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冲突-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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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在美国，公民权利在一种狭义上与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入场券有关系，与此相反，与进入以后才发生的事情无涉。在里面发生的一切，仍然留给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伟大的斗争去解决，留给经常引用的老鼠赛跑　　　　
　　（rat　race）即激烈的竞争去定夺，这样一种态度促使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美国不仅在哲学上曾经起过十分巨大的作用，而且现在在那里仍然起着巨大的作用。在这里，美国例子的另外的一方面也发挥着作用，即开放的边界。对公民的身份地位作限制性的理解之所以还能行得通，是因为存在着而且只要存在着个人发迹升迁的种种机会。美国的社会流动性从来未能像美国的梦想所反映的那样十分广泛地传播着，虽然这种梦想对于人们的举止和态度有过自己的影响。不过在美国，地理的流动性并非神话；人们虽然并不是蹬上自行车（不像撒切尔夫人的亲信圈子里一位英国大臣所推荐的那样），而是驾着汽车，连同整个家当，从底特律到休斯敦，再到圣迪戈。　　　　
　　诚然，他们不能再向西行走，再走就得掉进大海里。当然，他们能够走回头路；在东部和北部，重新振兴似乎正在死亡的城市和地区，这类轰动的事例不胜枚举。然而，首先是开放的边界还有另外一个名称，这个名称使得世界的其他地方更加了解它，这就是　“　经济增长　”　这一名称。只要有可能生产更多的供给品，也就有　——　在公民权利的人场券和缺乏正式的应得权利限制的基础上　——　机会，让个人挣更多的钱，实现他们的生活愿望。美国有一种其所特有的基本公民权利和似乎是不受限制的供给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曾经是美国政治民主的秘密，而不是流动性本身，更不用说是普遍的富裕，或者是经济发展的某一个特定的阶段。　　　　
　　在某种方式上，这也适用于今天。不过，20世纪70年代的风暴并未使美国未受触动，安然无恙；倘若我们的分析涉及最近的时代，则美国强者的薄弱之处也就变得明显可见。但是，首先我们想横渡大西洋，在那里我们会遇到全然不同的环境和条件。英国正是早期美国人从那里学到经验　——　即使并非总是接受其理论　——　的国家，它在某些方面恰恰同美国形成鲜明的对照。英国的基本特点是发生没有经济成果的政治冲突。在美国，有很长时间政治对于人们争取更多的生存机会，并不特别重要，而在大不列颠，则有一种明显的倾向，人们更乐于把经济的向前发展置之脑后，而投身于罢工、竞选和公众辩论的混战中去。因此，大不列颠为一切取决于政治的国家提供一个楷模，虽然人们并不总是准确知道，到底政治是被视为一个伟大的戏剧，一个舞台，在那里上演着社会的对立和民族的希望，还是被看做是一种给予生存机会的有效的方法。　　　　
　　要说明英国的宪法可不容易。尤其是在20世纪，作者们在强调一种　“　趋于社团主义倾向　”　的现实和强调旧的　“　朋友　…敌人…政治　”　的表象之间，来回拉锯。因此，用比较的角度看，在大不列颠，革新和领导的重要性尤其引人注目。有时，英国人对于激进的政治领导感到特别的满足，因此，他们构建了一种制度，让它允许这类领袖能够去掌权，并且让他们在那里充分地发挥他们身上的特异功能。选举法就是这种制度的一部分；它使只得到略多于　40％选票的伟大的议会多数成为可能。行政当局的权力同议会的权力并未分开；首相拥有在议会里的几乎是自动的多数，尤其是手中握有最后解散议会和规定重新选举的重要的权利。政治辩论的朋友－敌人－风格具有象征意义，这可以从下议院的席位安排看得出来，政府和反对派相互对立而坐。这一切导致引人注目的、对我称之为　“　民主的补给　”　即利益的纳入的扭曲。选民只能通过基本上是两党的现有渠道来表明他们的观点，而这两个党在所有重要的问题上都持针锋相对的立场。这种制度使得他们不能有一个大多数人想要的政府，亦即一个温和的中间派联合政府。同时，它也限制着最低限度的民主即监督，虽然在时间的长河里，选举总是不断实现政权的更迭。然而，这个制度的革新力量仍然是很明显的。此外，很久以来，英国的官僚体制　——　文官制度（　civil　　　service）　——　是一个服务型的而不是统治型的行政的样板。例如，它的成员们必须在选举之前就准备可供选择的法律草案，因此，获胜的一方可以直接去实现它的纲领。　　　　
