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女秘书的遗著-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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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弟弟，希望他抛弃爱娃·布劳恩。然而却适得其反。劳巴尔不得不离开贝格霍夫，因为说了爱娃·布劳恩的坏话而卷入了这一事端的其他所有的夫人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再也没有享受到瓦亨费尔德之家的热情款待。

　　　　如上所述，爱娃·布劳恩的第一次自杀对希特勒产生了长远的影响。爱娃·布劳恩以此达到了她成为山上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希特勒觉得格莉的母亲再呆下去已不合适，所以他就利用劳巴尔夫人在全国党代会上策划反对爱娃·布劳恩——也许正合希特勒之意——为由，把她从贝格霍夫赶走了。

　　　　然而，约亨·冯·朗却自以为更了解内幕。他在1977年由德意志出版社出版的名为《秘书》一书中第122页上写道：“他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安格拉·劳巴尔在慕尼黑和上萨尔茨堡多年为他料理家务。鲍曼改建完贝格霍夫之后，她被辞掉了。她已无能力料理类似于国家元首的这样一个大家。”对此他未做评论。

　　　　劳巴尔女士1936年离开山上以后，国情绪激动导致了心脏衰竭，便到巴特瑙海姆去疗养。此间，认识了德累斯顿大学的哈密茨施教授。1936年她同他结了婚，此后就很少再见到她的弟弟了。只有在正式庆贺他的生日时才有机会一见到他。但是，她必须像陌生人一样先在皇家饭店里等候，然后由一位副官把她带到总理府去见弟弟。

　　　　从那时起爱娃·布劳恩的地位日趋巩固，这点在瓦亨费尔德之家表现得尤其明显，然而在公开场合她还不能抛头露面。1936年夏天，瓦亨费尔德之家改造成“贝格霍夫”后，她住进了楼上二层紧靠希特勒卧室的一个套间。另外还为她的妹妹和经常与她往来的女朋友准备了客房。她只关心她的兄弟姐妹和女朋友，但是如果你尊重她，她也会感激你。她与夫人们的友谊是很不稳定的，大多都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对于政治，她像所有在希特勒身边的夫人们一样，一窍不通。夫人们在场的时候，希特勒回避谈及任何正在进行或者策划中的行动。人们经常听到爱娃·布劳恩抱怨：“我什么都不知道，对我一切都保密！”

　　　　在评论问题时，尤其是在评论艺术家时，她很不客观，如果她不喜欢一个演员的长相，哪怕这个演员表演再好也无济于事。

　　　　爱娃每天要更换几次衣服，要理一次发，她总是给人以非常整洁的印象。她把用过何种衣料做成的衣服都记在“帐上”。她有两条苏格兰猛，一条名叫“施塔希”，一条名叫“内古斯”，她每天都要带它们出去散步。另外，她很喜欢体育运动，经常锻炼。她还有一只红腹灰雀，她教给它唱一支曲子，然后它就张着小尖嘴巴不停地鸣叫。爱娃爱听唱片，尤其喜欢听米密·托马悲剧格调的音乐。例如“我愿伴陪你”。她喜欢阅读杂志和侦探小说，并非常爱着最新上演的影片。这些爱好使得她的时间全部被利用起来了。

　　　　所有的出版物都说爱娃·布劳恩是希特勒的“女管家”，并说她把贝格霍夫管理得很出色，这种说法毫无根据（如皮克尔所著、第三次再版的《希特勒秘密谈话录》一书第228页）。劳巴尔女士离开后，负责管理家务的是恩德雷斯女士，接着先是德林夫妇，后来是米特尔施特拉瑟夫妇。爱娃·布劳恩是不能在大型招待会上抛头露面的，一有这种活动，柏林元首住所里的管家卡内贝格和他的夫人弗雷达总要前往，以便熟练地做出一切必耍的安排。

