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女秘书的遗著-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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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和军事将领们为他举行了祝寿活动。与过去相比，这次活动气氛非常压抑。盟军的飞机对柏林的空袭昼夜不停，更为祝寿活动增加了不安色彩。我们再也不敢到地下避弹室外边去。根据工作安排，我和约翰娜·沃尔夫在吃午饭时要陪伴着首长。吃饭时情绪十分郁闷。
一天晚上，约22时许，敌机正在空袭，我和约翰娜·沃尔夫被召到首长住处。希特勒在地下避弹室内他那间小小的办公室里接见了我们。当时他脸色苍白，精疲力尽。他说：“四天来形势变化很大。”4月16日，当我问他，我们是否还呆在柏林时，他不耐烦地答道：“我们当然呆在柏林。你不必害怕！”我说，我不害怕，因为我的生命反正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不知道，在以美国人为一方，俄国人为另一方一起日益向我逼近的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镇静点，”希特勒生气地说，“柏林是德国人的，我们必须赢得时间！”希特勒在1945年2月24日向纳粹党区领袖们发表的最后一次讲话中还表达了他那不可动摇的信念：“我们必须赢得时间！”
然而现在他告诉我们：“四天来形势变化很大，我不得不解散我的参谋班子。因为你们是老人，所以你们先开个头。1小时以后，将有车送你们去慕尼黑。你们可以随身带两个箱子。进一步的情况全国领袖的曼会告诉你们。”
我请求他让我留在柏林，因为我没有家眷，让年轻的同事代替我撤离，她们的母亲还住在慕尼黑。然而他对此事不改变主意。“不行，将来我要成立一个抵抗运动，为此我需要你们两个。对我来说，你们是最宝贵的人。即使事情发展到最坏的地步，青年人也总能渡过难关，克里斯蒂安女士无论如何是能闯关的。假如真的有人丧命，那是命里注定的！”
他不像以往那样与我们吻手告别，而是握手告别。他要以此来表明，形势对他来说已不可逆转，这次谈话也是最后一次谈话。无疑他已发现我们情绪低沉，并且设法安慰我们，他说：“我们不久就会见面的，几天后我就离开这里去找你们。”
1945年4月20日下达的这道撤离柏林的命令出乎我当时的预料，因为我已做好了思想准备，必要的话，我将服用氰化钾自尽。这是我用一瓶威士忌酒与斯科采尼换来的。英国历史学家特雷弗·罗珀自以为更了解当时包括时间在内的具体细节。他在乌尔施泰因出版社1965年第三次再版的《希特勒的末日》一书中写道：“希特勒的两名女秘书沃尔夫和施罗德小姐是4月22日乘飞机离开的……”
这道突如其来的撤离命令使我内心产生了一种恐惧感，同时加强了我的烦躁情绪，一时不知所措。为了与我的同事沃尔夫一起整理行装，我机械地离开了希特勒。我的东西事先一点都没转移走。1944年我分别运到东部和西部的几个箱子，1945年初美国人和俄国人进军时我又让人运回到柏林，因为根据希特勒的说法，我也认为把东西放在柏林是最保险的。
在通向福斯大街地下避弹室我们房间（这是专门提供给我们女秘书睡觉和存放物品的房间）的路上，我看见了军备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他站在电话总机房里。我把希特勒的指令告诉了他，然后向他打听我十分关心的勃兰特教授的情况。据说曾因散布悲观论调被希特勒判处死刑的勃兰特教授现在被监禁在柏林的一所别墅里。施佩尔告诉我：“我们将秘密把他放出来。”
福斯大街地下避弹室的前厅里挤满了由于持续不断的空袭而从街上躲到这里来的人。供我们女秘书使用的这间房子本来计划作新闻广播站用的。我很不愿意呆在里面，因房顶和墙壁都安上了消音板，人们说话时的声音被吞去了很多。这间死气沉沉的、静得令人压抑的房间简直像一座坟墓。
我毫无目的地整理着行装，突然电话铃响了。首长来的电话。希特勒有气无力地说：“孩子，口子已关上（我们本应在别人的保护下乘汽车离开）。你们乘汽车已过不去了，明天一早必须乘飞机离开！”
午夜过后，希特勒又打来电话：“孩子，你们必须赶紧收拾完毕，警报解除之后飞机立即起飞。”他声音乏力，话没说完就没声音了。我主动同他搭话，尽管他没有放下话筒，但再也没有答我的话。这就是我在同希特勒12年的交道中通过的唯一一次电话……
