经济学，不够准确也无可厚非。可是经常性的不恰当宣传会产生副作用，有时还很严重。因为这使百姓产生对政府过高的期望，同时又把过于繁重、实际上不可能承担的责任强加给了政府。企业经营不善，工人收入降低，变成了政府的过失；万一企业倒闭，工人失业，政府必须出来收拾残局，甚至股市疲软也成了政府的毛病。对比之下，台湾每年都有上万个企业倒闭，投机赔钱的人天天都有，近几年白领阶层中出现了失业，邮资涨价，水电涨价也不是稀罕事。这些事情中倒了霉的人认准是市场运作的结果，并没有归罪于政府，更没有因而上街游行示威。
在我的印象中，高希均是一位崇尚自由的经济学家。他认为看不见的手比之政府制定产业政策能更有效地优化各部门的产出比例。虽然据说日本的通产省制定了国家的产业政策，使日本的工业成功地得到高速度的发展（日本的支柱产业汽车是一个例外，因为当年通产省断定日本发展汽车生产是没有前途的）。但美国自立国以来就从来没有过国家的产业政府，倒也没有发生过比例失调的严重问题（30年代的大萧条不是比例失调，而是宏观政策犯了大错误）。台湾基本上步美国的后尘，发展的历程也基本顺利的。反观大陆的情况，制定产业政策一直被认为是政府当仁不让的权利和义务，从以钢为纲到以粮为纲，从五年计划到十大关系，一套跟着一套。可是比例失调的问题不但未解决，而且越闹越厉害。倒是改革以后产业政策不那么强调了，五年计划也似有似无，让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起调节作用，比例失调的问题确乎有了根本性的改善。所以大陆经验合乎高希均的理念，不过总的说来，大陆朝野对市场解决经济问题能力的信心还是相当欠缺的，因此还有人主张随时随地动用政府的权威来纠正市场的“盲目性”。尽管市场经济已经在大陆显了神通，而且国家也正式宣布接受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们的发展模式，然而计划经济的思想一天也没有休息过，有时改头换面，甚至变本加厉地出现。例子之一是据说明年“节能法”要出台。节能原是一种经济活动，何劳法律的大驾。如果节能要靠法律，那么节约其他资源是否同样要靠法律呢？这一来，我们不仅要有节能法，不要有节水法、节钢法、节电法、节时间法、节资金法、节外汇法……这些法律互相还会打架。例如根据节能法应该加装烟道锅炉以利用余热，但根据节钢法则属于浪费。强硬的计划经济之行不通，事实已作出了证明，难道更强硬的法律经济就行得通吗？我不是说政府和法律不可以管经济。收税、发钞票、国防、道路等必须由政府来操作。对环境污染、行业垄断，要有行政限制。就其他方面来看，法律最好只管市场的规则，而不要介入市场的运作。相反，法律必须保障参与市场活动的人有选择的自由。否则市场将形同虚设，剩下的只有计划和命令了。
高希均先生的早期作品更集中在经济问题上，随着他在台湾的影响的扩大和活动范围的扩大，他的目光逐渐地移向了社会，政治和文化层面。因此近几年来他发表的文章大多是针贬时弊之作，不限于经济问题了。读了这些文章使人大为吃惊的是台湾社会的毛病和大陆的毛病何其相似乃尔。例如：
只要肯花钱，没有打不通的关节；
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公开辩论少，幕后协商多；
政府多原则口号，少操作步骤；
要得到有权人的赏识，绝少是因为忠言，绝多是因为忠诚；
政府办的研究机构常把研究报告当作密件，不对外公开；
政府官员应减少会议的次数和时间，从多劳改为多思，多思然后知不足；
首长们在心理上就不宜坚持“我比你们懂得多”；
民众最大的抱怨来自贪污和特权相关联等等。
文章所讨论的事几乎和大陆上的事一模一样。例如《主张有根据，坚持有道路》一文谈到台湾的人口问题。1959年台湾的蒋梦鳞先生（1964年去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
