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尼厄斯·斯潘塞·摩根-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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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皮尔庞特建立了一家航运托拉斯，旨在垄断北大西洋的业务，此举比摩根财团的任何举动都更加严重地引起英国人本能的害怕。这是美国新的出口导向的自然延伸。就在皮尔庞特刚成立美国钢铁公司时，有人问他是否可能把北大西洋的汽船队都归属于统一的所有权之下，他回答说：“应该是这样。”那时的航运情况使人想起早些时候的铁路时代——船太多，互相展开毁灭性的价格大战。德国人在威胁英国人的海上优势，而美国人认为他们应该从移民客运中捞到更多的好处。再说还有一股新时尚，富裕的美国人喜欢享受豪华舒适的大西洋越洋旅行。
皮尔庞特赤裸裸地宣称维护美国利益，他草拟了一份计划，要建立一个美属航运托拉斯，这将使他的“利益集团”原则，即某一工业竞争者之间的合作扩展到世界范围内。他建立了英美船队，拥有120多艘汽船——世界上最大的私有船队，即使法国的商船队也自叹弗如。从政治观点来看，他征服哈兰特…沃尔夫的贝尔法斯特造船厂和白星航运公司是关键之举。在新的托拉斯中，哈兰特…沃尔夫的皮里勋爵看到了他的船队可以稳稳到手的市场，但是布鲁斯·伊斯梅却对这笔交易顾虑重重，他的父亲是白星航运公司的发起人之一。皮尔庞特给白星的股东的发行溢价非常之高——10倍于1900年的最高收益，所以伊斯梅不仅继续做白星的总裁，还听了皮尔庞特的劝告，担当了托拉斯本身的总裁，该托拉斯称做国际商业海运公司。由于购买白星以及雇用伊斯梅，皮尔庞特还卷入了十年后的“泰坦尼克”号海难。
在创建一个托拉斯的过程中，皮尔庞特还从未被迫跟外国政府争斗。但随着融资规模越来越国际化，并越来越影响到主权利益，它就日益染上了政治色彩。皮尔庞特为了平息英国人的恐惧，游说了殖民事务大臣约瑟夫·张伯伦。
在西奥多·罗斯福任总统期间，皮尔庞特·摩根因在美国舞台上的作用而遭到了最猛烈的攻击。他的实力太雄厚，又高高在上，只有总统才能把他贬斥到凡夫俗子的境地。公众对他的反感很容易解释。华尔街随着这些托拉斯而繁荣起来。很多托拉斯总部设在纽约，与华尔街银行家的密切关系超过它们的各个分公司。特迪·罗斯福想要纠正政府与公司的权力不均现象，这样他就不可避免地与皮尔庞特·摩根发生了正面冲突。
虽然罗斯福…摩根关系常被描绘成反托拉斯分子与托拉斯大王之间的斗争，但事情远比这复杂。光天化日之下的争执掩盖了他们深层次的意识形态方面的相似之处。这在1902年5月的无烟煤矿工的罢工事件中就首先表现了出来。罗斯福想让军队来开采煤矿，需要摩根支持他建立一个仲裁委员会。特迪·罗斯福作为总统，很有见地采取了这一立场，而一般来说，总统更加典型的反应是破坏罢工。
即使是在托拉斯问题上，罗斯福与摩根也远不是死对头。罗斯福认为托拉斯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的、有机的延伸。他说要阻止它们无异于试图堵住密西西比河。罗斯福和摩根都不喜欢19世纪的简单的个人主义式的经济，他们都喜欢大企业，他们都想促进美国进入世界市场。但是罗斯福认为大经济主义要求政府相应加强规章制度，可皮尔庞特认为这没有必要。他本质上是维多利亚式的绅士银行家，觉得商人间的信任、荣誉和自律就可以起到监督与制衡的作用。
然而皮尔庞特·摩根与特迪·罗斯福的关系的另一方面，可以从巴拿马运河事件中看出来。虽然罗斯福对国内金融力量过于强大猛烈抨击，可他在国外却感恩戴德地加以利用。1902年，国会批准罗斯福付给法国4000万美元，购买该国在巴拿马地峡未完成的开掘运河的资产。两年后，皮尔庞特为这个历史上最大的地产交易提供融资。他亲自到法国监督金条的运输工作，余下的金额用外汇付给了法兰西银行。特迪·罗斯福努力从哥伦比亚挖出一块地方，成立了新的巴拿马国。在收到美国的付款之后，巴拿马任命J。P。摩根公司为其在华尔街的财务代理，享有接受美国政府付款的专有权。摩根财团还办理巴拿马最大的单项投资：纽约市房地产价值600万美元的首批抵押。皮尔庞特在整个巴拿马运河秘密事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后来一位传记作家称他是“罗斯福控制巴拿马运河的账房先生”。
13 1907年的恐慌
