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冲突-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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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命运吗？对于那些遭受过这种命运的人来说，情况可能似乎是这样的，尤其是对于他们当中的很多在无限的大沉默中踏上了他们的最后道路的人。然而，对于曾经杀害他们的人也一样。大屠杀是人为的事件，这同样也适用于在乌克兰的“苦难的收获”和古拉格，更不用说历次战争本身，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在这当中的西班牙战争。在西班牙战争中，两种极权主义相互碰撞，这一切还在差不多是人性的范围内进行的，而且这也适用于很多存留的幻想破灭了的地方。
想解释极权主义并非易事。它是从传统的统治向理性的统治进步的画面中脱落下来的，是从专制主义向自由的宪法进步的画面中脱落下来的。哪怕仅仅是对它的特征加以描写，很多人都感到十分困难：“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典型地由一个人领导的统一党，一种恐怖的警察，一种对交际的垄断和一种集中管理的经济。”难道极权主义的确仅仅是一种“国体”或者甚至是一种“合法化的方式”？人们想到希特勒的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和斯大林的苏联的共产主义。两者充满矛盾，它们既是“血与土地”，但是，也是“全面总动员”，既是强调团结互助，但是，也是残暴的政权，既是浪漫主义的反现代主义，不过，也是一种激起恐惧的“现代精神”建筑，是在看不清脸色的行进纵队里发出的关于过去和未来的感伤歌曲。两者也有一些明显可辨的区别。例如，国家社会主义吸引了传统的右派，共产主义则吸引了传统的左派。然而，尽管两者有这种种的矛盾和差别，其通过动员进行全面控制的共同目标是显而易见的。专制的政府制度企图进行控制，但是允许在广泛领域里的隐私和漠不关心；民主政治也进行动员，但是这样做是为了进行非集中控制。在极权主义的政府制度里，动员是集中控制的工具。
我的论点是，欧洲的极权主义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几十年的一种典型的现象。所以如此，有其显然的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使列宁在俄国掌权，而且也导致凡尔赛条约和导致魏玛共和国的不完善的民主政治。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于极权主义的当权派的征服的图谋。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根子可以追溯到18世纪和更早的时代，但是，这些意识形态到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代，在政治上才变得富有传染性。为什么恰好在这个时候和在这些地方发生这类事情，其理由并非那么显而易见。它使得某些人去形而上学地呼唤俄国人的灵魂和德国人的性格。我没有时间去这样冥思苦想，想人非非，而是宁愿对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段时间内欧洲的政治和社会作更加详细的观察。
这样做时，人们很快就会得到一种令人惊愕的发现。在一些研究极权主义政府制度的社会结构的作者们那里，一种思想居主导地位。按照这种思想，极权主义是通过毫无结构的“群众”社会取代更加古老的和更加紧凑的社会结构的结果。“极权主义”，莱昂纳德·沙皮罗（Leonard Schapiro）写道，“是独裁的一种新的形式，它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群众性民主的条件。”（我们已经看见过，对于某些人来说，1918年以后，典型的无产阶级多么迅速地缩减为一群纯粹的乌合之众。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接受了弗朗茨·诺伊曼（Franz Neumann）的主旨，她不仅把极权主义追溯到“群众社会的毫无结构”，而且也归咎于“一种原子化的和个体化的群众的特殊的条件”。诺伊曼在他的最后的（未完稿的）论文里又回到这种理念上，并且通过对“个体的原子化和孤立化”来描述极权主义的技术。他认为，“个体的原子化和孤立化在消极的意义上，意味着破坏或者至少削弱一切社会单位，社会单位是建立在生物学（家庭）、传统、宗教或者在劳动和业余时间里的协作之上的；在积极的意义上，意味着把巨大的、没有等级分化的群众性组织强加于人，这种群众性组织把个人孤立起来，使之较容易控制”。引人注目的是，若干作者就这个主题，赞同地援引了托克维尔的担心：随着一种新的“民主的专制主义”的风险，一种多数的专横暴政可能就会崛起。
