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冲突-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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吩文垦５母叨取１热缭诖蠖嗍依铮裆苤档哪昃龀ぢ饰�3％。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如果人们考虑到这里谈的百分比对应的国民生产总值是相当于1950年的4倍。倘若把增长率折算回每年增加的货物和劳务的数量，那么，这个数量比在50和60年代大多增长得快得多。80年代是经济奇迹的10年。
但是，这是什么样的一种奇迹？苏珊·斯特朗提出了已经多次引用的“赌赛资本主义”的概念。80年代的奇迹是靠债务和大胆冒险的资金运作滋养的，如果不说是靠投机的话。华尔街和伦敦的股市打破一切记录并非偶然，其他股市稍事犹豫后也紧随其后。有些人赚得的、然后又投入的钱，其规模超出一切想像，首先是从前闻所未闻的。也许，这在某种程度上适用于一切高度景气阶段；然而，80年代似乎是特别棘手的年代。大西洋两岸的经济分析家，例如费利克斯·罗哈廷（Felix Rohatyn）或者彼得·杰伊（Peter Jay），早已看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的经济已经处于“深渊的边缘”。1987年春，一本未来学派的著作《1990年的大萧条》成为美国的畅销书。这年10月，股市经历了第一次大危机，两年后又一次大危机紧随其后。股市崩溃不一定意味着衰退；有时候股票的市值似乎脱离了企业的发展业绩。然而在这10年临终之际，现实的国民经济向我们提出了一些问题。在这10年间，究竟可持久增长的成分有多大？奇迹到头来是一种视觉的错觉吗？无论如何，暗中的怀疑伴随着飞黄腾达者们刚刚得到的财富。
其中有一个原因，肯定在于明显存在的不成功者们，因而也存在于失业。在欧洲，80年代的增长对失业者几乎没有什么帮助。也许，认为它在某种方式上是建立在失业之上的论点，甚至也能说得过去。是的，有两种提高生产率的方法。一种方法是：同样数目的劳动力生产更多的东西；另一种方法是：由较少的劳动力生产同样数目的产出。在80年代，后一种方法非常广泛传播。各国政府为其国家竞争能力忧心仲忡，它们允许雇主们把他们的就业人员缩减到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减肥后的企业的产量与从前一样多，如果不是更多的话。关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劳动量（用劳动的总时数来衡量）之间的关系，德国有令人信服的数字。直至50年代后期，两者都在提高，虽然当时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已经比劳动量的提高快了。不过自那时以来，两种曲线就分道扬镳了；今天它们呈反向发展关系。如果1950年国民生产总值为100，1986年上升到400，而人均劳动量起初上升到110，后来在同样这个周期内则下降到66。从少得多的人的劳动中，产生了高得多的供给。
根据这类观察进行外推法分析，历来就已有过。因此，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们几乎还不能为它们所动。特别是认为技术的发展会使人的劳动成为多余，这种思想在过去的200年间已经是老生常谈，经常重提，比起50年代关于自动化大辩论时，今天这种思想更难找到官方的追随者。然而，那些认为他们对这一切已经至少听过一次的人来说，应该小心谨慎为好。劳动的本质和作用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给个人生活和社会结构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今天，劳动不再是对社会问题的公开回答，而是本身成为新的社会问题的一部分。
劳动是工业世界的普遍的主题。一些重要的作者们很久以来就认识到这种情况。他们也发现了一种荒谬现象。现代社会是一些劳动社会，是围绕着劳动伦理和职业角色构建的，但是，它们也被一种幻素推动并向前发展，甚至可能是被一种日益变为现实的没有劳动的世界的前景推动向前。人们在成为公民之前，有职业，至少有临时性工作，无论如何，在他们出生之前，他们是作为消费者的。通往供给的世界，有别的道路可走，有各种歪门邪道，但是，正常的道路是从事职业工作。职业工作决定着收入、包括转移支付收入、社会威望、自尊自爱，以及决定着人们组织他们的生活的方式、方法。另一方面，从事很长时间的多天数的连续沉重劳动的日子被视为无法忍受的重荷，自从几世纪以来，尤其在工业社会里，享有特权的阶级是一个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有闲阶级，很多人带着惊奇和嫉妒的眼光注意这种特权阶级。
