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女秘书的遗著-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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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着她对我说：“她不是、是、是很美丽、很漂亮吗？”
我和安妮·温特尔女士同住一个房间。这是一个工人家庭的卧室，人都已离开了这里，除了光秃秃的床垫以外，其他东西都拿走了。安妮·温特尔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瘦瘦的身材、褐色的头发、棕色的皮肤加上那奸诈的棕色眼睛完全是一个卡尔梅克人的模样。任何事情都逃不过她的眼睛，什么东西也都不曾被她忽略过。也就是说，每当希特勒到达慕尼黑时，他总愿听她汇报“慕尼黑的花边新闻”。
安妮·温特尔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下巴伐利亚人，当她还是一个年轻姑娘时就开始为特林·施利夫伯爵夫人操持家务，积累了经验和必要的知识。由于她具备了这种条件，她才得以自1929年以来一直在摄政王广场16号希特勒的住所里独挡一面，管理着这个家。她的丈夫是一名下级军官，在希特勒的家里起不了什么特别作用。温特尔女士很勤快，干起活来很利落。她不仅使住所里始终保持整洁，而且当希特勒住在慕尼黑时，一旦他不愿意在饭店吃饭，她还为他做饭。一般情况下，希特勒喜欢在施瓦宾区的“奥斯特利亚·巴伐利亚”餐馆就餐。另外温特尔女士总是不声不响地干活，从而赢得了希特勒的信任。
希特勒非常眷恋他在慕尼黑的住所。直到战争结束为止，他从联合作坊买的所有家具都还摆在那里。“只有在慕尼黑，我才真正感到像在家里一样。在这里我所看到的一切，哪怕是一件小小的家具，一幅小小的画，甚至一件衣物，都使我回想起我奋斗的经历、我的苦恼和我的幸福。所有这些家具都是我靠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钱买的。我的外甥女陪着我，所以我的心总离不开这里。”
温特尔女士能说会道，并总是忙忙碌碌，来到俘虏营里也还是闲不住。她一刻不停地打扫着厨房，同时口里还不厌其烦地吹着忧郁伤感的流行小调：“父亲我不认识，母亲又不爱我，我不想死，因为我还太年轻。”
这种单调无味的口哨简直令我难以忍受，然而我却忍了，因为从她那里我有时能听到任何别人都不曾见到过的事情。比如格莉·劳巴尔的痛苦经历和她1931年自杀的事情。此后过了半年，爱娃·布劳恩开始于每个周末去看希特勒，对此温特尔女士对我说：“星期六，布劳恩手提一个小箱子总出现在摄政王广场的住所里。”
对于她讲的有关希特勒同她的外甥女格莉·劳巴尔的情况，我非常感兴趣，它虽然没有涉及到希特勒和格莉之间不道德的关系，但是却谈到了充满嫉妒的精神恋爱。
据温特尔女士讲，本想学习声乐的格莉被希特勒接到了他的住所去住。他吩咐人在联合作坊为格莉安排一个房间。希特勒无限宠爱她并带她到各处去。她是希特勒带着去看戏的唯一女人。1930年初艺术节期间，我在摄政剧院曾亲眼见到他们俩在一起，格莉围着白抓，显得格外漂亮。
在拉德齐维尔宫内，希特勒唯一可以放松精神的地点是楼梯间。在那里喝茶时，他常常提起格莉，对他来说，谈论格莉成了一种实际需要。从希特勒的言谈话语中可明显感到，他曾想让格莉养成一种与他共同生活的习惯。有一次，在他谈论完格莉之后说：“我想娶的只有一个女人！”我觉得此话说得很明确，我也能够理解希特勒为什么那样嫉妒地留意他所爱的姑娘的一举一动。
当格莉要与林茨的一位画家结婚时，希特勒便唆使格莉的母亲，以考验爱情为由，强行将两个年轻人分开。这并非传说，我在贝格霍夫从绍布焚烧的信件中曾抢救出的一封信中便可证明此事，信中讲到：“你那位有意向你母亲施加影响的舅舅目前正在厚颜无耻地利用你的弱点。不幸的是，我们目前还不能对这种讹诈做出回击，只有在你成年之后我们才能这样做。尽管他知道，我们俩犹如天生的一对，但他还是为我们的共同幸福设置了障碍。你母亲强行逼迫我们分离一年，这会使我们俩的心更加连在一起。我这个人一向直来直去，使我觉得很难拒绝你母亲的这种要求。你舅舅的这种做法只能说明他对你是自私的。他的目的很明确，你最终不应属于任何人，而应属于他。”信中另外一处写道：“你舅舅始终把你看成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不想知道你已经长大成人并在谋求自己的幸福。你舅舅具有说一不二的格。在他的党内，一切都得听他的。我真不理解，他那么个聪明人，竟然在我们的爱情问题上表现得那样固执。他希望在这一年中能改变你的主意，然而他对你简直是太不了解了。”
