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冲突-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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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向前走，或者变换题目，或者采用一些使昨天的极限显得无关紧要的新的进攻方法，犹如在空战时代使得马奇诺防线变得无关紧要一样。
这并不意味着，无所事事地安静等待，听任事物自己发展就够了（虽然我也同样怀疑人的计划的可能性，并偏好市场，这两方面给现代的自由主义思想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这也并不意味着，在70年代没有发生后果累累的变化。与此相反，70年代的经验标志着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现在尚为时太早，不能十分肯定这个转折点有多么重要。有可能它就像100年前自由主义的世纪过渡到社会民主主义的世纪一样重要。不过，同时代人总是喜欢赋予一些转瞬即逝的事件以异乎寻常的意义；想在重要时代生活的刺激，对于知识分子是不可抗拒的。人们在1789年（这样或者那样地）看到戏剧性地推行了公民权利的原则；1889年即在大不列颠《费边评论》发表和非技术工人工会成立的一年，（这样或者那样地）标志着有组织的阶级斗争的开始，有组织的阶级斗争随后导致了制度化，更往后则导致多数派阶级的形成；1989年（这样或者那样地）由于在共产主义世界里的革命，再次提醒人们记住开放社会的基本价值，然而，这并不能掩盖其他一些尚未给予名称的世界性变化。
经济增长与这种变迁关系密切。当罗马俱乐部预言了经济增长之极限时，很多人可能会感到这是不必要的悲观。不过，一年以后石油危机的大冲击产生了一些值得回忆的画面。突如其来的动力原料短缺，使得很多高速公路空空如也；很多房屋电力定量配给；整个工业似乎受到危害。这无疑是过去了，而且毋宁说，部分具有象征性质，然而，这是天有不测风云的一些象征，有些可能性是意想不到的。20世纪70年代，大多数国家都经历过至少一年的“负增长”；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平均增长率大大低于过去的几十年；如何适应新的时代环境，成为政治的主题。政治家们发现他们的职业艰辛，工作难搞。很多政治家输掉了选举。甚至经济学家们起初也感到困惑，目瞪口呆。他们当中的几个人抛砖引玉，提出一些理论来辩论，这些理论值得回味，尤其是因为它们为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占主导地位的想法提供了背景。这些理论应该用以解释新的增长问题，并帮助找到一条途径，走出明显的两难困境。它们当中的最简单的理论原来根本不是什么理论，而是呼唤所谓的“长周期”，仿佛这些周期是一种自然规律。沃尔特·罗斯托明确指出了发明这类周期的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捷夫（Kondratieff），后者列举了过去200年内的一系列“带有经济下行趋势的时段”：1790－1815年，1843－1873年，1896－1920年，1936－1851年。根据人们考虑的国家的不同，毋宁说，这些时段中的这个或那个时段会令人感到惊讶。然而，罗斯托的论点首先是，倘若一个新的这样一种时段于1972年开始，那是没有什么可惊讶的。它将会继续下去，并在25年后在一次经济高涨中结束。到2000年，“稳定的高增长率将与稳定的物价并存”。
不过，另一些人感到这样一些未作解释的规律性是不够的。阿尔伯特·希斯曼（Albert Hirschman）以典型的幽默和怀疑态度谈到了“失望”的周期，“失望”的周期是人对非个人的矛盾的回答，而且是难以避免的，虽然人们必须设法别让它们使人完全丧失采取理智行动的勇气。曼柯尔·奥尔森走得更远。为了解释70年代明显的经济现象即解释滞涨，他引入了他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他认为这种逻辑是不可避免的。社会和国民经济越是能够长久地发展，不受内部和外部冲击的干扰，就越是可能发生这样情况：它们会僵化凝固，既没有能力适应，也没有能力革新。特殊利益集团的卡特尔压制着企业家的首创精神。整个体制在沙滩上搁浅。如何才能使它重振旗鼓，扬帆航行？奥尔森的结论招致了许多批评，尽管在他的分析背景下，这些结论可能似乎是可信的。他援引杰斐逊（Jefferson）的话：“进步之树必然会一再要用爱国者的鲜血来浇灌施肥。”只有战争和革命能够打破经济的停滞和扭转各民族的败落衰微。
