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性繁荣-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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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房房主贷款公司可以接受以按揭作为贷款给按揭贷款方的抵押物，条件是要求该按揭的条款要比当时通常所见的条款更合理。通过这种方式，住房房主贷款公司既解决了急迫的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问题，又鼓励了远期的经济创新。这也是一家新的住房房主贷款公司今天能够而且也应该做到的。　
　　　　本质上说，救市的所有潜在成本都是由广大民众来承担的，不过这些钱并没有装入哪一部分投资者的腰包里。本？伯南克经常呼吁全国银行减记数以百万计的按揭贷款本金，他要表达的真实意思其实是本金减记“最有利于保障借贷双方的利益”。当然，有些限制性的减记是基于放款人的利益：如果放款人未能为陷入困境的购房者改进按揭条款，那么购房者很可能就会简单地放弃这部分财产，而且被放弃的这部分财产通常是处于一种价值受损的状态，因此放款人将面对的是巨额的法律成本和时间成本。放款人知道得很清楚，如果购房人看到有很合理的按某种优惠的条款继续支付房款的希望，让购房人仍然保有住房其实符合放款人自己的最大利益。伯南克很小心地不让他的话被当成是让某部分不幸的投资人去承担处理美国经济系统效应成本的建议。但是，由于将自己的关注范围限制在了那些针对借贷双方共同利益的行动上，伯南克所做出的建议其实只是让放款人继续做他们已经在做的事情。不过他的讲话在处理次贷危机中没有产生实际效果，因为这些讲话并没有提供任何经济方面的砝码。　
　　　　美国联邦参议员克里斯托弗？铎德提出了一个联邦住房所有权保护公司的概念，一个现代版的住房房主贷款公司（铎德后来放弃了这个新建公司的主意）。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和美国联邦众议员巴尼？弗兰克一起提到了授权联邦住宅管理局为束手无策的借款人那些已经经过再融资安排的按揭提供高达3000亿美元的担保。他们并没有把这种情况说成是救市或者给纳税人增加负担——但毫无疑问的是，如果违约率变得很高的话，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建立一个新的机构（比如像住房所有权保护公司）所产生的效应，要远胜于仅仅扩大联邦住宅管理局的融资权限，因为一个新的机构更有可能为按揭贷款人提供除现金以外的更多服务，一个新的机构也更能吸引领导人去关注这些基础的变革。建立这样一个机构也是一种宣示的方式，表示我们要严肃认真地解决这次次贷危机的决心。我们现在也需要特别留意住房房主贷款公司解决方案中其他方面的情况。具体来说，我们需要关注住房房主贷款公司的再生，建立新的按揭条款规则，这一点我将在下一章中进行论述。　
　　　　正确制定短期解决方案　
　　　　与具体实施的短期解决方案同等重要的，是隐藏在这些方案后面的心态。我们必须正确制定这些方案，保证它们从一开始就运行在正确的道路上。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正确认识问题的范围，为解决这些问题分配好足够的资源，并且设定正确的政策基础目标。　
　　　　如果想要让我们在这里讨论的短期解决方案有成功的机会，我们的领导人首先必须在第一时间承认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如果领导人继续声称现在的经济转向只是一次普通转折的话，这种态度对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没有任何帮助。这种方式是赫伯特？胡佛在大萧条期间采用的策略，当需要面对真正的根本性变革时，这种策略通常会被每一位政府及商界领导人所奉行，然而这只会导致人们对那些身居高位的人企图通过暗示的力量操纵公众思想的卑劣手段进行谴责。　
　　　　我们必须做好充分准备，必须实施更多的减税措施，而且可能要历时很多年。这些减税措施可能最终会对国家的债务情况产生负面影响。只有我们真正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这种可能性才有可能被大家所接受。　
　　　　我们还必须注意银行和证券商的资本充足情况，因为如果住房价格持续剧烈下降，将会削减它们的资产，使它们很轻易被置于不断增长的压力之下。如果它们的资本不足，而且让它们的生意伙伴明显地感觉到这一点的话，就会使系统的流动性进一步下降，这种情况在一场正在不断恶化的危机里会以非常惊人的速度传播。　
　　　　我们必须心甘情愿地投入足够的资源来确保救市的行动能够得到正确实施。领导人应该面对现实，勇敢地承认这些行动就是救市，并且耐心细致而且足够冷静地对采取这些行动的原因进行必要解释。只有通过这样的努力，才能将足够的资金投入到这些行动中，并产生我们所期望的效果。　
