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大师大结局-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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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说鲁迅思想消极，倾向虚无主义，便引起了左翼青年的愤怒。一位青年从武汉给他寄去一张明信片，指斥他“不懂鲁迅的学问，最好不要乱说。”还有人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指责周作人此举是“想把鲁迅精神所影响的青年拉到他精致的苦雨庵里去。”
不过，许广平却表现出了相当的宽容与大度。看见周作人谈鲁迅的文章后，她亲自写信向昔日老师、今日的小叔子表达谢意。后来，中共地下党员，鲁迅生前的学生冯雪峰曾约请周建人出面，写信邀其南下，但为周作人所拒绝，他说，他害怕鲁迅在上海的党徒对他不利。其实，这里面也包含有鲁迅的意思，他生前曾希望周作人能走出书斋，为国家、民族做点大事，如北京的知识界发表救国宣言时，周作人居然没有署名。他可能至死都不知道，鲁迅生前曾公开说，周作人在文学上的成就是第一流的，就连病重时，还在读他的文章。
文学巨匠…鲁迅哀荣备至
鲁迅弥留前留给许广平的暗示，曲笔两行，意蕴何在？场面盛大、哀荣备至的葬礼，究竟是中国共产党、宋庆龄等主持，还是鲁迅家人所为
鲁迅去世后，由上海救国会、宋庆龄、蔡元培、左联等共同发起和成立了治丧小组。签于上海市区不甚方便，宋庆龄建议，将鲁迅的坟地选在虹桥路万国公墓，那里离市区较远，有可供丧葬的坟地，同时，宋氏家族的墓地也在那边。
许广平会同周建人等亲属实地考察后，觉得甚为理想，便采纳了宋庆龄的意见。接下来，便是选购棺木。
挑选棺木时，宋庆龄、茅盾夫人孔德芷、周建人夫人王蕴如陪同许广平母子到万国殡仪馆一带选购。他们一行先是看了几家中国人开设的棺木店，这些店铺陈列的棺木，从高中档到平民化，一应俱全。至于样式，则是传统的中国模式，板材厚重，油漆上光，森然鉴人。走了几家，大伙都觉不甚满意。后来，大家觉得购买西洋式的，既大方又符合鲁迅的身份。一行人于是又来到万国公墓附近的售棺展示室，许广平一咬牙，挑选了一个价格相当昂贵的西洋式棺木。
出殡时，万人空巷。许多人怀着悲痛的心情，自发地加入送葬者的行列。宋庆龄臂缠黑纱，面容哀戚，她和孔德芷等陪伴着许广平母子走在送葬队伍的中间，引人注目，鲁迅的棺木则由他生前喜欢的学生萧军领头，六个人抬着，缓缓走向墓地。棺木上覆有上海救国会会长沈钧儒题写的“民族魂”三个大字。整个葬礼由蔡元培、宋庆龄和沈钧儒主持。
事后，鲁迅之子周海婴称，整个丧葬费用实际上是由其母许广平自己出资操办的。但是，有人则指出，实际上，鲁迅逝世后，购买棺木、墓地乃至送葬费用，宋庆龄、上海救国会、中国共产党都曾介入其中，至于究竟是哪个所为，或出资多少，在鲁迅身后又成了一个谜。
鲁迅生前，曾给许广平留下过这样的话：“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许广平从1936年鲁迅去世直至她1968年因心脏病病逝于北京，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她与儿子相依为命，在心灵深处，固守着鲁迅之灵。哪怕青丝变白发，亦不曾有过再婚续嫁的念头。著名剧作家魏明伦曾不避尊者讳，斗胆放言，许广平在鲁迅身后矗立出了一座偌大的高级贞节牌坊，守的是另外一个意义的节烈。鲁迅的两行曲笔里，难道就是这方面的暗示？同样，许广平也有她独善其身、不再他嫁的权利。孰是孰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当然不可简单地一言以蔽之。
不过，许广平在鲁迅的生前身后都是值得称赞的。当初，能冲破封建伦理的樊篱，与鲁迅一道追求自由美好的爱情，在那时，无异于石破天惊之举，而这种举动是需要百倍勇气的。鲁迅去世后，许广平扶老携幼，以孱弱的双肩担大义，上要供养鲁迅老母、发妻朱安，下要抚养遗孤海婴，对于一个旧时代的女性而言，这又是何等的不易？