这位年轻人的这是有道理的。遗憾的是，这封信在奥格斯堡俘虏营里被阿尔贝特·佐勒上尉拿去了并且再没还给我。
温特尔女士坚信，格莉曾梦想过与他舅舅结婚，因为其他任何男人都没有那样宠爱她。据说战后在美国档案中曾发现过格莉购买奇装界服的发票。否则她肯定不会对希特勒那么俯首贴耳，并且亲眼目睹着希特勒把其身边的崇拜者一个个地弄走。
希特勒与女人搞精神恋爱，已不是第—次了。过去与林茨一名叫斯特凡妮的姑娘恋爱，情形与此完全一样。他是在散步的时候望见她的，当时他没敢接近她，而是给她写了封信，告诉她，在他达到了他的目的之后，就娶她为妻。
据温特尔女士讲，格莉自杀前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希特勒请当时到只希特斯加登看望母亲的格莉马上回到塞尼黑。然而上午格莉刚刚抵达，希特勒就离她外出了，说好回来一起吃午饭。可是当他回来时，已是下午四点了，并且说他必须得马上去纽伦堡。格莉很失望，因为他完全可以让她仍然留在贝希特斯加登。于是格莉提出要到维也纳去验验歌喉，这是她早有打算的。希特勒坚决拒绝她这样做。就这样他们分了手。偏偏在这个时候，格莉在希特勒走后无意中发现了爱娃·布劳恩写的一张纸条，这是她上次与他见面时塞到他的大衣口袋里的，上面写到：感谢“与他度过了一个美好的晚上并希望不久再见”。
这下格莉可受不了了。她对温特尔女士说，她要去看电影。实际上她却一直呆在她的房间里。当第二天早上温特尔女士给她送早餐敲门时，她怎么也不开门。当温特尔女士发现门是反锁着时，便慌了神，她马上告诉她丈夫把门打开。这才发现格莉在沙发床上持枪自杀了。
温特尔女士向我讲述了这件事和其它许多事情。她还告诉我，在希特勒上台前，有些女人到摄政王广场的住所去，任意编造一个重要的理由，以便无论如何也要见到希特勒。一旦把这些女人引见给希特勒，她们就设法勾引他。有一个女人解开上衣的纽扣，两个乳房赤裸裸地露了出来，她想为他生个孩子。从此以后，温特尔女士再也不能把陌生人引见给希特勒。
在从奥格斯堡俘虏营把我转到曼海姆·塞肯海姆的过程中，我们的行李被翻了个底朝天。我被叫到俘虏营的头头那里。在一个大房子里，桌上摆满了贵重物品，有宝石和金条，如同在首饰店里。这些东西大部分是从那些大人物那里搜出来的。我被带到另一张桌子旁边，上面放着从我的箱子里翻出来的壁画，这些都是我在请示了柯尔贝特·鲍曼后从贝格霍夫拿出来的，这样就避免了这些壁画后来遭到破坏。还有那个装有希特勒的设计草图的亚麻布信封也是在绍布焚毁之前抢救出来的。我被两次带去看这些壁画，他们问我壁画是属于谁的，从哪里来的等等。在我第一次看时，所有的画都在，第二次再看时。就少了好几幅。我不得不将每幅画的作者、主题和尺寸开列了一个清单，就此我得到了一个收据。
后来，他们又将装有希特勒的建筑设计草图的信封还给了我，因为我说过这是我父亲的。“你父亲是干什么的？”我被问道。“建筑师，”我回答说。过后我对自己感到十分惊奇。这些话说得那么自然，又都是脱口而出，美国人丝毫没有怀疑地相信了，事情办得竟是那么简单！
几天以后，我的两个箱子又回到我的手中，但所有贵重物品都被拿走了，如我过生日的时候希特勒送给我的自来水金笔盒和带有希特勒签名的铅笔、一个贵重的搪瓷盒、一份意大利文的鉴定书，这是弗里德里希大帝送给他的一位将军的礼物。封面是一幅波希米亚地图，七年战争中的所有战役都在上面标了出来。还有贵重的手工艺品、长靴、希特勒的一条法兰绒裤子等等都不见了。申诉也没有用。他们谎称，这些东西都被匈牙利战俘偷走了。
上面我曾谈到过后来改名为阿尔贝特·佐勒的伯恩哈德上尉，在我被转移到塞肯海姆之前曾表示愿意帮我把装有壁画的那个箱子从俘虏营里运出来并为我保存。当时我拒绝了，但是却愚蠢地将装有希特勒设计图的信封交给了他。今天我还认为我那样做是愚蠢的，因为在后来持续到1948年的整个监禁过程中，我的行李没再被检查过。然而佐勒却牢牢地抓住那些设计图不放，经我多次催要，他才还给了我约50张，最值钱的他保留了下来。