此后不久，大约在清晨三点半的时候，我们在总理府福斯大街公共地下避弹室内站满了人的走廊里开出一条路。他们像蜜蜂一样吵吵嚷嚷，仿佛要炸了锅。所有的人都好奇地望着我们和我们的两个箱子。此时我感到自己非常渺小，充满羞惭地匆匆从惊恐的人群旁边走过。拉德齐维尔宫的院子里已备好了一辆卡车，我和约翰娜·沃尔夫将我们的箱子装了上去。沃尔夫因为行李还好不愉快，她认为行李不应另装，应该随我们一起走。而我们当时还没有意识到，情况发生了彻底变化，我们仍认为，像往常那样，行李不会出问题。后来事实是，行李并未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运往滕珀尔霍夫机场，而是运到了施塔肯机场。
拉德齐维尔宫的院子里乱得一塌糊涂，我们离开时感到往日的井井有条彻底消失了。阿道夫·希特勒卫队派来的开车司机，我们彼此不认识。因为汽车里不能开灯，所以找起位子来很难。当我们好不容易坐下来之后，才发现这位司机根本不熟悉柏林的道路，他也没有得到把我们送往腾珀尔霍夫机场还是施塔肯机场的指示。不管是对还是错，反正他是要把我们送到滕珀尔霍夫机场。夜间乘车穿过柏林，令人感到毛骨悚然。房屋在燃烧着，滚滚的浓烟笼罩着天空，市民们正忙于筑路障，在不远的地方，人们可以听到俄国人的大炮的轰鸣声。
事先，希特勒的空军副官冯·比洛上校告诉我们，乘Ju52型飞机离开，但到了机场，还不知是否能乘坐这种飞机。机场总调度劝我们乘刚由北德飞来，将飞往萨尔茨堡的JU型运输机，经过一番交涉之后，我们终于乘这架飞机离开了。
飞机起飞时，我们的行李没有装上，只随身携带了一个旅行袋和党卫军中队长在我们离开的最后几秒钟内捆扎好的一个主要装有巧克力圆铁盒的行李包。当时的雨雪天气给飞机起飞造成了困难。起飞后经过一段令人不安的飞行，我们越过了燃烧的村庄和城市。天破晓时，我们到达了萨尔茨堡机场。此时一听到传来沉闷的射击声和飞机着陆的声音我们就害怕极了。在运输机上，我们同周围一些不认识的士兵默默地坐在地上的武器箱子上面。我记得人们连一句话都没说。飞机着陆后，我们就像瘫了一样，突然感到一种令人窒息的宁静。
几小时以后，当我们乘坐一辆公共汽车奔赴上萨尔茨堡的时候，我内心感到惊讶，这架飞机竟然经受住了这次磨难。我们还活着，真是一个奇迹。因为我们原计划乘坐的那架由施塔胄机场起飞的JU52型飞机过了伯恩纳斯多夫之后在德累斯顿附近坠毁了。由于我的行李在飞机上，所以人们误认为两具烧焦了的女性尸体中的一具就是我，之后由德国国防军埋葬了。
这件事是我在战争结束几年之后才得知的。事实是，希特勒过去最受宠的仆人阿恩特所在的这个机组把两个空坐位让给了两位陌生的夫人，飞机坠毁后人们抢救出来的是她们已被烧焦了的尸体。据伯恩纳斯多夫的神父介绍，德国士兵寄存在他的住宅里残缺不全的箱子被俄国人拿走了，他非常遗憾，不能纠正有关我的所谓安葬问题，他让我找东柏林的有关部门来解决这个问题。毫无疑问，人们为证明在JU52型飞机里代替我就坐并且死后以我的名义被埋葬的这个陌生人的姓氏进行了多年探寻，也许至今还在进行着。
全书 贝格霍夫的末日
抵达上萨尔茨堡之后我们在贝格霍夫碰上了几位客人。爱娃·布劳恩的妹妹临产了。爱娃·布劳恩的母亲弗朗齐斯卡·布劳恩和爱娃的老朋友赫尔塔·施奈德也在那里。她们对柏林的残局一无所知，都问元首何时回来。她们把我们看成了先遣人员。因为希特勒的海军副官、海军少将耶斯克·冯·普特卡默和元首护卫队的几个人都迁移到了贝格霍夫住地。这证明希特勒已考虑至少将临时呆在阿尔卑斯山城堡。敌机飞来的警报时常响起，然而上萨尔茨堡山每次都是雾蒙蒙的。敌机飞过贝格霍夫，但却不投炸弹。两天后，即1945年4月24日，希特勒的保健医生莫雷尔大夫也来到这里。他精神上非常痛苦，他说元首不信任他，把他打发走了。这下击中了莫雷尔的神经。短期逗留之后，他又离开了贝格霍夫，据说他想到巴特赖兴哈尔去。这时卡恩贝格夫人也来到这里，为的是由此到图姆湖去找她的丈夫。
说到这里，我还想谈点有关莫雷尔大夫的情况。卡尔·勃兰特教授常常被错误地认为是希特勒的保健医生。但实际上勃兰特教授和他的代表哈泽教授、哈塞尔巴赫教授只是随行医生，也就是说，如需外科治疗时他们才来。希特勒的保健医生是莫雷尔。
