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女秘书的遗著-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元首的家务是由管家阿图尔·卡内恩贝格和他的夫人弗雷达操持的。因为中午和晚上总要请客，所以元首的家可以与一个经营有素的饭馆媲美。阿图尔·卡内恩贝格出生在柏林的一个烹饪世家。卡内恩贝格的父亲在柏林拥有一家名气很大的饭馆。他的儿子阿图尔20年代曾是柏林著名的“山姆大叔茅舍”的老板，这家旅游饭庄当时颇受欢迎。
我本人从未到过那里。但是一个名叫玛格达勒娜·哈贝施托克的老柏林人，即受希特勒委托为其购买古画的经验丰富的古玩商卡尔·哈贝施托克的遗孀曾告诉我：“乘坐76路电车到洪德凯勒，然后步行就可到达这所环境优美的园林饭庄，在那里你不仅可以品尝咖啡和糕点，而且晚上还可享受到高水平的菜肴。”
卡内恩贝格的园林饭庄后来破产了，但他紧接着马上又在柏林火车站附近开了一家小餐馆。经过戈培尔博士的介绍，希特勒看上了卡内恩贝格的餐馆。从此以后，希特勒一行每次由慕尼黑乘特别快车抵达柏林火车站，总要光顾卡内恩贝格的餐馆，用卡内恩贝格风味的蔬菜和色拉拼盘来解乏提神。
卡内恩贝格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美食家，而且还是位富有典型的柏林幽默感的出色的单人娱乐家。他用手风琴为自己伴奏，演唱民歌，表演滑稽小品，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希特勒是那样喜欢他，以至于1932年初把慕尼黑这座改造成褐色大厦的巴洛宫内的公共餐厅的管理权都交给了他。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把卡内恩贝格和他那位讨人喜欢、文质彬彬的夫人弗雷达女士（北德地区一位森林管理员的女儿）招进柏林拉德齐维尔宫内他的住所，作为管家，他负责为元首操持家务一直到1945年。卡内恩贝格和他的夫人主要负责家庭和厨房服务人员的雇用、服装、工资和住宿事务，食品的采购和管理、饮料、室内床上用品以及制定每天的菜单。如举行国宴，所有与此有关的组织工作，如宴会桌上、招待和社交场合的鲜花摆设，又如要求增加佣人（在举行大的国宴时，除了希特勒贴身卫队的佣人外，总统府的佣人也要动员起来）等诸如此类的工作都属于卡内恩贝格的管辖范围。遇这种情况，总统府的大总管也被派来帮忙，他的任务是手握一根小棍敲打着地板宣布来宾的名单。
希特勒特别担心在招待方面失礼。怕他的下属工作中出纰漏，损害他的名誉。这念头始终在缠绕着他。他威胁要惩罚管家卡内恩贝格，如果招待会出了纰漏的话。
之前，希特勒对已摆好的宴会桌总要亲自过目，看是否的确已完美无疵。
例如，1939年希特勒在最接近他的人的范围里同曾陪同里宾特洛南访问过莫斯科的通讯官谈及过这方面的事情。当这位军官告诉他，斯大林在宴会开始前总要亲自过国宴会桌，检查是否已无纰漏时，我说：“看来斯大林像您一样也怕出问题。”希特勒回答说：“我的佣人是没有问题的。”
卡内恩贝格在圣诞节前有一项重要任务。希特勒乐意向他喜欢的人和他认为亲近的人送礼。过生日时，特别是过圣诞节时，他从不忘记为这些人选择礼品。属于这个范围的不仅有他最亲近的下属及其夫人和他所崇拜的艺术家，而且还有他的熟人和战友。那些在他掌权以前曾与他要好或交过朋友的女士们尤其应属于这个范围。
希特勒在楼梯间里与我们秘书们一起喝茶的时候，经常对他当了德国总理以后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到柏林的商店里去采购礼品感到遗憾。他说：“这在先前总是给他带来欢乐。”
由于希特勒坚持要亲自选择礼品，所以机灵的卡内恩贝格就提前让人从柏林最高级的商店中把最精美的东西送到总理府，供希特勒挑选。我曾有几次帮助希特勒挑选礼品。
圣诞节前夕，卡内恩贝格让人把礼品统统摆在私人图书馆里和希特勒办公室的桌子上、凳子上和地板上，等待希特勒过目。这些礼品至今还保存着。它们有壁画、迈森瓷器、银盘和银碗、旅行用的小包、项链、晚宴用的手提包、望远镜、头饰、方格花呢旅行服、台灯、咖啡和茶具、银勺、金表、图书和画册、写字台装饰品、皮箱、车罩等等。
希特勒为被列人长长的名单上的每个人挑选出这一年应该送的东西来。这个名单是由尤利乌斯·绍布掌握的，上面还记载着，过去几年有关人员接受希特勒礼品的情况。
