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性繁荣-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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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的心理的悲伤。弗雷德里克？路易斯？艾伦在他1931年出版的《只在昨天：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简史》一书中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时候），不管漫步在美国任何城市或城镇，人们很难不注意到这些景象。”女士的着装风尚变了：短裙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更正式、很少暴露的款式。“终于过去了”的这种感觉是如此地让人兴奋，我们正昂首迈进一个甩掉所有禁忌的新时代。浪漫、充满诗意的戏剧和小说重新流行，取代了那些挑战我们当时价值观的作品。对企业家及精明生意人的追捧的热情开始退潮。对当时还算惊世骇俗的先锋理论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热衷也变得不是很常见，甚至对宗教的思考也向更传统的方式回归。　
　　　　1932年，精神病理学家Ｗ？贝兰？沃尔夫写道：“整个国家笼罩在心理疾患的阴影中……那些失业的美国人呆坐在家中收听广播（前提是他还没有被逐出家园），或者谦卑地站在那些领取食物的等待救济的人群当中，或者满脸愧疚地向社会机构申请救助——如果这些都被拒绝了，他就只能向最无法忍受的那种人格侮辱低头。奴隶的道德观又回到了我们中间。”

　　　20世纪30年代，激进的情绪在进一步强化。哈维？克勒尔在他出版于1968年的《美国共产主义思潮的全盛时期：大萧条时代》一书中，描绘了美国人，包括工人和知识分子，怎样被共产主义理论所征服，20世纪30年代也因此被称为“红色年代”。劳资关系出现恶化，双方甚至产生了敌意。劳动争议的激烈程度非同一般，有的时候甚至演变成了暴力。从对经济信心的影响方面看，目前的次贷危机在某些方面与大萧条的发端非常相像。　
　　　　弗朗索瓦？棱勒2007年出版了法文书《我们所面临的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这位法国商业杂志《回声》的编辑发现，价值观和传统习惯的改变，信心的丧失，甚至是失望情绪的出现，都是同时发生的。身处那些美好的年代时，人们都非常乐意进行合作，并乐意向他人提供帮助，但当对未来的乐观态度开始变调时，他们就会变得自闭、易怒、恐惧和自私。　
　　　　本杰明？弗里德曼在他出版于2005年的《经济增长的道德后果》一书中，引用了世界发展史上的大量证据，说明当人们看到未来充满无限希望的时候，他们更能进行建设性的协作，支持民主的理想以及政治和社会的自由化；而当人们看不到未来的发展前景时，他们的理想就会出现大的倒退。　
　　　　弗里德曼指出，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地方，特别是欧洲，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大萧条从所有的方面都证明了他的理论完全可以预言法西斯主义、反犹太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以及最终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但他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对于他的理论来说“显然是一个例外——很多方面的例外”。在美国出现了令人费解的合作和改革精神，而且最终通过新政而得以具体化。虽然当时面临着巨大的动荡局面，但与此同时又具有积极的制度变革和进步的理性追求，这些积极的方面冲抵了由萧条产生出来的绝望情绪。劳资双方以及穷人与富人间的敌意，也由于有了正共同迈向更美好的明天的共识而得以缓和。　
　　　　在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局面时，美国和欧洲对大萧条所做出的反应开始时是完全平行的，这点我们可以从凯恩斯的《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中找到明显的证据。获胜的盟国向战败的德国提出高昂的战争赔款要求，根本没有考虑到这种要求对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可能产生的破坏，这些条件可能在战胜国和战败国双方的国家间以及民族间引发强烈的对抗情绪。凯恩斯写道：“如果法国自己的金融情况处于混乱到几近崩溃的状况，如果法国被从精神上与自己的朋友孤立，如果流血、苦难和盲从的情绪从莱茵河一直向东蔓延到两个大陆上，那么，法国会因为把岗亭建在莱茵河上就能获得安全感吗？”　