1945年12月12日。我进行了一次体检。在体检过程中，波兰女看守奥尔加发现了缝在我制服裙子里的一个装有氢氰酸小瓶子，这使我深受打击。对于我来讲，这个小瓶子既起一种镇静、又起一种安慰的作用，它使我处于某种安全和独立的状态之中。
于是，女看守叫来了她的上司卡恩。这位年轻的美国军官问我知不知道怎样把小瓶子打开，我说不知道。问我瓶子里装的是什么？会不会爆炸？我只是微笑着耸耸肩膀。他们俩望了望我，便拿着小瓶子和奥尔加取来开瓶子的锤子走了。
体检过后不久，一位海军军官用一辆吉普车将我拉到纽伦堡的司法宫内一个大房间里。等了一会儿，安德鲁斯上校走了进来，他表情冷谈、拘束，头戴钢盔，胳膊上挎着警棍，通过译员赫尔曼问我：“你是作为重要的证人来纽伦堡的。你的口供很重要，你对此要负法律责任，你将单独住一个牢房！你必须服从命令！你吃的是好饭好莱！你想要一位律师吗？你身上有没有自杀或杀害别人用的工具？你想要一本祈祷书吗？”
接着我被两名卫兵带走，穿过长廊关进底层的一个牢房里。走过长廊的时候。我设法向两侧的牢房里望，牢房门口的牌子上的名字许多都是我所熟悉的。进了牢房之后，他们命令我脱光衣服，盖上被子。我脱了衣服，但是还有一件衬衣没脱，然而不行，衬衣也得脱掉。之后，五六个美国人走了进来。一个墨西哥医生与另外两个人对我进行检查。抬起胳膊，张开嘴，侧身躺着，脚趾叉开。耳朵和头发细细检查，连发卡也被取下来。在发现我的伤疤和由于色素沉着造成的雀斑后，提出了一连串令人难以回答的问题。在对我进行检查的同时，另外几个人彻底检查了我的衣服。后来我得知那位名叫赫尔曼的译员在我的制服领子里发现了5000马克。这是我缝在里边的。
在他们对我进行了令我难堪的检查这后，我穿好了衣服。然后在办公室里一连填了16张表格。我始终没弄清楚我所填的都是些什么东西。由于我患有坐骨神经痛，所以允许我从存放在地下室的行李中把在贝格霍夫用的骆驼毛被子带在身边。这床被子在以后的两年半中一直陪伴着我，后来把它改成了一件大衣。所有的带子、鞋带、就连服装上的金属纽扣我都不能带，凡是玻璃和金属制品我都不能保存。然后我带着被挑选出来的、允许带走的东西穿过转梯和铁的狭长走道进入转梯附近的一个牢房。从里面我可以准确地看见走上转梯的人。
我刚刚踏进牢房，门就关了，并且从外面锁上了。当我看到光秃秃的寒冷的牢房时（门旁边的墙角上有个没有任何遮挡的厕所），我一下子愣住了。然后开始嚎叫，直到我逐渐镇静下来时，已过了很长时间。透过门缝，看到卫兵每隔几分钟就走过来一次。牢房本身是很暗的。然而从门缝和窗外射进来的光线则十分耀眼，墙上映出了铁窗栅的影子。监狱的小教堂里不时响起管风琴的音乐声。
我失望地哭泣着，哪里想到我居然还有重温达段牢房生活的时刻。假如没有这段经历，我怎么也体会不到遭监禁并辗转于几个俘虏营生活的滋味。我曾被安置在木板房里居住，例如在黑尔斯布鲁克，80名女犯挤在一个房间，只用一个脸盆，睡的是上、中、下三层铁床，床上没有垫子，由于人多，空气不好，真让人担心会憋死，对大小便也不得不加以控制。前途莫测使人们忍受着令人痛苦的精神折磨……
在坐牢期间，我曾两次恭听安德鲁斯上校训活。1945年9月19日下午4点钟，我们被集中到监狱的大厅里，在那里除了我和我的同事沃尔夫以外，还有冯·布洛姆贝格陆军元帅、泽尔特部长、比尔芬格先生、沙伊特先生、厄廷先生、康拉德博士、拉胡森将军、博莱思将军。安德鲁斯上校还是以往那身装束，再次向我们训话：“你们是作为重要证人来纽伦堡的，很遗憾，我们不得不安排你们住在监狱里，因为本来安排证人住的房子还没有腾出来。今天你们将搬到另一个大楼里去住，在那里可以有更多的自由，在那里也必须服从命令，但是你们会方便得多。”
我们乘囚车来到菲尔特的兵营。我和约翰娜·沃尔夫被安置在看上去根本就不曾有人住过的、一座遭到过炸弹破坏的大楼内二层楼一间房子里，室内有两张铁床和一个窄柜。我们俩与那些先生们都在地下室进餐，服务员是从“德国饭店”调来的。在单独关押几周之后，大家又可以相互讲话了。我们感到真像进了天堂。我们也可以在哨兵的陪同下出去散步。
然而好景不长。有一天晚上，一个美国人向我们的房间走过来，身上只穿件网眼衬衫和裤子。他拿手电筒先照了一下约翰娜·沃尔夫，然后照我，我喊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