　　　　设定好合适的政策关注点也是非常关键的问题。救市的目的不应该是保持住房市场、股票市场或其他任何投机市场的高市值。救市的根本目的是防止出现对我们的体制和我们相互间经济信心的丧失，并同时保持一种社会公平的理想追求。基于这样的考虑，救市的重点应该主要放在防止绝大多数普通人产生悲观情绪这个点上来。　
　　　　至于说住房的价格，政府政策的立足点应该在于限制房价。我们需要更多经过规划的城市中心区，通过建设更多的中心区可以增大供给量，从而把城市的住房价格降下来。《1968年住房与城市开发法案》的起草人就非常清楚这个需求，而且这个法案建立起了一种机制，使这种设施完备的新城市的建筑商可以向住宅与城市发展部申请支持。这个立法的通过导致了一些新的城市中心区的出现，但这个法案的力度还不够，我们需要通过新的立法来支持新的城市社区的开发。　
　　　　针对当下的这场危机，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差异相当大。我们必须为确保经济的公正心甘情愿地买单，这样说的意思是需要分配一些资源来鉴别——当然是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在这些按揭借款人中谁是被误导、被不公正对待的，然后将救市的焦点主要地集中在他们身上。　
　　　　一些非营利组织，比如“自助组织”和“美国邻里互助组织”，都非常愿意花时间去帮助那些具体的房主来摆脱困境，但这些组织的资源在目前这场如此大规模的危机面前显得微不足道。政府的“希望现在行动”也无法提供足够的解决方案，因为它没有官方的资源支撑，它只是一个政府主导的商业联盟。如果住房价格持续下滑，接下来的几年将会有更多的房主陷入困境，这将成为一个对我们来说代价高昂的问题，并将使我们现在已经捉襟见肘的系统面临更大的压力。　
　　　　政府现在应该花费资金来重组救市体系，以便这个体系能运作在一个更具有系统性的基础上。新的住房房主贷款公司可以用来处理复杂的救市程序，逐一修改贷款条款，对那些拿出时间和精力来帮助具体借款人客观地认识清楚现实的状况，并协助政府对那些符合条件的借款人提供资助的按揭放款人给予相应的奖励。　
　　　　在我们成功地控制次贷危机不再进一步恶化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转向长期的解决方案，防止我们已经身陷其中的这种困境再一次降临。次贷危机解决方案中有关这部分的内容将是我们下一章的主题。

　　　　第五章　
　　　　次贷危机解决方案（在防止未来再次出现类似现在这场危机的情况的同时，尽可能减轻这场危机的余波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的关键是使金融走向民主化，把那些合理有效的金融原则的应用范围扩展到一个更广阔的社会层面上，并采用所有我们现在已经掌握的现代技术来达成这个目标。　
　　　　从长期来看，通过这样的方式，类似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这种房地产泡沫的发生率会大大降低；就算这种泡沫仍然还会产生，市场自己也会建立起合理的机制来对此做出适当的反应，而不是像我们在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后看到的那种亡羊补牢似的快速修补。　
　　　　从历史上看，银行系统存在着非常大的不稳定性，例如在1797年、1819年、1837年、1857年、1873年、1893年、1907年和1933年，美国都出现过非常严重的银行危机。这些问题经过多年来所进行的很多次体制革新后，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得以解决，其中比较著名的有1913年联邦储备体系的建立和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新政改革。但这些有效的改革措施尚未能触及到我们经济体系里的所有领域，特别是住房领域，这个领域现在仍然是在一种事实上非常原始的金融意识的指导下跛足前行。除非我们能以更广阔的视野来考虑对困扰绝大多数房主的金融体制进行改革，否则我们将持续不断地遭受一次又一次危机的打击。　
　　　　由于引发这场次贷危机的那些问题对我们来说是如此司空见惯，以至于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人对我们现行的金融体制所存在的缺陷进行广泛深入的检讨，这是一个十分发人深省的现象。当市场开始滋生泡沫，而且泡沫已经开始破裂的时候，大多数人对他们将要面临的巨大的经济危机通常只有非常有限的自我保护，而且持有的还是风险非常高的千篇一律的资产组合，当他们失去工作或者病倒后，风险就有可能将他们彻底毁掉。　
　　　　这些问题被某些人看成是金融系统的一种必然属性，而系统本身又被认为是一种不受任何改革影响的封闭体，就像是大自然的一个产物。而那些成功的体制改革成果，比如在新政时代推出的改革措施，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个被广泛认可的冠冕堂皇的说法根本就站不住脚。基础性的体制改革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　