具有趣味的是，鲁迅身后，靠其“盛名”过活的大有人在，与之失和的二弟周作人便是明显例证。解放后，他便是靠撰写鲁迅的回忆文章勉为度日，至于他人，因为鲁迅的盛名，或学生，或友人，或论敌，做了官，成了名，成了家的，更不在少数。
书生本色—吴宓夜半尿遁
夜半尿遁，一代宗师身留大陆，成为学界佳话；阴差阳错，误会连连，导致吴宓和钱钟书师生反目；长篇小说《围城》问世，引出半个世纪的文坛公案
1949年11月，雾锁重庆。曾经歌舞升平、被誉为抗战堡垒的陪都，乱如炒豆。人民解放军刘、邓大军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突破蒋介石苦心经营的乌江防线，兵锋径指重庆城。
11月23日，在一片慌乱和人心浮动中，僻处重庆远郊的北碚西南师大校园内，两位身着黑色中山装的国民党情报人员，手持机票、信函，匆匆由台湾赶了过来。
神秘的不速之客此行的目的，是专门敦请名满天下的“学衡派”宗师，抗战时留寓西师的教授吴宓去台湾大学任教。颤巍巍地移步上前，握着那封由台湾“教育部长”杭立武、台大校长傅斯年联袂写就的措辞诚恳的邀请信，吴宓脑中掠过一丝不祥。前不久，他家的世交兼乡党，国民党监察院长于右任便是以同样举措，被挟持去了台湾。行前，于右任面对来访送行的吴宓，凄然叹曰：“勿走我的老路，华容亡命，沦为奔亡之虏，恐他日再难相见。”
想到这里，吴宓将信函一放，眨眨眼，推辞道：“谢谢！我不服南方水土，不能去台湾。”
两位使者一听，顿时面面相觑。国民党溃败在即，大陆政权更迭之际，国共两党忙于争夺各类人才。自9月以来，一大批学界精英被共产党从香港、上海、昆明等地抢救出来，安全送到了北京。得人才者得天下，这个道理谁人不懂。吴宓便是国民党内定的学术大师，非得抢至台湾去不可。为此，国民党教育部长杭立武、台大校长傅斯年特地以学生、老友的身份出现，安排好专人赴西师相邀。须知，这时赴台只能乘坐飞机，不少达官显贵忙于奔逃，要谋得一张机票可谓天大难事。就连“行政院长”阎锡山，此时也当起了“票务员”，亲自掌控去台机票。吴宓此行的机票，则是由蒋经国出马，特地从阎锡山手中留出的一张。
今见吴宓执意不从，两位使者急了，他们半是哄骗半是威胁道：“我们此行，殊为不易，望先生鉴谅。再者，清华要迁台，您是清华的老教授，清华需要您。直言之：您吴雨僧教授者，是清华的老前辈、我们的宗师，凡我清华同学，绝不能丢下您不管。以您的身份，即便留在大陆，共产党未必能见容。今天，您恼我们、打我们，我们也得把您扶上飞机！否则，我们无法给学界以交代。”“嗡”的一声，吴宓顿觉凉透肌骨，脑海里一片空白，他木然地张愕着嘴，说不出话来。
两位使者不由分说，草草替他收拾一番，硬把吴宓半是绑票半是搀扶塞进了汽车。傍晚，一行3人住进了重庆宾馆。机票已经买好，五更天奔向机场，清早飞往台北。
吴宓叫苦不已。他如一只关进笼中的鸟，此时只有听任摆布。原想进了市区，抽个空子开溜或捎个信息，让学生营救，但两位使者要了个套间，请吴宓安卧里间，他们外间就寝。
夜深人静，外间鼾声隐约，吴宓却辗转反侧。身陷樊篱，真正是身不由己，怎么办？如果屈从他人意志，强被人拉去了台湾，国民党专制统治滋味自己已尝够了，再说，前半生负笈留洋，归国后四处漂泊，难道垂暮之年还要流落他乡？
不！不能听任摆布。想到这里，吴宓悄悄穿好衣服，蹑手蹑脚摸出了里间，但仍惊醒了外面二人。吴宓只好假称尿急，需上厕所，二人忙上前扶住他，送入厕所。
吴宓顾不得斯文，迈上蹲位，声称要大溲。
一阵寒风袭来，大家同时一激灵。二人抱抱冻得发抖的双肩，哆嗦着说：“好吧，您蹲好，我们去披了衣服来扶您。”然后，一溜烟跑回室内。
吴宓趁机跳下蹲位，快步溜下楼去。二使者听到急速的脚步声，情知不妙，叫声：“糟糕！”抓过衣服，便飞似的追下楼来。吴宓知道自己跑不过他们，急中生智，闪身躲进了楼梯间。宾馆大门半掩，过厅灯火通明，值班侍者伏在案上，正迷迷糊糊地打着盹儿。
二人气喘吁吁追下楼来，却不见半点动静，他们忙推醒侍者，急急地问道：“喂，见到一位老先生出去吗？”侍者揉揉眼：“唔，唔，好像有位老先生出门去了。”