这种荒谬现象以某些方式发展着，有着令人惊讶的影响。在劳动的社会里，人的生活有一种清楚的结构。在那里，孩子们正式进入职业世界之前，是生命的早期阶段；在那里，在每天、每周、每年，从事职业的人员都有一些时间不必劳动；最后是生命的黄昏到来，即从职业上退休。在100年前，甚至在50年前，生命的所有这三个方面都与一个第四个方面相联系着，即职业劳动。童年就是通过学习技能和熟悉各种价值，为劳动作准备；闲暇就是为了从劳动中得到休息，体力恢复和精力，为了能够接着劳动；退休是对长期的劳动生涯的奖赏。今天，这三个不必劳动的阶段，统统都有其自己的意义。它们的范围都增加了，而且他们往往被作为独立的范畴来界定。教育和培训的世界有着它自己固有的价值观念；有些人认为，教育和培训世界之所以主宰着现代社会，恰恰是以牺牲劳动为代价的。闲暇产生了一个自己的。新的经济部门；不少人从业余活动中至少得到与从职业工作中得到的同样多的个人满足和社会承认。退休业已成为生命的第三个年龄段，它对于很多人来说将持续20年之久，或者更长，产生了它自己固有的结构，而且从“第三个年龄段的大学”直到政治舞台上的“头发灰白的豹子”，都是这样。
这种事情的发展对于劳动已经有了意料不到的后果。烦躁不安的新的保守派在赞扬劳动的美德方面，与惊吓得目瞪口呆的社会党人携手结为同盟，而同时，二者都不能为所有的人提供就业。实际上，他们关心的是社会和政治控制，迄今为止，除了职业劳动纪律外，还没有发明其他的机制可以进行这种控制。劳动骤然成为不太像是一种重荷，而是一种特权。最近，甚至连上层的各种群体都很难描写为一个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有闲阶级；毋宁说，它们是一个因怕遭辞职而过度劳累的工作狂阶级。它的很多成员经常抱怨，说他们的工作日和星期天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他们好几年没有真正度过假；然而事实上，这类埋怨只不过是“炫耀性消费”的一种形式，即公开炫耀在劳动方面的新富。
一个小小的数字游戏能说明已经发生的情况。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社会里，今天20％的人口未达劳动市场向他们开放的年龄，另外20％处于退休的状态。10％在教育机构里度过他们的时光。（这些平均值当中，有些毋宁说，定得太低。）所剩下的50％当中，有些人找不到真正职业活动意义上的工作；另外一些人不管出自什么原因，总是不能工作；如果设想这两部分人共计占15％，极可能是不会错的。如果我们再设想一下，还有10％失业，那么就只剩25％的人口了。这25％的人口一年大约有一半的日子在他们的劳动岗位上度过的，而在这些日子里，他们的职业要占用他们清醒时间的一半。我们还真正生活在一个劳动的社会里吗？
回答是：“是的”，而且失业者的命运提供了证明。他们是一个不适合于放进我们的计算里的群体。我们丝毫不反对有人是大学生，或者是养老金领取者，或者是在世界各处旅行度假的职员，或者甚至是在无授课任务的年份中的访问学者、客座教授；当家庭妇女，对于某些人来说是侮辱性的，哪怕对于另一些人来说是很舒服的；作为智力或体力残疾者，不能参加劳动是很悲伤的，然而又不可避免；但是，失业又当别论。这是不能接受的。它损害人的自尊，使他们的日常生活陷入混乱，使他们依赖国家的救济。它把他们排挤出公民的共同体，因此又制造着新的应得权利问题。
这一分析的命题意味着，在80年代的失业，在一些重要点上有别于同一现象的从前形式。很久以来，人们就曾为他们的工作岗位而忧忧忡忡。他们往往是季节性变动或者企业家任意专断、随心所欲的牺牲品。在19世纪晚期，第一次发现经济上系统性的失业原因。充分就业变成为社会和政治改革的主题。充分就业被解释为值得希望的，并且采取措施，争取实现充分就业。尽管在这当中所应用的是应得权利语言，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在健康的增长会带来充分就业的假设之上的，而且反之亦然。从以前要求把临时工作正规化，到通过国家财政预算和公共劳动工程来进行需求管理，直至广泛的“在自由社会里充分就业”计划（而在大不列颠，所有这些措施都与威廉·贝弗里奇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那时毫无疑问，都认为失业不仅是有失尊严的，也是浪费劳力的，而宏观经济的扩张是解决这个难题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自从1980年以来，这一切就不再是十分清楚明确的了。有迹象表明，经济增长在某种程度上与就业发展脱钩。因此，一种充分就业的政策也许必须走完全不同的道路。