70年代关于经济增长辩论的核心并不太具有戏剧性，然而同样值得注意。它有两个主要特征。一个在于问题的提出令人眼花缭乱，含混不清；一些人怀疑，从根本上讲，进一步的经济增长是否还能够达到，另一部分人则怀疑，这样的增长是否值得希望的。第二个特征在于提供非经济学的办法来解决经济学问题的奇特的倾向。问题提法的不明确，特别表现在米香（Ed Mishan）和威尔弗雷德·贝克曼（Wilfred Beckerman）之间的意见相左之中。早在1967年，米香就发表了他的著作《经济增长的代价》，后来又把它放入《关于经济增长的辩论》一书出版。1974年贝克曼以他的论文《捍卫经济增长》来回敬米香。米香从来就对经济增长不甚看重，或者说，从根本上说不太看重现代世界。“私人汽车肯定是人类所遭受的最大灾祸之一，如果说不是最大的灾祸的话。”这样一些浪漫主义的偏好，典型地说明他处处猛烈抨击“增长派人物”。与此相比，贝克曼采取温和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立场。不增长的代价高于增长的代价；要为所有的人提高福利，尚有很多事要做，任重而道远；当然，“整个收入的增长是收入分配的增进的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
令人更加感到有趣的是，贝克曼也说：“在世界上比较富裕的国家里，在经济迅速增长是否值得希望问题上，也许比从前的任何时代有着更多的缘由令人不快。”因此，他丝毫没有反对探讨福利指数，福利指数包含着其他的因素，而不仅仅包括国民生产总值和实际收入。事实上，公开辩论的语言发生了变化，这是70年代辩论的存留结果之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本身从前曾经是增长哲学的学院，现在也鼓励除了传统的经济学的测定值外，也应用社会指标。政治家们、甚至各国政府开始谈论“平衡的增长”或者“质的增长”，宣布他们的信念，认为简单地在50年代和60年代很多人走过的崎岖小道上继续慢行是不够的。
无疑，并非人人都跟随那些还已经走得更远并要求对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作根本改变的经济学家。蒂博尔·西托夫斯基（Tibor Scitovsky）（在其《悲哀的经济学》里）区分了新事物的刺激和习惯事物的安逸，并且贬低物质生活水平对于两者的意义。弗雷德·希尔施（在其《增长社会之极限》里）要求实行一种“新的社会政策”，它要能促使人们把他们渴望的目光，从一种他们不能达到的供给上引开，因为增长从某一个特定的点上开始，就会破坏着它的固有目的。弗里茨·舒马赫（Fritz Schu…macher，在《人的节度》一书中）把希望寄托到在较易把握的经济活动规模范围内发展“新的忠诚”，当经济活动造成了增长时代的巨大狂热之后，理应如此。在这类和那类有关新的价值的建议中，一些特异反应要素是显而易见的。也许我们应该首先指出，根据这些一般带有严肃理性之烙印的社会科学学科代表人物的意见，70年代危机要求的不是经济政策的一般药方，而是另有所求。
在80年代后期，在危机中能幸存下来、劫后余生的人中，有些人对回顾他们在70年代撰写的文章，肯定不会特别感兴趣。旅行商人在悲观气氛中的景气证明是短暂的。事实也只能如此；然而，依旧残留着有益的怀疑。在经历80年代的10年赌赛资本主义之后，这还是值得回味的。当70年代危机开始云开雾散之时，一种新的供给前景豁然开朗了。增长似乎不再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办法，而是同时也作为难题。它也不再是不言而喻的了。一方面，在某个地方，总有一个哈德逊研究所（Hudson－Insti… tut），许诺要在地上建设（供给的）天堂，另一方面，官方的和非官方的经济学家们对于预言变得慎重起来。现在人们明白，增长总是困难的。正因如此，世界经济对于所的的参加者来说，也正在变得更加重要了。
康德拉捷夫周期肯定不是有益的政治工具；这永远不是历史的必然。然而在70年代，广泛传播着这样的印象，仿佛过去的成就要对当前的问题负责。从另一种立场观察，社会方面的公民权利似乎是工资的附加费用（和税收），这些额外开支损害着国际竞争力。过去数十年之久，规模似乎在保证效益；现在新投资的代价和缺乏灵活性的代价变得明显了。有一些从民主的阶级斗争产生的社团主义因素，现在很显然，这些因素对适应过程造成困难，因而也在同样的程度上，损害着增长和就业的机会。
