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妨碍了我们致富-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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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所谓的美国东西便宜，正是指后一种意义上的便宜。
在美国，有正式工作的人日子都不差，即使是工资水平最低的，也都能买得起起码的住宅，买一辆二手货的汽车，甚至供孩子上大学，苦的是失业的人，所谓失业就是没有一份固定工作。但社会上零星的活仍不难找，例如园子里剪草坪，为人看孩子，在餐馆里洗碗或带客，帮人搞卫生，看护病人或老人。这些活平均起来一天挣50美元是很普通的，而一个人在美国每月的生活费用有400美元是足可应付的。中国派去美国访问学者的生活费每月也只500美元，他们多数人省吃俭用，一年下来还可以攒上一两千美元。一个人的伙食费每月有100美元就可以吃饱，再花150美元就可以和人合租一间卧室，吃、住两大问题有250美元就可以对付了。将收入水平和维持生活所必要的开销作比较，很明显，美国的生活是好过的，因为如果一个人每个月能工作上八天，自己的温饱问题就可以解决。我们常看到报上说美国有几百万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这当然是事实。但如果我们分析一下流浪汉的构成可以发现，其中没有中国人，甚至黄种人也很少。按理中国人在美国就业往往受到歧视，再加语言困难和社会关系生疏，往往处于极不利的竞争地位。可是他们中没有人流落街头，正是因为美国生活容易对付，物价比较低。再加中国人肯吃苦，尚节俭的生活态度，只要不出车祸，不生大病，过一个起码的生活是不成问题的。
来到美国的青年人绝大多数都有大学以上的文化程度，他们来到美国的渠道虽不相同，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都在金钱、时间、精力等方面付出了很高的代价。换句话说，他们原来在国内的地位就比一般人优越，因而有条件争取出国，到了美国后多数人进了大学，将来毕业之后如果不回国去，在美国找一个工作，就进入了美国的中上等社会。然而也有一些个别人，情况特殊的。我就认识一个来自苏北的妇女，她的经历颇有传奇色彩。她原本在苏北射阳县的农村，结婚之后由于受到丈夫和公婆的打骂，偷跑到上海做了一名女佣，服伺一位有病的老太太。后来因为东家有儿子在美国，老太太举家迁美，她以东家亲戚的名义也跟到了美国来，继续服伺老人。可是老人到美国后几个月就病逝，这个妇女失去了工作，不得不走上街头自谋生路。一个妇女来自农村，连初中文化程度都没有，更谈不上懂英文，在举目无亲、人地生疏的环境里要生活下来，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她做过清扫工，替人看小孩，拾冷饮罐，卖破烂，最困难的时候几乎陷入绝望。她也曾想回苏北农村去，可是从哪里去筹措回国的旅费？再说，回去之后仍旧是那个不堪忍受的家庭。置之死地而后生，她作出了痛苦而坚定的选择，一年之后终于找到在一家作坊里做纸花的工作，逐渐从绝境中恢复过来。又过了一年多，她已成了那个小作坊的合伙老板。我问她从苏北到上海到美国的感想，她轻松地回答说：在美国赚钱容易多了！东西也便宜。一个没有任何专门训练，连起码的文化水平都不具备的妇女，来到美国三年就能混出个名堂，这不能不说，美国的社会虽然离开真正的公平还远得很，但确实为普通人提供了平等竞争的条件。
中国和美国相比，付出同样的劳动，所得的报酬是不同的。不论从事何种职业，这个结论都不会错。从餐馆洗碗、当保姆，到外科医生、工程师或教授，中国人的生活水平都远远不如美国同行。正因为这样，才有许多人希望移民到美国去，希望用同样的劳动获得较好的报酬。经济学告诉我们，一切财富都是劳动创造的，其必然的推论一定是“同样质量和数量的劳动，应该创造同样的财富”，可是经济学却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何以穷国和富国同工而不同酬。这是一个世界上最重要而且带有现实性的问题，它值得我们每一个政治家、学者、普通老百姓认真想一想。
1994年4月28日
谁妨碍了我们致富第三编 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四）
第三编 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四）
私营经济之我见
现代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观察到社会分工大大提高了生产率。从他发表《国富论》以后的两百年，人类经济得到空前的繁荣和发展，生活水平极大地提高，寿命延长，教育普及，这个过程伴随着分工的不断细化奇*書网收集整理。一辆汽车的制造有上万个零件上百个行业的支持，一台电视机要用到几十种不同的金属（虽然其用量极小），每种金属都要有不同的工厂去生产。如果我们再把从采矿到冶炼的过程也包括进来，涉及到的行业和门类就更多了。这些行业又有他们要用的原料、工具、设备……这样无穷细分下去，其结论就是现代生产是一个分工的生产。