　　　　赫尔曼·费格莱因首次到贝格霍夫办事时，他与马里翁·舍恩曼聊过天，他问她：“他怎样才能使布劳恩同他共进午餐。”他是1944年初与希姆莱一起到山上去的。马里约将费格莱因介绍给了爱娃·布劳恩，这样促成了她邀请费格莱因吃了一顿午餐。

　　　　在费格莱因离开贝格霍夫之后，爱娃·布劳恩私下告诉马里翁·舍恩曼：“……费格莱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爱娃还说：“几年前首长说过，如果有朝一日我爱上了另一个男人，我只要告诉他一声，他就放我走！”她告诉马里翁：“如果我在10年前认识了费格莱因，我就请求首长放我走！”当然这个问题也有另外的解决办法。

　　　　爱娃·布劳思曾在希特勒身边工作的人中为她妹妹物色丈夫，曾向几个男人（如赫维尔大使、达尔格斯副官、瓦格纳部长）进行过试探，但都失败了，现在她又想让赫尔曼·费格莱因与她妹妹格雷特尔结婚。费格莱因是有名的风流男子，格雷特尔·布劳思照今天的说法则富有性感。费格莱因也想，若能与希特勒成了连襟，倒也不错。就这样他们结了婚。1944年6月在上萨尔茨堡和凯尔施泰因的茶馆分别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和欢庆活动。爱娃说：“愿这次婚礼办得像我自己的婚礼那样好！”事实上的确也是如此。

　　　　爱娃曾对我讲过，她很感谢费格莱因，她说：“我非常感谢费格莱因与我妹妹结婚。现在我是谁，我是费格莱因的大姨子！”她显然对自己命里注定不能被明媒也娶感到痛苦。正式场合她从来不能露面。但是现在她却成了费格莱因的大姨子，有了存在于希特勒身边的理由。另外，她的意中男人离她也更近了。

　　　　1945年2月，爱娃不顾希特勒的劝阻来到柏林总理府，住进了紧靠希特勒卧室的套间之后，提出要听音乐。但她的房间里却没有组合音响。于是我就将放在福斯大街地下避弹室里我的那一套音响提供给了她。在希特勒与别人谈话的时候，我们就在爱娃的房间里放唱片，喝香槟酒并且与下了班的军官们跳舞。赫尔曼·费格莱因常常呆在这圈子里与爱娃·布劳恩跳舞。

　　　　有一个场面至今我还记忆犹新。跳舞结束后，费格莱因把爱娃的两只胳膊抬至胸部的高度。当她的两只胳膊完全搭在他的胳膊上时，两个人对视着，眼睛里充满了柔情和眷恋。很显然。爱娃感到她非常强烈地被费格莱因吸引了。

　　　　我认为，她对他的感情已经超越了大姨子与妹夫的关系，但是我也认为，他们之间并未发生过什么事。在她来到柏林时，她告诉我：“我来到这里，为的是感谢首长为我的生活带来一切美好的东西！”我觉得她并没有动摇与首长的关系。这样，她和费格莱因不得不控制他们相互之间的极强烈的感情。真是悲剧！因为无论从相貌、年龄还是性格角度讲，他们都像是天生的一对。

　　　　当费格莱因1945年逃离总理府后，他给爱娃打了个电话，要她离开总理府，到他那儿去，这进一步证实了我的揣测和观察。

　　　　外界传言，当时费格莱因在布赖普特伊大街他的住所里正与另外一个女人呆在一起，对此爱娃·布劳恩将做何感想呢？她决定与希特勒共存亡，无疑这样做给她减少了许多麻烦，况且后来的事实是费格莱因已不在人世。希特勒命令把他枪毙了。在末日即将来临的时刻，她是那样的镇静，无论如何都是令人钦佩的。