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很多事情可做了。而是应该意味着，工作的分配已经变成了困难问题，而且也意味着，在一种能使大多数人维持体面的生活标准的收入水平上，也许没有足够的职位。这种事态发展的种种直接原因是技术性质的。几十年来，人们发明了越来越新的、越来越节省劳动的机器和装置，不断取得进步。不过，似乎缺乏职业岗位的更深层的原因是社会性质的。新的发明转化为产品，其原因在于新发明能降低成本和增加可靠性；而这些原因又与有组织的雇员们捍卫实际收入（有时凭借立法的帮助）息息相关，与难于控制和稳定人的行为举止息息相关。如果我们还更深入地挖掘，那么，我们很快又遇到现代劳动历史。
这肯定是一部成功的历史。以更少的劳动创造出更多的东西的能力，创造着很多新的生存机会。自从1870年以来，在今天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里，经济的总产值也许至少增长为10倍，然而同时，人均劳动工时的数字却下降了一半。建立一种他治性劳动和自治活动的新关系是可能的，它将克服工业劳动社会的较麻木的做法。劳动的质本身可以得到改善。劳动世界里的上下级关系中的不可避免的问题要素，可以通过从业人员的代表制和共决制加以缓和。有些人工作狂热，劳动成瘾，另一些人则可能在他们不必在其劳动岗位上度过的很多小时和日子里，施展他们的天才。不管在劳动世界之内和之外，到处都有更多的活动空间。然而，这并非对大家都适用。用较少的人力的投入，生产出更多的东西，这个事实意味着劳动是可以变得短缺的。这反过来也有这样的结果，即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有些人最终会被挤出劳动力市场。
那么，这是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呢？要求“自然”失业率为6％或者另一百分比，不会有多少帮助，尽管“自然”一词意味所理解的失业率是指没有通货膨胀危险的也不可能再降低的失业率。在最近发表的出版物中，经常谈到劳动力市场是细分为两个或者更多的相对孤立的局部市场的，这些孤立的局部劳动力市场有着它们自己的技术资格要求和进入通道。这类进入障碍的存在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没有一个完善的劳动市场，为什么某些特定群体在景气波动发生影响之时，总是首批离开劳动力市场和最后一批返回工作岗位，但是，它本身却并不能解释长期失业。与此相反，实际工资是否存在灵活性却能提供这样一种解释。如果工资在实际上富有刚性，不可能创造在一种其收入水平大大低于现有各种职业普遍收入水平的就业，那么，在一种狭义的货币的意义上，失业（对于整个社会）就比充分就业更便宜一些。
不过，还有其他的因素。其中之一是，失业并未触动经济的很多核心功能。很久以来，农业已经是一个高劳动生产率和低就业的部门。在作为货物生产的第二产业意义上的工业，紧随农业之后，也迈步在这条道路上。工业生产在增长，工业就业则在萎缩。在第二产业里仍然留下来工作的工人们，从合理化的某一个特定点上开始，拥有相当可靠的工作岗位；无论如何，他们的报酬不菲。然而，其他人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于是，首先有一个必要的第三产业，我们需要在那里工作，以保持第一产业的生产和第二产业的运转。在传统的行政管理和分配部门里的就业增多了，而且它也必须增多，以满足人们的日益错综复杂的变化多端的趣味和需求。外加某些其他的活动，尤其是与组织收入转移支付或者社会方面的给予权利有关联的活动。在所有这些领域里，生产率是一个比在农业或工业里更为复杂的概念；新的领域的扩张迫使一般生产率指数向下降，然而，这并不十分重要。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传统的第三产业里的工作，构成可以称之为社会经济核心领域的东西。这个核心领域在明显低于充分就业水平情况下，还是能够维持下去的。
因此，如果人们想要充分就业，就必须创造一些比较无关紧要或者可有可无的职业。这显然是一种很成问题的想法。谁来决定，一种职业在严格意义上是否有必要？个人的服务职业曾经大量存在过，随后它们又几乎完全消失；最近，它们又作为有组织的服务行业重新兴起，作为洗衣公司，“在轮子上供餐”的企业，或者也包括擦鞋店铺。不过很显然，这种企业并非处处以同样的规模存在。倘若人们编写整理出一份维持一个现代国民经济运行所必不可少的职业的清单，那么，人们不必收入这类明显具有社会特异性质的服务。
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