这种分析与有关参与者的体验不谋而合。“我改变了信仰，因为我成熟了，并且生活在一个正在瓦解的、渴望信仰的社会里”，阿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在试图解释他改信共产主义时说。这是一个耳熟能详的题目。它与现代精神有些关系，与失去根系连结有些关系。实际上，一种反现代的特征，一个对现代精神的反叛，明白无误地存在于极权主义的诱惑之中。然而，我们切勿让这类措词的表面可信性引入歧途。毫无结构的群众社会？在被引用的作者那里，这种说法指的是什么？
20世纪20年代的欧洲吗？这显然有些对不上号。
当然，托克维尔描写了美国，那里从来未曾存在过封建的结构，而且个人主义的价值被载入宪法。如果说20年代确实曾经有过一个群众社会，那么，这就是美国的社会。然而，美国虽然决定接受了T型福特汽车大批生产模式，和好莱坞的早期作品，也许也决定采取斜眼窥视邻里的态度，几十年之后，大卫·里斯曼（David Riesman）把这种态度描绘为“目光朝外”，但是，它既不是法西斯主义的，也不是共产主义的，而且任何时候都未受到诱惑想成为这两种主义。另一方面，在20世纪20年代，德国和俄国绝不是典型的现代的群众社会。魏玛共和国时代，德国处处都显示了从前的社会结构的痕迹，易北河东部地区的庄园领主和工业卡特尔，有等级意识的官员和毫无疑问的对教会的忠诚。在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是自觉破坏残存的、现代化之前的结构的时代；然而，没有任何人能把1917年的俄国或1927年的苏联，描写为是单一孤立化个人的、现代的群众社会。极权主义不会诱惑这类群众（如果从根本上讲有这类群众存在的话），而是诱惑那些停留在新旧之间的半道上的人，那些人既丢失了旧东西，而又找不到新东西，而且也许基于这个原因，掉进了要把这两种世界的最好部分结合在一起的虚假承诺的圈套中。极权主义的混合成分是不完善的现代精神、知识分子的背叛和一个领袖的蛊惑人心的花言巧语。
弗里茨·施特恩（Fritz Stern）在他的关于《国家社会主义作为诱惑》的论文中，用几句话总结了纳粹的纲领，这几句话清楚为这些混合成分勾勒了一幅图像：“阶级斗争将会被消除；人民将会重新团结起来；一个大权在握的领袖将会治理第三帝国；国家的敌人将会被驱逐出境；对德国的苦难负有责任的犹太人将会被清洗出人民的共同体；将不再会有政治党派的存在；元首将作为强有力的独裁者体现着人民的意志。”这些成分不是现代的社会冲突，而是共同体的母爱许诺，加上一种僵化的认同，以缓解对自由的恐惧，一种特别明显的迫害狂，以保护不受尚存未泯的自我怀疑的困扰，当然，还包括元首。
之所以有诱惑，是因为人们在不确定的经济前景中，希望摆脱一种不完善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弊端，首先受到诱惑的是那些选民，他们在事物的一种较为陈旧的结构中失去了自己的位置，却未能在新的秩序中找到另一个位置；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一些毫无地位的和失去根基的阶层。早期纳粹党的很多领袖出身于在社会方面（而且有时也在民族方面）无家可归的家庭。他们的追随者来自某些特定的下层群体，它们“从未为社会所整合”，后来也来自一些小的独立职业者和小商人，这些人都为有组织的资本也同样为有组织的工人深感不安，来自一些职员，他们在他们的要求和他们的地位之间被拉来拉去，摇摆不定，而且也来自那些“保守的和传统主义的分子”，他们想要保留一个没有现代政治的世界。既非公民，也非阶级，能够解释国家社会主义的崛起，而是已弃旧又拒新，这种混乱引起失却方向的结果才能够对此作出解释，它们的问题是：它们是一些没有家园的群体，而不是由个人组成的单一孤立化的群众。
对自由主义价值的背叛并不局限在知识分子当中。很多心智更为脆弱的人，在领袖们的荫庇下，飞黄腾达起来，领袖们允许他们虐待毫无救助的牺牲者。极权主义的时代也是一种怯懦的时代。懦夫们鸣锣开道，摇旗呐喊，为领袖们去犯罪。他们理应受到鄙视，而盲目的积极分子和被诱惑上当的理想主义者却令人不寒而栗。因此，知识分子不仅仅背叛了某些特定的政党的价值；他们也背叛了公民社会，然而，没有公民社会，他们就无法生存。这是一种令人恐怖的景象，我们永远也不许忘却它。
至于德国的情况，人们首先想到1933年春天和夏天的几个月，当时少数人能成功地超脱时代的激情，而很多人则陷入一种罕见的、耿耿于怀的对自由的怀疑。在若干人身上，这并不特别令人感到惊愕。恩斯特·永格尔（Ernst Junger）歌颂了“全面总动员”，并且粉碎了“工人”的反无产阶级的理想；卡尔·施密特（Carl hmitt）把政治归结为朋友－敌人的关系；汉斯·弗赖尔（Hans Freyer）郑重其事地要求“右的革命”。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933年在大学校长会议上确实臭名昭著的讲话，颂扬了把“教师和牧师等级”让位于“军人等级”的时代，也就是说，哲学家们把阵地交给纳粹冲锋队去摆布。（甚至连托马斯·曼［Thomas Mann］虽然身居国外，也有过谨慎好奇的短暂的阶段。）他们都不是在纳粹分子概念的充分意义上的纳粹分子，但是，他们同其他数以百计的人一起，成为纳粹的同路人。