全书　上萨尔茨堡
　　　　被其父称作“毛里茨”的毛里蒂亚·迈尔于1877年买下了一座庄园和凯尔施泰因周围连同山上的牧场在内的封地。在这块封地上她建起了上萨尔茨堡山的第一批膳宿公寓，取名“毛里茨膳宿公窝”，在她的管理下，这里渐渐成了人们向往的旅游和疗养胜地。有钱人从市里络绎不绝地来到上萨尔茨堡，购买古老农庄或是在那里建造房屋。例如，枢密顾问卡尔·冯·林德教授买下了一块苗圃并且铺设了一条通向霍赫伦策尔的公路，这条公路后来就取名冯·林德教授路。来自柏林钢琴制造厂的老板只希施泰因建造了一座房子，儿科医生赛茨大夫建造了一座儿童疗养院，来自布克斯特胡德的商务顾问温特尔建造了一座坚固的城堡。

　　　　20年代，阿道夫·希特勒、赫尔曼·埃塞尔和克里斯蒂安·韦伯常常到上萨尔茨堡来，因为迪特里希·埃卡特住在这里。通过克里斯蒂安·韦伯，希特勒首次来到了上萨尔茨堡。希特勒在喝茶时详细谈到过这一点。迪特里希·埃卡特后来把希特勒介绍给居住在那里的一些人，如贝希施泰因夫人，在她的帮助下，希特勒得到了租金为100马克的瓦事费尔德之家，这是他自己对我们讲的。

　　　　由于希特勒十分欣赏上萨尔茨堡的风景，所以就把“瓦亨费尔德之家”从布克斯特胡德的温特尔女士那里租了下来。起初，这栋房子是以他同父异母的姐姐安格拉·劳巴尔的名义租的。1927年以后，租用人的名字就改成了他自己，1934年他便买下了温特尔女士的这笔遗产。

　　　　1933年8月，我被出乎意外地传唤到上萨尔茨堡。那时我刚刚到联络处工作。人们打电话命令我到上萨尔茨堡去。下午我来到了“瓦亨费尔德之家”，受到了劳巴尔女士的欢迎。劳巴尔女士已丧夫，她比希特勒大六岁。她的丈夫曾是一名财政官员，他们共生过三个孩子：弗里德尔、格莉和一个曾在林茨当过教员的儿子。劳巴尔女士为希特勒操持家务。她很能干，精力充沛，绝对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女士，尽管她有时情绪激动起来甚至可以在吃饭时用拳头敲打桌子。她的形象给人以威严感，她不仅对内勤人员要求严格，而且还管她弟弟，她自以为这是她份内的事，然而希特勒却并不怎么喜欢她这样做。

　　　　劳巴尔女士激动地向我讲述了她弟弟和他的参谋班子的几位先生和女士进行过的一次汽车郊游。本来此事早已过去，但她却一直挂在心上，只怕他们出点什么事。当我向她详细述说了这件事之后，她非常高兴，因为一块心病总算去除了。她热心地带我参观了小巧的巴伐利亚乡间别墅内的平房，房顶全是用木板铺成的。别墅周围的木制阳台上摆放着正在盛开的光彩夺目的天竺葵。

　　　　屋内的陈设是典型的巴伐利亚式的。一个上面装饰着农民画的绿柜子、一个五斗柜和几把乡下式样的凳子。窗户左边的拐角座架上分散地摆着一架给人以舒适感的座钟和一位拿着金丝鸟的农民和一名摩尔舞舞蹈演员。然而，那许许多多的手工艺品则丝毫没有巴伐利亚的特点。绣着四字和各种颜色的山花图案的枕巾和被子摆得到处都是，这些都是希特勒的追随者们送给他的礼品。劳巴尔女士不忍心让这些虽不怎么美观但却凝聚着热爱和同情的手工艺品随随便便被搁置一旁。但是在劳巴尔女士子1936年离开了瓦亨费尔德之家、该建筑经过改建和扩建之后，就再也没人管理这些东西。