莫雷尔本来在柏林库尔菲尔斯滕达姆大街有一家专为上层人开办的诊所，到那里就医的主要是艺术家。他是一个地道的黑森人，中等个，肥胖身材，长着一副既善良又调皮的面孔。他的头发总是盖着耳朵和脖颈。他那显然不纤细的手指上还戴着到海外旅行时带回来的异国色彩的戒指。他吃东西的习惯也是从外国学来的。例如，他吃甜橙不剥皮，而是用力咬，让橙汁喷出来。他虚荣心强，一见到摄影师取出相机，就赶快站到希特勒的旁边。负责向人们授予由外国政治家提供的勋章的外交部礼宾司常常担心莫雷尔对给他定的勋章等级低不满意，而到希特勒那里去提意见，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另外人们还背后说他爱贪便宜。在元首大本营他的木板房里存放了大量的由他调制的臭不可闻的虱子药，他不让别人用，令人恼火极了。
1936年，希特勒的肠胃病总不见好转，这时海因里希·霍夫曼介绍了一位帮他治好病的医生，就是莫雷尔大夫。霍夫曼对他神奇的医术大加赞扬，加上他自己能说会道，终于打消了希特勒对外来医生的反感心理。当他采用特种疗法使希特勒的肠胃病有了明显好转，并且还治好了希特勒腿上的湿疹之后，便赢得了希特勒完全的信任。希特勒任命他为保健医生，并授予他教授衔。
希特勒稍有不适，莫雷尔便马上带着药包赶到。他一发现希特勒、或者甚至是希特勒最亲近的下属得了感冒，就马上进行有效治疗。他一再说，希特勒“没有时间生病”，他时刻准备为他治疗。
最初，莫雷尔为希特勒治疗采用的注射液是葡萄糖、维生素和荷尔蒙。后来他又改用多维素，这是一种神效药，是他委托专门药厂生产的，既有药剂，也有金纸包装的药片。希特勒对这种药越来越有病。直到后来他感到原来的剂量已不起作用时，莫雷尔必须为他加大了剂量。否则又怎样解释希特勒下述的轻浮的话呢？当时达拉刚刚从柏林回来，脚穿翻口长统靴，手戴翻边手套，头顶紫红的帽子。希特勒见到达拉便说，这身着装酷似爱娃·布劳恩，看上去非常漂亮。
我的观察还是对的。1980年第七期《明镜》周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针头旁的希特勒》的文章。该文的内容出自伦纳德和雷纳特·赫斯顿合著《希特勒的病例》一书。这篇文章中谈到，美国神经科医生通过查阅莫雷尔写的资料证明，多维素中含有脱氧麻黄硷和咖啡因。“……这是一种作用特别大的合剂，因为咖啡因起增大脱氧麻黄硷的作用。”
1944年秋天，希特勒请我和达拉到他那里喝茶，整个过程中他的表现很失常。当我们在茶桌旁就坐后，仆人将他疼痛的腿搬到沙发上。在闲聊过程中他突然惬意地伸开双臂，以一种陶醉了的神态说：“……要是两个人在相爱读多好啊！”我和达拉感到惊异，我们还从未见过希特勒这样陶醉。喝完茶之后，我们到了莫雷尔的房间，问他首长怎么啦，怎么他说话那么滑稽。莫雷尔调皮地微笑着，从眼镜的上边望着我们回答说：“是吗，你们发现什么了？我给他注射了从公牛的睾丸中获取的荷尔蒙激素，为的是给他壮阳！”1980年3月，曾在罗森堡的参谋部里工作过的罗伯特·朔尔茨告诉我，莫雷尔曾请罗森堡为他搞公牛睾丸。
还有不少情况可以证明希特勒已经离不开注射刺激性的药剂，离不开莫雷尔。
1944年7月20日行刺事件发生后，由于希特勒的耳鼓膜受到损害，耳鼻喉科医生埃尔温·吉星大夫应召为希特勒治疗，通过他，人们才知道，莫雷尔为希特勒下药过于轻率。有一天早上，吉星在希特勒早晨服的药片中发现了一个装有含两种毒素的消毒药片的小瓶子，于是便问仆人林格，元首每天服多少片，林格回答说；“最多服到16片。”
吉星对莫雷尔的失职行为感到震惊，于是便立即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当时已不常驻大本营的卫生局长勃兰特教授，并请他马上到“狼穴”大本营来。勃兰特教授和哈塞尔巴赫教授一起告诉希特勒，他左手剧烈颤抖和视力下降是因为服用含有强烈毒素的消毒药片造成的，莫雷尔随便给药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然而，希特勒却容不得别人说他的保健医生的坏话，他是如此依赖他，以至于不相信勃兰特教授和哈塞尔巴赫教授的话。他只认为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想搞掉莫雷尔，甚至认为这两位教授明知他没有莫雷尔不能生活，还这样做，是间接地要他的命。
1945年3月在总理府的一次午餐会上我才明白，希特勒对此事的看法是何等坚信不疑，下面我还将谈到这次午餐会。从此，希特勒在大本营里就不想再见到勃兰特教授和哈塞尔巴赫教授。当有人告诉希特勒，说勃兰特散布了所谓战争打不赢的言论之后，希特勒就更不信任勃兰特了。在美国入打进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