　　　　历史证明凯恩斯对当时那种不合时宜的经济安排可能带来的社会变化的忧虑是正确的，他所忧虑的那些问题很可能就是导致后来在一代人之后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之一。我们必须时刻关注公众对公正和公平待遇的理解，关注公众对我们的经济体系向前发展，并为所有人提供公平机会所具有的信心，然而这个信心目前正被这场次贷危机严重地侵蚀着。　
　　　　我们正面临着这样的风险，对当下的经济危机的不当处置可能会使我们的社会退回到很久远的过去，这种倒退不仅仅表现在经济生活方面，同时也表现在社会生活方面。我们现在必须立即行动，防止任何可能危及我们社会团结的严重危机出现的可能性。对经济体系的信任以及信心的丧失可能产生的后果，不仅会影响到经济体系本身，也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组织，让我们大家遭受更多本不应该出现的苦难。　
　　　　现在所需要的紧急的修补与大萧条时期所提倡的情况类似。曾任美国住宅银行与货币委员会主席的亨利？B？斯蒂格尔在1932年时说：“当然，它确实牵涉到违背现有的政策和观念的问题，但我们在眼看着一所房子正在燃烧的时候，不可能再站在旁边，对采用哪一种方法灭火进行无休止的辩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本能地采用任何最方便而且能最快达成目的的最有保障的方法。”　
　　　　这个火的类比是比较恰当的，因为我们当时和现在所共同面临的真正的问题，确实像一场突发的大火——飞快地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从一项业务到另一项业务，快速传播各种问题。次贷危机更为严重的后果在于“系统效应”——那些在整个经济体系中都可能感觉得到的效应。在医学领域，一个外伤的系统效应指那些对身体的各个部位，包括远离初始创伤的身体部位都会产生影响的情况。比如说，对某一个肢体的伤害会引发这个肢体出现坏疽，而坏疽会导致死亡，要阻止死亡则要及时将患有坏疽的肢体截掉。

　　　在经济领域，系统效应全部都是外在的，特别是那些在极端情况下表现出来的效应更是如此。通常情况下，经济领域的系统效应都与投资者信心以及心理传染和社会传染有关。一个经典的例子是一家全国性的银行的营运情况会受到某一家银行或少数几家银行倒闭的影响。当存款人有理由认为可能失去自己的存款时，他们就会从所有的银行中取出他们的存款。然而就算是那些行事最为稳健的银行，也只会将所收存款中的少部分留做存款准备金，而遇到这种灾难性的提款风潮时，很难保证满足全部的提款要求。这种部分准备金的银行业务正常运行需要达到双重均衡：人们信任银行，因此，银行看起来就值得信赖。反过来说，如果人们对银行失去信任，从银行抽走资金就会致使银行倒闭，这时，信任的缺失就成为了一个典型的“自我实现预言”。要弄清楚从一个均衡转变到另一个均衡的原因并不是很容易，因为这往往同时包含有社会传染和经济传染的情况。　
　　　　在1929年股票市场崩溃后出现，对美国和世界其他发达国家产生深远影响的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系统性故障。实际上，危机在1929年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主要表现在住房市场上，在此之后它开始向股票市场蔓延，然后引发了严重的银行危机，并随即对几乎所有的行业都产生了影响。　
　　　　经济史学家克里斯蒂娜？罗梅尔认为，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出现符合公众对1929年股票市场崩溃所做出的逆反应。她发现，预测人士对这次股市崩溃的经济影响的反应与他们对1920~1921年间和1923~1924年间经济低迷期间所做出的反应截然不同。1929年的崩盘情况一出现，这些预测人士（尽管他们没能预测到紧随其后的大萧条）都异乎寻常地表达了对经济前景充满了巨大不确定性的看法。罗梅尔相信，正是这个不确定性导致了严重的消费者支出紧缩，并最终引发了大萧条。　
　　　　经济低迷的出现可能会最终改变经济政策的政治支持属性——包括那些针对正在加剧的低迷情况的政策。在萧条时期社会对劳工的支持热情进一步高涨，正如经济学家哈罗德？科勒和李？奥哈尼安所说，这是由于政府政策鼓励企业接受工会的要求，就算是这些要求其实只是为了内部群体的利益而牺牲外部群体的利益（外部群体指的是那些当时暂时没有工作的人）。1933年《全国工业振兴法案》是新政体系中比较缺乏创新意义的一个措施，它授权总统可以同意企业间进行价格联盟，前提条件是企业接受工会的某些要求。在该法案于1935年被宣布违宪后，罗斯福政府仍然对那些满足工会要求的企业在进行《反托拉斯法》制裁的时候故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今天存在着这种可能性，就是出现我在《非理性繁荣》一书中称为“关注重叠”的那种现象，让我们开始忧虑那些极有可能出现、已经在我们的意识里沉寂了多年的经济问题。在关注重叠现象中，开始的时候是经济事件或者经济问题成了很多谈话和媒体上的文章所关注的焦点，这种现象一直会持续到所谈论的这些事件在公众的思想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为止。这些变化是质变性质的——通过某些故事、理论和事实——而且不可以用分布如此广泛的各种不同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来进行衡量。事实上，长期持久而且剧烈的变化经常会在那些传统的经济学家发现任何先兆之前非常突然地发生。　