　　与这个分析息息相关的第一个重要的评论是：在国家的经济状况比较差或者有时是很糟糕的时候，英国宪法表现了具有令人惊叹的抵抗力。即使在国内人们的　“　生活从末比现在更好　”　（正如　1958年麦克米伦首相跟他们讲的那样）的时代，世界其他地方、包括邻近的欧洲大陆国家的对手们的日子要好过得多。19世界90年代，大不列颠在人均收入的分级排行表上处于明显领先地位；80年以后，德国人的收入增加34倍，法国人的收入增加17倍，然而，相应的大不列颠的收入却仅仅增加8倍；大不列颠从排行表上的无可争议的世界经济甲级队领先地位，跌落为世界经济甲级队中的待降级队。然而，即使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段时间里，议会民主的机构任何时候都未曾受到严重的威胁。战后的失业，总罢工，经济危机，黑衫队和共产党人上街示威游行，民族联合政府和随之而来的工党的分裂，这些都相当程度上考验了英国的民主政治，然而，来自德国的以及在极权统治或占领下的其他国家的很多移民，没有任何一个人对这个国家的不成文的宪法的可靠性和坚定性有过哪怕是丝毫的忧虑。战后，大不列颠几乎贻误了普遍的经济奇迹，但是，它的政治机构的成就达到了新的巅峰，它们进行了一些重要的改革，经历了一些相对平安无事的阶段，在威斯敏斯特表演了一出几乎尽善尽美的两党游戏。　　　　
　　很多民主政治的理论家可能认为，把政治稳定与经济（相对）失败进行这样一种对照是不可能的。从中得出两个可能的结论之一。要么民主政治的流行的理论是错误的，要么英国的秘密在于没有民主政治。然而，即使对发育软弱的最低限度的民主持各种批判态度，第二个结论也是不恰当的。于是，就剩下理论的问题。也许它忽视重要的文化特征？要么它甚至在其关于经济与政治的关系的基本设想方面就错了？　　　　
　　无论如何，表面看来，朋友…敌人…政治的威斯敏斯特体制仿佛几乎完美元缺地适合于玩零和对策。各个政治党派在竞选斗争中都企图用诺言来压倒对方，这种观念是从熊彼特到阿罗（Arrow）以及其他一些人的　“　民主政治的经济理论　”　的基础，但是，倘若它们不再能够兑现诺言，同时又千方百计地激励经济的增长，它们就会陷入困境；无论如何，不能用这种观念来描写　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70年代之间的英国政治。当然，在此期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已经看见过，两次大战如何带来一系列应得权利的变化。T．H，马歇尔的关于扩大公民权利的著作终究是建立在英国的经验之上的。其中隐藏着普遍的学说吗？英国的政治长期是一种应得权利的政治，而不是供给的政治。它的主题是公民资格和特权，而不是经济增长。但是，这类题材往往要求进行零和对策，其中一方的所得必定是另一方的所失，与此相反，如果增长的政策不能带来正和对策结果，它就会陷入极大的困难。　　　　
　　英国政治的特征并非程序规则的结果，而是具有更为深刻的根源。它反映着英国社会的一种其核心是静态的社会经济的形态。社会形态往往被描写为一种阶级体系；不过，如果阶级能解释政治冲突的社会的动力，那么在英国情况则有所不同。在大不列颠，很多人已经对他们的　“　阶级　”　逆来顺受，仿佛它们是前工业时代的等级，甚至是特权种姓。他们虽然抱怨他们的处境，然而却为他们的　“　阶级　”　而骄傲自豪，这尤其适用于带着很有特色的固有文化的工人阶级。人们可以把大不列颠的阶级历史描写为一种捍卫和要求得到应得权利的历史，经济的成就从来未被看做是对这种历史的一种适当的补偿。在　20世纪60年代，大卫　·　洛克伍德（　David　　Lockwood）和约翰　·　戈尔德索普（　JohnGoldthorpe）还描写　“　富裕的工人　”　地位有所改善，然而依旧不变地具有　“　阶级觉悟　”　。同时，很多人写了一种　“　权势集团　”　（　Establishment），尽管经济上的成就很一般，它却能保持住它的特权的社会和政治地位。　　　　