华尔街流传的至理名言是：假如人们普遍预期市场崩溃的话，那么这种崩溃就不会发生，原因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恐惧感会渗入到市场中来。这种说法在1907年受到了驳斥，那一年华尔街提心吊胆地等待着这场崩溃的到来，而崩溃果然发生了。
1907年10月那场恐慌发生时，他正在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参加新教圣公会大会。也就是10月19日，他决定乘坐他的私人火车车厢立即赶回去，对付这一不断蔓延着的银行危机。他对劳伦斯主教说：“他们在纽约遇到了麻烦，不知该怎么办，我也不知怎么办，但我就是要回去。”
1907年的恐慌成就了皮尔庞特最后的辉煌。他虽已半退休，定期来上班，工作一两个小时，但霎时间，他的作用就相当于美国的中央银行。
这场恐慌的原因很多——银根紧缩，罗斯福在橄榄球俱乐部的演讲抨击“握有巨额财富的坏蛋”，以及在铜、采矿和铁路股票上的过度投机。信托投资公司的草率行事迅速引起市场的疲软。20世纪最初几年，国民银行和大多数州注册银行不能经营信托业务（遗嘱、房地产等），但却指点客户到信托公司去。传统上，这些做法也就意味着投资安全。然而，到1907年，这些银行充分利用法律上的空子大开投机之门。为了获得资金以进行风险投资，他们支付高额利率，信托经理们也采用了股市投机者的运作方式。他们以股票和债券为抵押贷出巨款，以至到了1907年的10月，纽约银行贷款的一半都由作为附属担保品的证券来担保，使得这个系统的这一根基极不牢固。这些信托公司也没有保持像商业银行那样的高额现金储备，因此易于遭受突然挤兑的打击。
皮尔庞特挽救信托公司这件事具有讽刺意义，因为这些公司深受华尔街商社的讨厌。
在长达两周的时间内，摩根和他的合伙人坚决地顶住了这股不断蔓延的台风。随着恐慌的加深，储户一窝蜂地拥到全市的各家银行。人们整个晚上坐在轻便折椅上，带着食物，等待银行早上开门，纽约的警察给他们发排队号牌以维持秩序。
因缺乏现金，信托公司从股市投机商那儿收回了保证金贷款。活期借款的价格，即用于购买股票的保证金贷款的利息，骤涨至150％。尽管如此，还是缺乏现金。珀金斯给在伦敦的杰克发报说：“一整天，我们办公室都是发狂的男男女女，他们的千态万状表明他们处在一种极度紧张之中。
星期五晚上，皮尔庞特把城里的宗教领导人召集起来，请求他们在星期日布道时祈求平静。10月28日，星期一，纽约市长乔治·麦克莱伦来到摩根图书馆，他带来了另外一个需要解决的十万火急的大事：欧洲投资者因受华尔街事件的影响，正在把资金抽走；纽约无法在欧洲放债。
70岁高龄的皮尔庞特在摩根图书馆的信笺上出色地草拟了一份毫无讹误的合同。他也要求一个银行家委员会监视该市的簿记做法，这也是纽约城后来危机的一个特点。皮尔庞特这位患有重感冒的七旬老人处理起1907年的危机就像是一位艺术能手。他吮吸着糖块，一天工作19个小时。
很快就有人指控皮尔庞特欺骗罗斯福放弃他的反托拉斯政策，在胁迫下批准了这一反竞争的钢铁公司的兼并。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罗伯特·拉福莱特甚至说这场危机是金融家们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操纵的。确实，以450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处于困境之中的田纳西煤铁公司无异于偷窃。金融分析家约翰·穆迪后来说，该公司的财产潜在价值为10亿美元左右。穆尔施莱公司的负责人格兰特·施莱后来也承认，只要往他的公司注入资金，公司就可以得救，并不需要通过收购田纳西煤铁公司的股票。因此，在这次著名的拯救该公司的整夜工作中，除了利他主义之外，还有更多别的盘算。
尽管有这些非议，皮尔庞特的影响却因1907年的危机而达到了顶峰。正如他的传记作家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所言：“现在，一个王国取代了过去的许多公国，这就是摩根王国。”
14 摩根财团与中国