这样的分析固然很有道理，但仅仅是对现象的归纳，而没有深入到本质。分工必须伴随着交换，这是比分工更本质的东西。在没有分工的社会内，生产的特点是自给自足，商品率等于零，因此没有交换。
然而分工的社会也可以用计划的方法分配产品，从而避免了交换，这就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为什么行不通，原因在于计划不能充分利用各种资源，表现为不断的计划失误，浪费严重。现代微观经济学用严密的数学方法证明，市场调节形成各种商品的价格，然后生产者和消费者再按价格信号来调整自己的经济活动，资源才可以得到最优利用。这是从本世纪初，特别是第二次大战以来经济学的主要成就。
约近十年以来，经济学深入到了比交换更本质的问题的探讨，最重要的发现是交换的前提是明确的财产权的界定和自由平等的关于交换条件的谈判地位。说穿了一钱不值，交换是以我所有的与你所有的相交换，如果东西属于谁还不清楚，逞论什么交换！财产权当然应是交换的前提。可是现代股份公司发展起来之后，公司是属于全体股东的，当股东老板来到企业里时，不能指出企业里哪一种东西属于他个人所有。此时所有权有一定程度的模糊，这必然会降低企业的经营效率。只有纯粹的私人企业才能保证最高的经营效率。然而私人企业很难有雄厚的资本，因而发明了股份公司这种结构，它牺牲了一定程度的经营效率以换取强大的资本支持。股份公司应该如何经营，它应该以纯私营创业为蓝本，即使是国营企业，也应尽量模仿私营企业的经营方式，要以当家作主的精神来经营。统计资料显示，近三四年内在各种经济成分中增长速度最快的，正是私营经济。所以说，私营企业是市场经济之母。
许多人并不反对私营经济，但心存一种顾虑，即私营经济会造成巨大的收入差距，形成资本家和无产阶级的对立，从而造成社会动乱。然而资本主义国家近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证明，国家通过累进所得税的调节。贫富差距可以限制在允许的范围内，而且一定程度的“公正”的收入差距会鼓励人们学习，创新，勤奋，更多地创造财富，从而保持社会生产力的活跃，正因如此，我国改革开放之后采取了鼓励私人企业的政策。尤其常被人们忽视的一点是，私人企业繁荣了，私人慈善事业也同时繁荣起来。美国私营企业发展最快的是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在同一时期全国的慈善事业以及各种基金会如雨后春笋。我国著名的私人企业喷施宝负担了该厂所在镇的全体孤寡老人的赡养，还支持兴办学校、桥梁、道路等公益事业，也是一个证明。
1994年6月21日
收入差距扩大的后果有利有弊
经济增长不是全部目的，平等地享受增长的成果同样是相当重要的社会目标。我国在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它带来的政治的，经济的，道德的负面后果十分明显。这一现象如果任其发展，会严重偏离社会主义的目标，甚至导致不可控制的局面。政治家、学者、文化人从不同侧面提出了许多积极建议，力图控制这种发展的趋势。然而我们回顾改革开放之前，收入差距的确很有限，但却造成了一个大家一起受穷的悲惨局面。收入差异和经济增长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是收入差异推动了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增长必然导致收入差异的扩大？以及这种扩大最终是否一定会造成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
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社会分工基础上的货币经济。一个人在市场经济中要能生存必须要有钱，而钱是用自己所持有的生产要素通过交换得到的货币收入。因此生存有两个条件，一是持有生产要素，二是此要素能通过交换取得货币。劳动是每一个正常的人都具备的生产要素，然而将自己的劳动转换为货币收入却取决于一系列条件，譬如要存在对劳动的需求，在空间时间上供需能接触，劳动的质量恰为需方所要求（在一个分工的社会中劳动质的区别极大）。这些条件中任一个不能满足就发生失业现象，在一个没有分工和交换的自给自足的社会或一个计划分配劳动的社会内生存的条件完全不同，所以市场经济的确为制造贫困提供了条件。