　　这种静态的、几乎是等级性的结构，也是维多利亚时代后半期独特地改变社会和经济事物的结果。人们也许可以用马丁　·　威纳尔（　Martin　　　Wiener）的话，把它描绘为　“　工业精神的没落　”　。无论如何，这个现代的工业革命借以为发端的国家，经过两三代人之后，对这场革命感到厌恶了。革命推动了一种十分巨大的革新；伴随而来的是社会的变革；然而很多人然后误入一种生活形式，这种生活形式与其说是与　20世纪、不如说是与18世纪有共通之处。新发财的企业家的儿子们变成为一种新的贵族，他们在乡下拥有地产农庄，拥有消遣的猎场及其一切附属的其他设施；贫民习艺所或济贫院以及从前的工厂里不幸的居住者的儿子们成为住排房的工人阶级。两者都有他们的俱乐部、他们的玩乐和他们的骄傲，而两者当中没有任何一个对经济进步的无限的可能性感到渴望。一个强大的保守党需要的不仅仅是企业家的儿子们，它需要更多；也有一些中间的群体，它们当中有些谋求上进，谋求飞黄腾达，另一些则不求上进，对它们所拥有的东西感到满足。然而整体而言，两党制作为游戏，作为一种把社会分裂为上下两个阶层的戏剧演出，加上以改变应得权利作为主题，是现存状况的完美的表现。　　　　
　　对于这里讲述英国历史所用的过去时态作个简短的说明是必要的。英国的政治游戏及其社会基础，从未像我描写的那样稳定。最近的几十年里，两者都表现得特别脆弱，一触即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发生若干变化。愈来愈多的人开始把他们的状况同其他人的状况作比较，　“　一个世界范围的信息交流体系　”　使他们获得有关其他人的状况的信息。外来移民中的少数派群体给城市生活带来一种新的因素，改变了工人阶级的地位和自觉意识。　“　让经济衰弱的政治　”　最终提出了一些是否能够由政府来治理的问题。属于新的中产阶级的年轻的群体（不仅仅总是雅皮士，即正在崛起的受过大学教育的城里人），要求要砸碎虚伪的传统枷锁。两位保守党的首相着手处理过这项任务；第一位是爱德华　·　希思（　Edward　　　Heath），英国传统很快就使他丧失勇气，来了一个臭名昭著的180度大转弯，而玛格丽特　·　撒切尔在被工党政府中断　5年之后，步希思之后尘进入唐宁街，尽管她在经济成就的祭坛上牺牲了大不列颠的社会和政治文明，丝毫没有感到良心有愧。在她的主持下，公众的兴趣从应得权利转移到这样的观点，即认为不断增长的供给将会解决一切问题，国家分裂为成就卓著者和毫无成就者两种人。　　　　
　　然而，这类观察已经把我们带过了20世纪70年代的巨大的分水岭，而我们对在它之前的地带却还没有给予正确的勘查。近代历史上的一个相当长的阶段，大不列颠和美国的混合宪法虽然根本不同，但是两者都卓有成效。在美国是公民权利和经济增长相结合，在英国是革新的政治和疲软的经济相结合，都证明是稳定的和可以接受的。一个并未给政治的进程留下多少回旋的空间，另一个则让它有广阔的驰骋余地；一个特别现代，只要它以个人的流动性为前提并且有利于个人的流动性，另一个在某些方面是半现代的；不过，两者都既认识到公民权利的原则，也认识到演变的必要性。这两种混合宪法发挥了作用。德国的混合宪法并未发挥作用。在这里毋宁说，历史的阶层的特殊结合导致出现断层，断层导致一系列社会政策上的地震，这些地震起初震撼了欧洲，随后就震撼了世界。战后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第一个似乎拥有稳定和民主的宪法条件的德意志国家。　　　　
　　即使今天的德国也没有能够完全摆脱官僚体制，未能完全摆脱那种旨在克服现代政治问题的尝试失败的累累后果。在德国，长期缺少我称之为最低限度的民主的东西。当时，既不存在通过当选的政治家进行监督的机制，也不存在有规则地吸纳很多人的意见和利益的机制。因此，人们必然要寻求其他的表达的可能性，而这些表达可能性起初是议会之外的表达可能性，随即很快就变为反议会的，宪法一再变成为辩论的主题，而不是作为不言而喻的行为基础。同时，领导往往证明自己没有能力实现考虑之中的变革。统治职位上的代表主要关心的似乎往往在于让人们承认自己是在行的专家，承认他们做起事来犹如主管的官员那样得心应手，驾轻就熟。这一切导致出现政府机器运转越来越慢的灾难性倾向，直至最后通过戏剧性的变化和通过身上有特异功能的领袖，把政府机器重新启动起来。只要自由的宪法应该使得人们不经过革命，就可能实现演变，德国要利用它就困难重重，难以驾驭。　　　　
　　人们经常讲述这种失败的历史，倘若不是其他的国家时至今日仍然走在一条类似的歧途上，要在这里重复这段历史，我是会犹豫不决的。从德国的经验中，人们可以得出一些教训吗？用简单的公式概括之，这就是没有公民的应得权利而有经济增长的后果。早在1915年，托尔施太因　·　凡勃伦（　Thorstein　　　　
　　Veblen）在他的《皇制的德国和工业的革命》一书中，已经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