二人快步出门，侍者继续瞌睡。吴宓屏住呼吸，悄悄出了宾馆大门。马路上空空荡荡，朝左望得到七星岗，朝右可眺及临江路口。吴宓定了定神，不见那追来的二人，想必他们已奔进了对门苇家院坝的小街。他们在那里寻觅不着，会很快折回来的。该往何处去？所幸，左边一个路灯电线杆两边斜钉了满堂广告牌，直抵墙壁，构成了小小的三角隐蔽处。吴宓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似的，猫着腰钻了进去。刚刚站定，他便见那二人从对面巷子里出来了。他们站在马路中间，四处张望了一会儿，气咻咻地一跺脚，判断吴宓是朝临江门或武库街去了，便分别朝这两个地方奔去。
见他们走远了，吴宓这才长舒一口气，迅速从广告牌后面钻出来，快步穿过马路，溜进了苇家院坝。他从未来过这里，浑然不知东西。好容易等到天明，街巷上有了行人，他问明路后，便沿上清寺出了城，找到一家偏僻的旅馆，老板见他憔悴苍老，身着褪色破旧的蓝布长衫，又无行李，不肯收住。吴宓困顿万状，再无力上街奔走。情急间，他写好一个纸条，许以酬谢，差人送往重庆美丰银行的董事长康心之处，二人本是好友，康心之这才差人把他接了出去。
藏匿几日后，重庆迎来了解放，吴宓方才安然返回西师。吴宓，字雨僧，1894年8月生于陕西径阳一个门阀世家。其嗣父吴仲旗曾任陕西都督的参谋长兼秘书长，凉州副都统，辞官后赋闲沪上。吴宓幼年丧母，过继给嗣父后，在上海长大成人，1910年，吴宓考上清华学校。两年后，清廷倒台，吴宓考取庚子赔款的官费留学，进了哈佛大学。在这里，他结识了日后中国顶尖级的学术大师陈寅恪，二人因出身经历、志趣爱好相同，成为莫逆之交。在哈佛大学，吴宓的两位导师是著名的法国文学教授白壁德和文学评论家穆尔。他师从二人，深受影响，在古典文学、诗歌、佛学等众多领域造诣甚深。归国后，怀藏“白壁德主义”的他以学贯中西、坚决捍卫传统国学而知名，并逐渐形成了新的派别———“学衡派”。
由于学衡派力持旧学，反对新学，无形中便与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兄弟和胡适为敌，几番热闹的论战下来，便被打得鼻青脸肿，尤其是鲁迅的妙文《估“学衡”》风行于世后，吴宓连同“学衡派”便成了笑柄，时人多贬低他们。
吴宓学成归国后，即与陈寅恪等被聘为清华国学院的导师。在其教帜下，莘莘学子后来闻名于世的不少，为世人熟悉的便有钱钟书、王力、傅斯年、季羡林等。傅斯年去了台湾，而其他诸君，自上世纪80年代始，因文化断代，又复为治学的中流砥柱，从这种角度看，“学衡派”大获全胜于无形之中，足见吴宓的影响。
刚刚作古的、已是学界泰斗的钱钟书便是吴宓的高足。殊为遗憾的是，二人似乎在解放后便不曾交往。
1941年，吴宓流寓昆明，执教西南联大。钱钟书从法国留学归来，他赴昆明，找到了恩师吴宓。早年，出身无锡名门望族的钱钟书，在清华大学求学时，因父亲和吴宓私交甚浓，延请吴宓关照。吴宓便让钱钟书在清华园旁听，并亲自辅导了一年有余的外语，钱钟书学业有了长进后，考入外语系，再后来，留学去了法国。应该说，钱钟书学有所成，成为学贯中西的顶尖级学者，得益于吴宓的某些帮助。
师生间素有往来。当钱钟书确定归国时，吴宓便与西南联大约定，聘他为教授。校方也同意了。系负责人陈福田，在吴宓给钱钟书的信中也附有便函。只是未下确切聘书。谁料，待到钱钟书到了西南联大，校方与他详谈后却变了卦，他们告之吴宓，说钱钟书的学问尚欠火候，暂时还只能聘为副教授。校方易辙，师生二人据此意态怏怏。吴宓失望之余，便劝钱钟书去了湖南兰田师范学校任教授，并亲笔写了推荐函。钱钟书遂转投湖南。
不久，通过学友、日后著名的语言学家王力推荐又调至广西桂林大学。适逢抗战中期，中日双方处于相持阶段。钱钟书颠簸于战乱中，加之西南一隅群山阻绝，交通不便，几番迁徙，吃了不少苦。待到桂林后，钱钟书谈及自己归国后的谋职感受，唏嘘不已，同时，亦对老师吴宓产生了些怨尤。不想，这类闲聊话题不久便传到了吴宓的耳朵里。钱钟书长途奔波，吃了苦头，抱怨一二，或许可理解。但吴宓一片好心，更何况为师者，耿介书生，不擅长官场交际的性格，众所周知。作为学生，应该体谅。
师徒俩却再无机会来消融因并不太复杂的事件所引起的误会。吴宓因校方没有聘用钱钟书，心中有气，过了一段时间，便拂袖而去。先到四川成都的燕京大学，然后又到武汉大学，最后辗转入蜀。
钱钟书生活稳定后，完成了后来风行于世的长篇小说《围城》。这本是好事，吴宓特地购得一本，细细读过，以他“比较文学”鼻祖的至尊，大加赞赏。然而，就是这本书，却最终导致了师生间的进一步交恶。
那些有索引考据癖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