这是一个由卡内恩贝格管辖的小王国。希特勒有一次谈到了卡内思贝格：“在厨房里，他像帕夏那样执掌着权力！”卡内恩贝格也绝对意识到了他的权力，因此行使起来泰然自若。他从不缩手缩脚，尤其在战争期间，他将元首家库存的东西拿出来慷慨地赠送给显贵们，以换取他们的回赠。例如，在战争期间，希特勒每逢圣诞节前夕都能收到也门国王赠送的几袋子咖啡豆。每个在希特勒礼品名单上的人都得到过几斤咖啡，这在当时是受欢迎的礼物。谁与卡内恩贝格相处得好，谁就不缺咖啡和其他受他管理的东西。
玛格达·哈贝施托克女士在战争期间客居在她的朋友克卢格斯在西里西亚的庄园里，当谈起卡内恩贝格时她回忆说：“他运到那里一汽车食品和其他东西，搞得人们莫名其妙。这一切都是过去的事了。”我问是否卡内恩贝格收了钱，哈贝施托克则回答说：“没有，没牧钱，他只不过是为了做好人而已！”我说：“他够得上是一个小投机商，”哈贝施托克女士纠正我的话说：“既然是小投机商，那么他就是一个宽容的投机商。”
卡内恩贝格的夫人弗雷达在布置餐桌的珍美装饰品和摆放鲜花方面具有一双灵巧的手和很高的艺术审美观，把餐桌装饰品摆设得令人赏心悦目。装饰用的鲜花是从菩提树下大街阿德龙饭店内的柏林最大的一家花店里运到总理府来的。
如果有要客来访，卡内恩贝格夫妇也常奉命到贝格霍夫去帮忙，以保证国宴顺利进行。这里是卡内恩贝格女士显身手的地方，她用鲜艳的盆花驱散大厅内散发着的潮气。例如她总是成功地把壁画和附近摆着的鲜花融为一体，令人心旷神恰。
弗雷达·卡内恩贝格的布置完全符合希特勒的审美观，对希特勒来讲，她就是德国理想的家庭妇女。她始终留着当时最时兴的奥林匹亚大波浪式发型，干净整洁，她考虑问题细致周到，且性情文静平和，她无疑比她的丈夫更讨人喜欢。
她丈夫卡内恩贝格身体矮胖，但却异常灵活，时常蹦蹦跳跳。看到他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到一个滚动着的圆圆的皮球。他的眼泡较大（可能是甲状腺机能亢进症），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他的情绪相当不稳定。令人遗憾的是，卡内恩贝格总爱搞阴谋诡计，致使管家——内奸的文字游戏常常闯入我的脑海。例如希特勒多年的首席副官威廉·布吕克纳的彻底垮台和通讯官马克斯·温舍被临时调往前线都应归罪于卡内恩贝格。两个人都是卡内恩贝格搞阴谋诡计的牺牲品。
在元首住所和山上当佣人的要么是通讯员，要么是人们常说的仪表堂堂的青年人，他们身着带领章的白色西服上衣和黑色裤子。他们受阿道夫·希特勒贴身卫队伪派遣经过帕辛勤杂人员学校一段时间的培训后在希特勒家中从事服务工作。自然他们就落到了卡内恩贝格的手下，尽管他们并不是受雇于他，也不是为他工作的。这些人处在一种受双重领导的地位。卡内恩贝格认为必须像管理他自己的人员那样管理他们。对这种做法，党卫军的人根本不买帐，并且经常鼓动马克斯·温舍副官站在他们一边。加之在其他人事问题上的分歧，马克斯·温会便与卡内恩贝格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卡内恩贝格对此耿耿于怀。
1940年意大利公主马法尔达来访时，卡内恩贝格应召上山。当温会副官和女管家把所有事情都安排妥当以后他才到达山上。布吕克纳也没做任何事情。希特勒看到一切都这么顺当，情绪极好，并且夸奖根本没有出力的卡内恩贝格工作出色。卡内恩贝格抓住这个机会发泄对温舍的怨恨。希特勒先入为主，让人把首席副官布吕克纳叫到他那里。当布吕克纳站在温舍一边为他辩护时，希特勒当场解雇了布吕克纳，温舍副官也马上被调到前线去了。
希特勒后来才认识到。他上了卡内恩贝格阴谋伎俩的当，但这并没有降低他对卡内恩贝格的评价。因为希特勒一贯的想法是，不管是组织国宴，还是每年一度的艺术节，一切情况进行得都很顺利，卡内恩贝格把这些任务完成的令他百分之百的满意。所以久而久之，卡内恩贝格便享有某种特权，他行为自由放荡也就不足为怪了。
希特勒赞赏卡内恩贝格的专业技能，喜欢他的滑稽表演。早在30年代初期，希特勒有时还外出郊游时，负责安排野餐的卡内恩贝格就善于很好地表现他的这种特长。遇到这种机会，卡内恩贝格用他的音乐和滑稽表演常常使得希特勒和他的客人们非常愉快。在海团里希·霍夫曼出版社1937年出版的名为《希特勒日常生活侧记》的画册中，有这方面的几幅画（如“在哈茨山中无忧无虑的时刻”），它展现的是完全放松了的希特勒，后来人们就很少见到他这样高兴过。