因此，各国政府和公民们必须作出决定。有些人干脆打退堂鼓，甩手不干了，摇身变为绿党。这是一种奢侈，很多人承受不了这种奢侈，因此它也长久不了。另一些人企图重新复活最粗糙的、数量形式的经济增长的精神。他们想迅速发财致富。经济政策的理论和实践，转移到供给方面，即转移到对企业家友善的降低税收、激励就业人员和对新技术的补贴上来。人们很容易看出来，80年代的政策产生于70年代的困难，关于这一点，我马上将作更详尽的论述。于是事情也就变得很清楚，这种变迁的破坏性方面，比起它的建设性对立面更加引人注目。为了使改变成为可能，人们不得不撤消很多社会民主主义的机构，但是，从它们的灰烬中涅盘升起的社会，迄今为止只能初见轮廓，而且可能不会持久。
3．新的漫无头绪
要描写留存下来的改革结果，并非易事。我把改革与一个其确切性毋宁说容易把人引人歧途的年代即1968年等同起来。这些改革中的有些改革仍然仅仅是空话，虽然语言的变化为价值的演变铺平了道路。在那些以改革意图推行的措施中，有些措施只不过是为社会国家的大厦增添最后几处美丽的装饰；在有些情况下，以为是改善，但实际上被证明是一滴让水桶漫出水来的水滴，简直多此一举；在德国员工生病时，工资继续支付到生病的最初一些日子，就属于这种情况；这样一来，一种本身很有意义的制度就为被滥用敞开方便之门，最终变成为过分昂贵，无力支付。不过，倘若人们想要对那个时代的改革进行量化，那么，一个事实尤其引人瞩目。这就是这个时期的公务人员数目在猛增。1968年的革命（如果它是革命的话）是一次公共服务的革命。
这种情况表现在好几个方面，但是，它首先说明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的改革有着持久影响。1984年，在当时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有460万德国人直接或间接在公共服务部门就业；另外有30万人处于类似的劳动关系中，120万人接受公共服务部门的退休金。如果把家庭成员人数也算进去，那么至少有1500万人的生计靠公众机构，而当时全国总人口不到6000万。自从20世纪70年代中叶以来，这个数字基本上没有变化，但是在此之前的10年即1965－1975年，它增加了35％以上。而且大部分增加人员是所谓的较高级的官员，他们享有特殊的优待和应得权利；较高级官员的数字在10年之内翻了一番。
德国的情况从某种角度看是一个例外。（诚然，瑞典的舆论研究所［SIFD］在1985年全国议会选举前计算，全部瑞典选民的54％从国家获得收入，28％为公务员，26％是转移支付收入的领取者。）在德国，教师、铁路员工、邮差和飞行员或者是官员，或者是处于异常相似的位置上。不过，在大不列颠和其他国家，如果人们把所有那些由地区、乡镇、卫生保健机构、学校和其他部门获得工薪的人都算在内，那么，这个数字也不再会有太大的差别，如果在这些地方就业，他们几乎是不能解雇的，他们得到实际上指数化的收入，而且在疾病和年老时还享有某些优先选择权。只有在美国，情况明显不同；然而，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其他国家里，70年代中叶，所有的人当中，约有1／4从事带有公共服务性质的职业，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是在过去的10年中得到这种身份地位的。
发生这种过程的种种原因是再显然不过的。根据各人的喜好，它们可以以或多或少带有嘲弄的口吻加以描述。60年代后期的某些改革能量，来自于高等教育制度迅速膨胀的产物，即高校的毕业生。他们需要职业。同时，他们迫切要求进行社会的改革，在他们看来，社会都被私人的经济利益所控制。对于他们来说，“公共的”就是意味着“值得争取的”。因此，他们必须在公共的领域里找到他们的职位。实际上，整整一代的高校毕业生都轻而易举地混进公共服务部门的计划、教学、监察和行政管理等职业中去。紧接在他们之后，这个进入通道同时被双重关闭起来，一方面是职位编制膨胀的结束，另一方面是新的官员比较年轻，这种情况与80年代的政治气氛息息相关。
用不太玩世不恭的口气讲，当时的很多改革需要更多的政府行为，这是显而易见的。改革需要有人去管理。这也适用于使“民主化”这一口号流行起来的那种事态发展的无意的后果。这个口号不得不受到种种责难，代人受过，但是，荒谬绝伦的是，它多半是不得不替那些与其说导致人民掌权不如说导致官僚体制化的倾向背黑锅。民主化意味着建立新的决议机构和召开很多会议；然而，决议机构和会议不仅需要花费很多时间，而且也需要消耗很多纸张。民主化意味着为任何一项决策都要建立上诉机关，因而也意味着文件的生产。民主化也意味着个人的决断为深入的和明确阐述的理由所取代；这类例行公事要求要有报表、档案和管理人员。那么没有统治的交往和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