　　　　在建设新的制度基础，启动建立一个更有保障的经济环境所需的改革过程中，次贷危机无情地暴露出有关领导者对这一部分内容是如此缺乏想象力。本章将提出这类体制改革的一些切入方法。　
　　　　讲究技术　
　　　　在一开始着手进行体制改革的时候，我们首先必须要搞清楚哪些技术可供我们在改革过程中利用。信息技术是我们现在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对于次贷危机的解决方案，这也是一个关键性的技术。持续发展中的电脑，数据采集及处理能力，“聪明”的技术，以及快速、廉价的通信方式，都为实施好这些次贷危机解决方案——修正经济体制基础中一些耸人听闻的偏差——提供了极为有效的工具。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在最近几十年间，我们的知识体系在金融数学领域出现了令人十分惊喜的进步。金融数学理论作为经济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让我们可以挖掘出风险管理技术所具备的全部潜能——特别是当这些技术应用于十分广泛的范围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先进的信息技术使得所有这一切想法都有可能实现。理论上的进步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们能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到达什么地方，以及通过什么方式寻找机会来使这些金融技术提高人们的福利。　
　　　　金融数学理论帮助我们了解金融合同的双方怎样从合同中获益，并且告诉我们怎样去优化双方的分享机制，以保证全人类的财富作为一个整体能得到增加。如果我们想要避免那些针对危机的政策建议出现矛盾和反复无常的情况（例如固执地坚持对那些没有经过认真考虑，也没有合理动机就莽撞入市的人进行救市行动，或者是站在“另一边的岸上”为救市行为买单等），我们就必须依靠这个理论。　
　　　　现代金融理论在代理制理论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代理制理论解释了怎样激发代理商尽可能地按所有交易参与方的利益行事，而不只是考虑代理商自己的利益。这个理论很好地解释了怎样通过构建金融体制，正确平衡各方的动机，从而将道德风险置于控制之下。　
　　　　在相似的脉络下，人类科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和神经生物学——也正在大跨步地提高我们对人类精神层面的了解，而且这些知识现在也正被应用到金融和经济领域。通过这些理论，我们对为什么人们会犯下这些经济错误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更清楚怎样去构建新的体制来帮助我们避免再次出现这样的错误。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领域的发展也发生了革命性变化，这些学科包括了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所取得的成果。由于这个原因，很多守旧的金融理论学者拒绝接受这些革命的成果，因为他们担心这会使他们的数学模型失去作用。其实，事实恰恰相反——这些革命为他们的模型的成功运用打开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否认心理学及其他社会科学对金融理论的重要性，就如同物理学家否认摩擦在牛顿力学中的重要性一样让人匪夷所思。如果牛顿力学只能在摩擦可以被完全忽略的领域应用的话，那么它的应用领域大概只能是在航天领域。一旦我们在这个理论中加入摩擦的理论，牛顿力学就适用于解决地球上的问题了，而且也成为了为改善我们日常生活质量而设计机械设备的工程师们的基本工具。我们今天面临着一个与上述情况具有可比性的情况，因为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的出现将极大地促进我们在金融工程领域的巨大进步。　
　　　　我们可以开发新的机制来解决世界现在正面临着的很多基础性的风险问题。但正如我们先前已经注意到的，只有对制度基础进行革新，通过稳定扩大财产所有权，特别是住房的所有权的范围，推动更快的经济增长，这个目的才可能得以实现。　
　　　　接下来大家即将看到的是一整套改革的建议方案，供领导人——政府的、民间的和商界的，包括美国和海外各国的——借以为住房市场以及其他资产市场铸就一个新的体制基础。归总起来看，本书中所提出来的这些建议措施与新政时代为应对20世纪30年代的金融失灵所进行的改革的精神与内容，以及其他制度性改革动议（比如为保障国际间银行系统安全而进行的《巴塞尔协议Ⅱ》改革）遥相呼应。　
　　　　由于这些建议在某些情况下很明显地表现出了与过去我们实际情况相比较偏离得比较大的现象，因此，开始时出现一些怀疑这些建议根本不可能进入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