另一方面，由于多种原因，市场经济中各人所拥有的生产要素在数量和质量上可以有巨大差别。一个世界级拳手一场比赛可以获得上千万元的收入，一个拥有十亿元资产的富翁，躺在床上每分钟就有200元利息收入。这种财富的迅速集中过程，在非市场经济中也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市场经济的确会导致收入差距的拉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造成收入差距的因素可以按性质分为三类，一是由于先天的缺陷，例如残疾，弱智，或者出生在一个闭塞地区的贫困家庭。这种因为出身时的条件所导致的低收入，会引起社会的同情。市场经济国家里的慈善事业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这是由境况较好的企业或个人出资，帮助那些处于不利条件下的人们。较为富裕的企业或个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一定会产生的，而且历史证明经济越发达，慈善事业也越兴旺，当然，政府也会制定各种帮助穷人的办法，但从近几年的发展趋势看，私人慈善机构起的作用越来越大。
第二种产生收入差距的原因是各人主观努力的不同。凡是适应市场需要，又肯努力学习，努力工作的人收入会逐渐超过不愿意这样做的人，这正是市场的根本功能，它使人们有积极性去满足社会上其他人的需要。所以这样的收入差距不但无害于社会发展，反而是发展的动力，我们没有理由去消除它。有的人看到某些歌星、运动员、作家的收入高得出奇，因而提议要用限暴利法去加以限制。这是根据不足的。只要他们的收入是从公平竞争的市场上取得的，并且按章纳了税，就是合法收入。国家有义务保护每个人的合法收入。一个人的收入应否受到保护，在于收入的是否合法，而不在于收入的多少。这是吃了半个世纪大锅饭的中国百姓要从根本上加以扭转的概念性变化。然而要使这种收入差距真正能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还需要一个条件，就是从低收入通过努力学习和工作迈向高收入的渠道畅通。政府不但要保护劳动市场的公平竞争，严禁走后门，或垄断录用权，或对进入竞争设置名目繁多的障碍（如不许农民进城找工作，找工作要有本地户口等），而且还应帮助处于低收入的人能得到免费教育的机会，以及免费提供劳动市场的信息，例如不收费的人才介绍。
第三种造成收入差距的原因是非市场性的，或由于特权形的，例如贪污就是一例。消除这种不应当产生的收入差距的方法除了政治上完善人民监督之外，就是取消政府不必要地干预市场的各种规定。最近除了规定标准信封的规格之外，又规定印制信封的印刷厂必须经过审批。这种规定又增加了无数以权谋私的机会，更严重的是贷款利率低于通货膨胀率，因此分配贷款相当于分配钱，此种权利可以用来换钱。政府一方面在努力肃清贪污，另一方面又制造出许多贪污的机会，这一场混乱不知要到哪一天才能有个结果。
1994年6月16日
为什么不保护生产者的权益
最近一阵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活动在全国各地展开，对抵制假冒伪劣，整顿市场秩序，提高服务质量起了很大的作用。有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只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老百姓上班时是生产者，下了班就是消费者，难道生产者的权益就不应该保护吗？这个问题提得非常之好。过去曾经风靡一时的“维持物价稳定，保护消费者的权益”现在已经不提了，因为物价不能偏袒消费者一方。如果物价压得过低，不利于生产者，最终吃亏的是消费者自己。据此，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活动还有没有必要呢？
回答是肯定的，因为消费者和生产者对于商品的了解程度是不同的，在经济学中称为“信息不对称”。老百姓中有一句谚语：“走遍南京到北京，买的没有卖的精。”供应一方常常利用消费者信息不全的弱点，获取非分之利，这种行为近乎欺诈，所以要专门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生产者专门生产一种商品，而消费者消费几百上千种商品，所以生产者不难全面了解商品的价格，包括许多竞争者的价格，尤其是他自己的生产成本。而消费者不可能对每种商品都去作一番调查。所以常常在价格上吃亏。再有便是商品的质量，像电视机、录相机等的质量从外表根本无法判断，只有生产者自己肚子里明白，他们生产劣质品却按优质品的价格出售。由于这些信息不对称，消费者需要得到保护。
有利于消费者的信息不对称是否可能出现呢？这里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即在超级市场购物时消费者是否偷窃了商品，就这件事而言，消费者自己最清楚。他或者偷了，或者没有偷，每个顾客对此有百分之百的了解。但对供应方而言，他怀疑每一名进入过市场的人，但又缺乏确切的信息。这一局面使超级市场遭受巨大损失，据欧洲几个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