我现在要积极地提倡节育运动，我已要求政府不要干涉我。如果一旦因为我提倡节育而闯下乱子，我宁愿政府来杀我的头；那样太多的人口中至少可以减少我这个人。
就在同一年，大陆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先生提出了“人口论”，主张推行计划生育。他们两人的遭遇也有点相似。蒋先生遭受的无理反对、恶意攻击，是常人无法忍受的。｛ txtsk ｝例如有一位匿名自称“反共斗士”写信道：“你如果尚有一丝人性的话，应自杀以谢国人，因为你胜过黄巢、秦桧、汪精卫之流……可恨，可杀！”至于马寅初的命运则是马上从北大校长的职位上下台。
另一个两岸共同面临的问题是留学人员学成不归，造成了人才外流。大陆教委提出的对策是毕业后工作时间不够一定年限的学生要求出国留学时要交纳教育费。高希均在1980年统计台湾留学生中回台的人数仅10％左右，而台湾政府对每一名大学生的学费补贴达每年10万台市上下。为了防止人才外流，鼓励学成回国，高希均提出了“留学存款”的构想。他的基本想法是对于公立大学毕业生（私立大学的学费大体上等于成本）。毕业后工作不满四年的出国留学时应交留学存款。此款于学生学成回国时按复利计息归还给学生。高先生竭力提倡的另一个主张是“民营化”。台湾和大陆一样，有许多国营企业。台湾的国营企业大多数经营不善，亏损严重。按照当今世界潮流，俄罗斯在搞全面私营化，当然还不成功，但法国、英国、日本也都在将国营企业私营化，从经济效果看，他们的改变基本是成功的。因而私有化成了世界潮流，许多发展中国家也起而效法。在大陆，低效的国营企业已经成为各种经济麻烦的总根源。亏损的财政负担只好由政府发钞票来弥补，因而成为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国营企业之间的三角债已是积重难返，因为大家都是一个老板，欠债可以互相抵消。一切经济手段对国营企业用处不大。不论是环境污染罚款，或是价格税收杠杆，到了国营企业那里所起的作用只是财政部的钱从一个口袋换到另一个口袋，喊了多年的四大银行商业化，如果银行背负着大笔国营企业的呆帐死帐，根本独立不起来，到头来仍旧是政府的一个出纳部门。尽管国营企业有许多问题，全世界都在搞私有化，大陆的政策倒有点巍然不动。说到这里，读者恐怕会对台湾社会与大陆社会之相像感到惊奇。海峡两岸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经济发展也处于极不相同的阶段。只是因为同文，同种，同历史，两岸面临的问题就如此之相同。读者也一定会感兴趣，对于这些问题高希均教授开出了哪些药方，这些药方是否也可以用来解决大陆的各种问题呢？据我读了这两本书之后的印象来看，这块他山之石确乎可以用来攻大陆之玉的。
私人办邮政
市场之所以能改进资源配置效率，是因为有竞争。然而市场里有垄断，垄断排除了竞争，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所以垄断是市场的大敌。
美国是市场最发达的国家，资源配置的效率极高。然而美国的邮政因为具有垄断性效率很低。邮政局里排长队是常见的事，大家都有意见然而奈何它不得。后来出现了私人办邮政，那就是快邮公司。现在快邮公司已经不止一家，据说有些城市还出现了私人办普通邮政的公司。看来邮政的垄断局面在美国已经不长了。
我国的邮政一直是办得比较好的。从解放前开始就以可靠、迅速和能抵达边缘地区而闻名于世。解放以后邮政系统还保留着自己的服务特色，相对于其他服务部门而言服务的质量还比较好。可是自从开放改革以来我国服务业的服务态度从总体上看已经大有改善，相形之下邮政却显得相对落后。而且邮政的垄断地位已经成为它自己进步的障碍。由于谁也离不开它，它可以任意开价，否则拒绝为你服务，你总不能为了一封信坐火车到千里之外跑一趟。不论邮局开出什么苛刻的条件顾客只有服从的份儿。如果你不识事务，非要争个明白，到头来倒霉的还是你自己。所以大家虽然对邮局有意见，却很少有人当面提意见，顶多在背后牢骚几句。