卡内恩贝格于1945年，即崩溃前夕，离开了德国总理府，逃到了图姆湖畔。他后来在杜塞尔多夫又开了一家饭馆，名叫“施奈德·维伯尔餐室”，它生意兴隆，也许是卡内恩贝格在那里也善于使他的客人们感到开心快活的缘故吧。
言归正传。面对希特勒办公室的门是通向走廊的几级台阶，穿过走廊就可进入希特勒副官们的房间。第一个房间是经常谈到的“楼梯间”。接下来就是绍布、迪特里希博士、泽普·迪特里希和布吕克纳（后来是阿尔温一布罗德·阿尔布雷希特）的房间。从楼上走下来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女理发室，原先这是一个会客室，它的左侧是两扇总是敞开着的大门，通向装有壁炉的电影厅。右侧是俾斯麦室，也叫吸烟室。旁边是餐厅。餐厅后面是长长的“冬园”，园内摆放着用抛光印花布绷成的沙发椅。冬园的尽头是一个漂亮的半圆形，中间装有一个高高的玻璃门，从这里可以望见公园里的古树。在枣园里还可用早餐。威廉·布吕克纳的格言是：“用早餐的时刻是最美好的时刻”，因此他常常在这里多呆一会儿。下午，希特勒往往是在冬园里结束他的会议。他一般不用他的公房，只有在国务秘书拉麦斯博士在那里为他安排了活动，他才偶尔用一次。
1934年春天我最终调到元首私人副官团的初期，与泽普·迪特里希、迪特里希博士、党卫军领袖们和护卫队里党卫军的成员以及副官和佣人们一起在拉德齐维尔宫经营部门地下室里按时进餐。根据希特勒的指示，在地下室就餐的客人和工作人员与在元首住所餐厅里就餐的人用的饭菜是一样的。菜单没有区别。在后来的年月里，我们这些女秘书们主要是在楼梯间里用餐，如上所述，楼梯间处于副官走廊的首端。下午我们也在那里用茶。
有一天希特勒偶尔路过楼梯间，看到我们坐在那里，便问是否他可以与我们一起坐。这个无拘无束的闲聊时刻令他那样满意，以至于他经常在这个时候，甚至后来几乎天天都到这儿来喝茶。结果下午在楼梯间里喝茶成了相当有规律的程序。有时是我们两个人陪伴着希特勒，也有时是我们全体三个人，即约翰娜·沃尔夫，格尔达·达拉诺夫斯基和我。
就地方而言，楼梯间里根本就谈不上舒适，房子很高，由于室内没有洗澡间，所以只能当作临时替代性客房。房间里只有一个洗手盆，上方装有一面镜子。其余的设施还有：一把用抛光印花布绷成的长沙发椅，一个衣柜，一个保险柜以及一张打字桌。一盏落地灯，一张八角桌和几把草编小凳子构成了室内的简单陈设。
自1939年战争爆发，我们女秘书们大多都呆在当时的大本营里，有时是轮流呆在那里。我们呆在柏林时，楼梯间就成了我们的常设办公地点，周为在新的总理府为我们准备的办公室太远了。对我们来说，不存在按8小时工作的正常办公时间。我们昼夜不停地工作，而且必须持续地随时听候首长的调遣。希特勒除了召开正式会议外，总是呆在他的住所里，这样我们在楼梯间比在新的总理府离他更近，可以招之即来。他的办公室、图书馆、卧室和后来紧挨着他卧室的爱娃·布劳恩的套房都在拉德齐维尔宫的二楼上。尽管楼梯间里陈设简单，但希特勒却感到很舒服。在那里他使自己彻底放松了，我总有这么一种感觉，此时他真是无拘无束了。他向人们讲述他青年时代和过去的个人经历，这些话题他后来在喝晚茶时和在大本营的食堂里吃饭的时候从未再谈及过。人们感到，似乎他在这里所讲述的东西是从他平时锁着的保密抽屉里出来的。
在楼梯间里，他还给我们讲述他青年时代的恶作剧。希特勒曾谈到，他对传教士的反感起源于很年轻的时代。他讲到过一位担任宗教课的教授，从来不修边幅。他的外衣上面总是饭迹斑斑，手帕脏得令人难以置信，由于上面沾满了污垢，所以每当他要使用时，总得先将它对神一下。
一次教授责备孩子们在教堂里不会跪着。希特勒十分认真地回答说，他不知道怎样才能正确地去做，请教授做个示范。
教授看到孩子们对正确完成规定的动作表现得如此认真，感到很得意，便抽出他那沾满污垢的手帕，来回神了神，摊在地上，紧接着跪了下来。下课的铃声响了，他站起来，把手帕放在一个放洗脸盆的小墩子上面，然后走出教室，去前厅休息。他习惯于在那里与同事们谈天，度过休息的时间。男孩子们商量好要好好地让这位教授出一次洋相，因为他的手帕脏得令人难以置信。希特勒自告奋勇，厌恶地抓着手帕的一角，藏在背后，然后向着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