共产主义的诱惑得到了更好的证明，哪怕仅仅是因为落入诱惑圈套的人具有一种特别明显的倾向，即津津乐道地讲述和写下他们的历史的倾向。里夏德·克罗斯曼在他的著作《不是上帝的上帝）——这是一本凯斯特勒和吉德（Gide）、赖特（Wright）和西伦（Silone）、斯彭德（Spender）和费舍（Fisher）的忏悔录——的绪言里，谈到了“绝望和孤独”是“改信共产主义的主要动机”，然后提出令人惊讶的、然而也许是十分中肯的论断：“但是，不管人们采用什么名称，这种有关一种积极的斗争共同体和同志关系的思想包含了个人的牺牲和消灭一切阶级或种族的差别的思想，在所有西方的民主国家里，都具有一种咄咄逼人的力量。一般政治党派的吸引力是建立在它能为其成员提供的东西之上的：而共产主义的吸引力在于它什么也不提供，却要求得到一切，包括放弃精神的自由。”人们不妨看一看受虐狂的要素吧，也就是在这种诱惑中的自我毁灭因素，它把过分的希望与彻底的百依百顺相结合在一起。
人们也许可以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段历史描写为一系列的“喀琅施塔得”叛乱事件的历史，这里采用路易斯·费舍（LouisFisher）的（只是过于现实的）对那些事件的比喻，那些事件有助于受到诱惑的左派清醒过来。1921年喀琅施塔得大屠杀实际上并未触动很多从前的改变信仰者，因为他们那抽象的、几乎是美学的信仰包含着这样的信念，即认为不把所需要的鸡蛋打破，就不能做出大蛋卷。（即使在同共产主义决裂之后，斯特芬·斯彭德还写道：“也许可以为暴力、集中营、科学和艺术的颠倒曲解辩解，如果这些方法最终导致建立无阶级的社会的话。”）直到最近，乌克兰的消灭富农和集体化这种凶残的办法才被充分地载入文献。30年代的公判大会对好些人有过一些影响；然而，共产党人有意识地宣告取消反法西斯同盟，更加强烈地促使幻想的破灭，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向所有的参加者显示了这种同盟，违者往往有杀身之祸的后果。1939年希特勒…斯大林的盟约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促使幻想进一步破灭。但是，有些人仍然顽固不化。显然，诱惑是无疆界的。他们一直坚持到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大挑战和否定，坚持到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到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甚至还有某些人，尽管为数极少，直至在1989年革命中共产主义结束之后，还成为殉道士墓碑载入本世纪的血醒历史。
其他的因素补充了在欧洲的极权主义史里不完善的现代精神的扭曲、领袖的引诱和知识分子的背叛。苏联和纳粹德国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区别。然而在两者之间，也有并非无关紧要的共性。读者们并未忽略，弗朗茨·诺伊曼在谈及有关极权主义时，谈到了“对个人进行原子化和孤立化”时，他把这两个词作为及物动词来应用。换言之，这是指极权主义干了什么，而不是为什么会有极权主义。作为过程的极权主义——汉娜·阿伦特可能会说是“权力上的极权主义”——把人原子化和孤立化，而且必须这样做，才能保障它能采取行动。极权主义并非是一种单一化的社会的结果，而是它创造着单一化的社会；因此，用托洛斯基（Trotzki）的话讲，它是一种“不断革命”。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汉娜·阿伦特的一种论断具有重大的意义，她立论道，“极权主义的统治者面临双重的任务，这种任务初看起来似乎是矛盾乃至荒谬的：他必须建立一个运动的、虚构的世界，作为日常生活的唾手可得的和发挥作用的现实，另一方面，他又必须阻止这个新的世界去发展一种新的稳定性；因为这个世界的法律和机构的任何稳定化，必然会消灭运动自身，并且随之也会取消所有征服世界的计划。”
值得结合希特勒和斯大林、后极权主义时代的苏联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这个论点进行思考。倘若汉娜·阿伦特的论断是正确的，那么它也意味着极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