邮政系统的效率直接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如果投递延误或错误就会耽误用户的工作，有时会造成重大损失。如果投递收费太高，也会造成巨大的社会浪费。以目前对出版物发行的收费为例，邮局要收取报刊定价的35％，一本杂志如果售价是两元，邮局为了经办定阅和投递就要收取七角钱。出版部门核算下来自己发行的成本远远不到七角，所以大一点的出版社纷纷自己组织发行和投递。放着现成的邮政系统不用，自己去搞投递，显然是社会资源的浪费。这种浪费是由于邮局定价高出成本太多造成的。这里我们看到价格如何影响社会对资源的利用，当价格定在成本之上时，一切高于此成本的活动都不会发生。如果市场是竞争性的，只有最低价格才能存在，此时社会将以这种最低的成本来完成特定的经济活动。
由于邮政对出版社收取的发行费用大大高出印刷品的邮资，出版社开始将自己的出版物按印刷品邮资通过邮局寄送。虽然多出了不少写地址、贴邮票、装信封等工作，但总的成本还是比委托邮局发行的费用低。以后邮局也许是为了对付出版社的这种战略，规定了严格的包装要求，即使是印刷品也要全封闭式包装，而且对于大宗邮件的寄送还要额外收费，这就进一步抬高了出版社自己发行的成本，从而迫使出版社将发行交给邮局。邮局自己在投递印刷品时却可以裸装，节省了写信封、贴邮票等成本。这成为邮局的垄断超额利润。附带说一句，在美国，报刊杂志全都是裸装，发行单位在报纸或杂志的反面贴上一张地址条，就可以投邮。美国总体上的富有，是一点一滴讲究资源利用效率的结果。
后来我国一些大城市开始出现了自行组织起来的发行网，与邮局竞争。虽然他们在设备、组织，经验等方面远远比不上邮局系统，但他们的投递成本还是比邮局的要价低，所以他们能站住脚跟。这种发行网当然只能覆盖本地区，对于寄往外地的印刷品还不能和邮局竞争。最近又出现了城市间发行网的联网，实际上等于是另外一个邮政系统，他可以和现有的邮政竞争。根据今年9月2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第六和第七条的规定，这种做法是受到保护的。看来我国邮政的垄断局面也可能会有所改变。
邮政系统的这一做法不但破坏了资源配置的优化，还极大地抑制了我国文化出版事业的发展。知识界因为待遇比较低，购买力弱，已经成为文化事业发展的制约。现在又加上了邮政系统超利润的负担，进一步削弱了他们的购买力。报刊书籍的出版首先要负担定价1/3以上的发行费，本来因为购买力弱而缩小了的市场进一步被压缩。学术性的书刊很难得到发展。邮政系统为了鼓励文化发展而对印刷品收取较低邮资的规定，已被超额发行费完全抵消还尚且不足，可见邮政垄断利润的间接危害已经波及到整个民族的文化前途。
放着现成的邮政系统不用，自营报刊发行，这一做法是好是坏？单纯从资源利用来看显然是不利的。然而自办发行终究对邮政是一种竞争压力，能促进邮政系统的改进。最近在邮政系统发生的几件事说明了它的垄断地位正在进一步腐蚀自己。绿条子的问题远远没有完全解决的情况下，又出了新问题。一是邮局强要汇款的收款人先存款三至六个月；二是故意拖延几个月才通知取款人领取；三是收件人收电报、挂号信、甚至平信都还要向邮局交钱。所以我倒希望自营的报刊发行系统能发展成为兼办普通邮件、汇款、挂号信，能与邮政竞争抗衡的事业。垄断不但降低资源利用的效率，而且败坏社会风气。这并不是邮政系统的人员素质差，而是行业垄断造成的。所以总的办法不是提高人员素质，而是取消其垄断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