　　　　次贷危机没有被包括在我们制订计划时可能考虑设立的应急预案里，我们被困于自己错误订立的契约安排之中。很多人很显然是在本应该行事非常审慎的时候，被这种类似天上掉馅饼似的好事和快速致富的欲望所引诱，陷入了金融世界的汪洋大海之中；而另外一些人陷入困境却并非是因为自己的错误，而且他们也正在拼命地力求自救。这些情况跟我们所能想象到的完全一致，没有人能够在如此有限的时间内快速而且令人信服地鉴别出这些待救的人中谁有错、谁无辜。　
　　　　我想强调的是，在一个随时存在崩盘危险的不动产市场中，可能存在的系统效应远比住房价值的降低更重要。因为无论住房的价值降低多少，作为房子来看，它仍然是同样的房子，能为我们所有的人提供同样的功能。但如果是经济系统的产出率下降，那就是实实在在的损失，而不只是停留在纸上。资产负债表上反映的由于住房价值降低导致的人们的损失，只是一个纯粹的财务损失，但是如果让这些情况肆无忌惮地破坏公众的信心，这些损失就有可能转变成经济系统中真正的巨大损失。　
　　　　在类似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这种金融系统失灵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搁置政治和政策上的分歧，立即退回到一个更为基本的社会契约的基础上——这个社会契约指我们整个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应该保护所有人免遭重大灾难的困扰，同时控制住那些已经出现的问题，使之不要再蔓延（对以上所有说法的释义应该都是常规性的释义）。这样一个社会契约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最有价值的保护体系，因为我们作为一个社会整体，不可能做到对所有可能出现的不可预见的情况都预先进行非常全面的规划。　
　　　　从实际情况看，各式各样的救市措施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支撑各个经济体的稳定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包括我们美国的也包括所有其他国家的。联邦储备局自1914年成立以来，已经对很多陷入危难的银行进行过救助。英格兰银行在过去的数百年间也一直在做着同样的事情。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过去我们没有办法避免救市的情况，今天我们同样也没有办法做到不救市。　
　　　　当我们很自然地争辩救市行动对那些没有得到这些好处的人不公平的时候，事实上，对什么是公平、什么是不公平的界限划分也很难做到泾渭分明。不公平的现象在我们的经济体系中一直就是一种司空见惯的情况，收入的巨大差异就是一个明证。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很久以前那些历史上的不公平所遗留下来的影响，最著名的当然就是美国贩卖黑人作为奴隶的事件。直到今天，美国黑人作为一个整体看，还没有能完全摆脱这段受压迫的历史带给他们的经济阴影。　
　　　　联邦住宅管理局以及类似的政府主办的企业（房利美和房地美），其主要的作用就是对那些低收入者提供住房补贴，这种做法可以被看成至少是在部分修正社会中存在的收入不平等的情况。另外，补贴低收入者的住房或许还具有正面的社会外部效应，这种外部效应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如果处在社会边缘的成员中有人能通过拥有住房而感觉到在为自己的成功进行投资，他就会对我们社会的和谐产生更高的期待。如果现在对那些低收入者提供更多的救市措施的话，这或许可能正是对我们所有人的一个善举。也许，次贷危机正磨砺着我们的社会良知，而且是以一些无法直接观察到的方式。

　　　　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组织，仿照在上次惨烈的住房危机中建立于1933年的住房房主贷款公司，为贷款购买住房的人提供更便捷的信贷服务。我们正面临着这样的一个机会，按照设立新的住房房主贷款公司这个思路起草的计划获得了大力的支持，包括经济学领域的艾伦？布林德和马丁？费尔斯坦以及法律领域的迈克尔？巴尔等人，他们都力挺这个计划。然而在国会方面，对这个建议的态度仍然存在着非常大的分歧，现阶段来看，它仍然可能只被当成一项提议。国会最终的任何决议案都有可能会使开始时的方案被掺水，就算是国会做出了意义深远的决议，但如果次贷危机的情况持续恶化，国会在以后的日子里也不会为这个机构提供充足的额外资助。　
　　　　住房房主贷款公司可以接受以按揭作为贷款给按揭贷款方的抵押物，条件是要求该按揭的条款要比当时通常所见的条款更合理。通过这种方式，住房房主贷款公司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