　　　　她带我参观了位于“农民间”上面的玻璃房，这个房间连同车库和平台都是由慕尼黑的建筑师诺伊迈尔设计的。她告诉我，玻璃房里是用餐的地方。在我逗留期间，我才发现劳巴尔女士是一位相当细心的家庭主妇和出色的厨师。直到那时，我才知道苹果炸饼是一种真正的美味佳肴。

　　　　参观完玻璃房之后她又带我到了平台上，让我观赏一下贝希特斯加登的风光，它的左侧延伸到远方的山谷里，右侧是萨尔茨堡的大片田野，环绕在左右两侧的瓦茨曼山峰，鳞次栉比，和那大片的石林及山下的古老建筑交织成为一幅美丽迷人的图画。整洁的道路连接着平台和房子左侧的草坪，在南面山坡上过去曾是一个石头公园，园内的小路纵横交错。

　　　　北面悬崖峭壁的脚下有一堵通往山坡的扶墙，里面是一座又长又矮的木制建筑，经过大自然的冲刷，它已变了颜色，房前是一条延伸的木制长廊，整个建筑给人以轻松舒适的感觉。在被圆形的柱子隔断开的带栏杆的阳台上面，长满了盛开的红色天竺葵，在南面那种深沉的山区景观的衬托之下，它们显得那么迷人，那么富有生命力。

　　　　这幢木制平房在瓦亨费尔德之家右侧，共有五个房间，一间十分简陋的办公室，几间客房和一间供元首护卫队使用的大卧室。后来，有两间房改作牙科医生布拉施克的医疗室。1933年夏天我第一次被召到山上来时，所有的客人都住在附近上萨尔茨堡的膳宿公寓里。

　　　　这座长方形的木结构的房子左侧是所谓的副官房，正面狭窄的楼梯与两个小房间相通，这里就是值班副官们的卧室和办公室，还带一个浴室。电话总机设在底层。

　　　　太阳落山时，我和劳巴尔女士站在平台上，望着通向房子这边的道路，等待着人们郊游归来。玻璃房内发出了轻轻的声音。身着民族服装的女佣人正在准备晚餐。这时几辆车向山上开来。霎时间小房子里充满了归来的人们的声音，不一会希特勒与所有的来宾都聚集在玻璃房里。

　　　　劳巴尔女士和她弟弟分坐在桌子的两端，来宾们随便坐。

　　　　来这里就餐的有希特勒的摄影师海团里希·霍夫曼和夫人埃纳女士，多年跟随他的司机、党卫军分队长尤里乌斯·施雷克和他的女朋友，国家新闻局长奥托。迪特里希博士和夫人，尤里乌斯·绍布、爱娃·布劳恩和安妮·雷博恩。

　　　　人们当时称安妮·雷博恩为“小雷”，有关她的情况我还想讲一下。她在1924年曾荣获德国游泳冠军。当那些与希特勒在兰德贝格一起坐过牢的追随者们看到《柏林画报》的封面刊出她的照片时，精神振奋，希特勒的司机还写信向安妮·雷博恩表示祝贺。后来他们又在外面见过一次面，这次希特勒也在场。1925年圣诞节时，希特勒曾把他的精装本著作《我的奋斗》一书赠给她，并且还题了词：“安妮·雷博恩小姐，谨致真诚的敬意。”同时，他向她表示，如果她来巴伐利亚，一定要到他那儿去。她的确这样做了。

　　　　1933年7月，她与未婚夫卡尔·勃兰特大夫驾驶着他们那辆小型红色奔驰汽车在德国旅行途中，到过希特勒那里。希特勒邀请他们两位到山上，作为他的客人把他们安排在一家膳衡公寓里住了几天。晚饭和午饭都聚在瓦事费尔德之家吃。

　　　　有一天下午电话总机传来了坏消息，首席副宫布吕克纳和他的女友索非·施托克在赖特出了车祸，他身受重伤，被送进特劳思施泰因医院。起因是威廉·布吕克纳驾驶着汽车睡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