从1909到1913年，美国银团一直是摩根与中国的所有交易的纽带。它的驻中国代表是威拉德·迪克曼·斯特雷特，摩根银行历史上的一位最果敢、最爱冒险的人物。斯特雷特的一生就像一部惊险的间谍小说。从康乃尔大学毕业后，他在位于北京的帝国海关局任职，这期间学习了汉语。1904年，他赴日为路透社和美联社报道日俄战事。当年的一位朋友这样描述他：“高个子，棕红色的头发，极为坦率，风度翩翩。”在韩国汉城报道期间，他在一次吃饭时碰到了爱德华·哈里曼，这次会面改变了他的生活。哈里曼当时已控制了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和太平洋邮轮公司，这在他看来是当时环球运输系统中首要的两条腿。他聘用斯特雷特这个热情的年轻人去赢得关键的中国铁路的连接权。1906年，特迪·罗斯福邀请斯特雷特去白宫，说他正签约招聘常青藤联合会的聪明年轻的大学生，把他们分配到美国国务院的外事处，为美国的海外公司招徕生意。为援助哈里曼的事业，罗斯福派年仅20出头的斯特雷特出任美国驻满洲最繁忙的铁路中心——沈阳的总领事。他是当时长城以北唯一的国务院代表。
当时，满洲被绘声绘色地描述为亚洲的斗鸡场，日俄在此争夺利益，欧洲列强争夺势力。最能从这个浪漫的交通枢纽中品尝出滋味的莫过于威拉德·斯特雷特了。他是率直的帝国主义者和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的难以想象的混合体，他认为美国的金融家们是对抗日俄蚕食满洲的缓冲器。他给美元外交披上了一层利他主义的外衣，并认为外国金融家之间的团结，可以防止任何一国单独剥削中国。这种论点最终被戳穿了——它无非是美国利己的欺人之谈。但斯特雷特年轻、热心，很容易相信自己济世救人的使命。
作为满清朝廷官员的密友，他有着诗人的敏感。他用水彩勾勒出街上一排排的小贩，为一本介绍中国的书籍插图。他一边弹拨着吉他，一边吟唱着吉普林调的抒情歌。他喜欢帝国征服的主题。他的信札娓娓描绘出了异国的形象，说中国是“世界政治的风暴中心”，在这里“差不多人人都是间谍，都在监视着自己以外的人”。1909年，他遇见了美国的最为富有的女继承人之一——多萝西·惠特尼，两年后他们订了婚。她是威廉·惠特尼的孤女。威廉·惠特尼是前海军部长，做烟草、铁道运输和汽车生意，炒股发了财。他的女儿继承了700万美元。她新近当上了纽约女青年会的会长，在中国旅游时遇上了斯特雷特。她野性、浪漫，在这点上他俩正好相配。她回忆起他们在北京“黄昏时沿着城墙散步，眺望着远山在夕阳映衬下泛着的柔光”。多萝西和威拉德·斯特雷特这对夫妇将以好莱坞文雅的闹剧方式冷冷淡淡地度过中国革命的动荡岁月。
1909年，斯特雷特被任命为美国银行集团的代表。他充满着青春的理想主义，因此他在银行集团里的所见所闻使他深感不安。1910年夏天，他在华尔街23号工作，他认为这个号码是个好兆头，因为这个门牌号的数字与多萝西的生日是一样的。然而当他看到摩根银行居然对国务院指手画脚，不禁愕然。戴维森可能对政府的控制感到愤慨，但斯特雷特则不然。皮尔庞特指示戴维森：“你不妨说清楚，我们同美国政府讨论时是想与〔国务卿〕而不是〔助理国务卿〕讨论。”32斯特雷特对此讥讽道：“不难看出这个国家的真正权力何在。”33皮尔庞特如此专横，或许是因为国务卿是菲兰德·诺克斯。作为罗斯福手下的司法部长，诺克斯曾起诉北方证券公司。每当诺克斯想与美国银行集团交谈时，他总是尽职地亲临华尔街23号。
1910年，这项对华事业的贷款已超出了铁路的范围，它贷给中国一笔5000万美元的巨款，用于中国的币制改革。威拉德激动地把这笔新贷款告诉多萝西：“这是历史……而且是伟大的历史——对一个帝国的策略。”中国人拒绝接受关于需要一位西方顾问做中国财政新督察的条款。作为妥协，一名荷兰人被不声不响地安插到这个职位上。1911年，斯特雷特和英国、法国、德国的代表一起，与中国官员签订了这笔贷款。威拉德激动地写信告诉多萝西：“这笔贷款已安排妥当，这样我们实际上规定了中国币制改革的条件。你掌握着操纵大权，为一个4亿人口的国家制定了第一个真正健全的金融体系，想一想，这的确是一项事业。”
15 与女儿的矛盾
晚年的皮尔庞特变得忧愁乖僻，相信命运。他认为公众误解了他，对于责难其信托公司的轩然大波感到气愤。他眼露凶光，对记者挥舞着拐杖以示威胁。公众对他的事情怀有好奇心也是合情合理，而他却不能容忍。
皮尔庞特是孤独的，而名望很可能又加深了他的孤立。他的第一个传记作者卡尔·霍维写道：“据说在金融区能同摩根搭得上话的熟人还不到50个。”皮尔庞特在生意上交际广泛，但没有几个同僚跟他有深交。因此，他就依赖家人获得感情支持。正因为如此，他和小女儿安妮·特雷西的矛盾尤其使他受不了。安妮比杰克小6岁。皮尔庞特·摩根可以征服世界，但征服不了他的女儿安妮。她生性活泼，精神饱满，喜欢高尔夫和网球，反抗常规的养育。在皮尔庞特的所有孩子中，安妮在气质上最像她父亲：她聪明、坚定、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