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冲突-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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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那些对大多数人都不能企及的人。也许有一些别的方法，但是，它们的共同点是，不能简单地动用宏观过程。新的失业也好，新的贫困也好，都不能通过经济增长来消除。补充性的和最广义的政治行动是必要的——这是一种可靠的迹象，表明我们与之打交道的是一个应得权利问题，而不是一个供给问题。　　　　
　　也许这还没有做到必要的事情。另一种评论是重要的，它冒着这样的危险：这种评论在这种情况下还会加剧阶级概念的不明确。多数派阶级对于打破歧视那些降至下层阶级地位的人的圈子感兴趣，这绝不是虚构的。与此相反，多数派尤其在社会经济不安定的时候，乐于把他们周围的几个人挤出圈子，使之呆在外面，以保护在内部的人的地位。无论如何，多数派的机构和组织很少帮助下层阶级。教育机构对于所有能够企及的人都有益处；技术资格证书是进入现代的、由高技术决定的经济的最有效的人场券，然而，那些不能获得教育机会、缺乏动力或者屁股长刺、缺少坐功的人，仍然完全留在外面。有时，其中有很多功能性的文盲，他们没有能力做有规则的工作。工会虽然喋喋不休地抱怨失业和贫困；于是，回忆过去也发挥作用，过去就业和过一种体面的生活直接取决于经济增长；但是实际上，工会很少为下层阶级做事。在有些国家里，失业者自动丧失他们的工会会员资格。民意测验往往指出，失业居很多人的忧虑之先，谁也不喜欢贫穷，但是，如果进行选举，那些许诺给从业人员多几个马克、英镑或美元的政党，比那些要求作出牺牲或者进行再分配以帮助被排除在外的人的政党，获胜的机会更大。　　　　
　　多数派阶级保护着它的利益，犹如其他的统治阶级在它之前所干得那样。区别在于范围的大小。马克思认为，打着资产阶级烙印的社会是第一个被压迫阶级——即有前途的阶级——包括着绝大多数人的社会，因此，被压迫阶级能够把自己大规模地组织起来，并且把统治的少数派从他们的宝座上推翻下来。在某种方式上，发生的情况恰恰相反。绝大多数的人没有进行政治革命，却找到了一种完全可以忍受的生存。无论如何，大多数人发现了生存机会，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对这种生存机会连做梦都未敢去想。但是，对于美好的日子是否将长期持续下去，他们绝没有把握。他们开始设栏划界，把有些人留在外面挨冷受冻。像他们之前的统治阶级一样，他们有种种可能的理由来这样划界设栏；他们也准备让那些接受和实践他们的价值的人进到里面来。而且他们也拍着胸脯满怀信心地断言——尽管并不十分令人信服，认为不该再有阶级的藩篱了。他们想看到藩篱被拆除；然而，他们并不采取任何步骤来拆除它们。一个阶级生活在供给世界里，因此认识不到其他人的应得权利要求，这样一个阶级缺乏幻想，这是与关心保障自己的地位结合在一起的。情况尚不至于这么糟糕，但是，长期失业和严重的贫困现象标明着一种凶兆。　　　　
　　3．关于定义（2）：公民和分裂主义者　　　　
　　如果说在探讨美国的下层阶级时，我仅仅是附带地提及种族和民族属性的问题，那么这并非有意认同“政治的正确性”；毋宁说，这个题目很重要，它要求作专门的讨论。如果说多数派阶级划定属性的界线，那么，它不仅向下划界，而且也向侧面划界。有些人丧失他们的社会方面的公民权利，但是，另一些人则从一开始就被拒绝，不能享有这种权利。这个进程有深刻的根源。即使在最有利的情况下，它也是痛苦的。关于这一点，在前面几章里，尤其在引入公民身份地位的概念时，已经作过论述。在公民社会的希望一再被唤醒又破灭的一个世纪结束之际，寻求同质性——即部落思维——重新变得具有现实意义。现在有一种社会的保护主义的迹象，它像一团丛林野火，四处蔓延，不仅引起很多人的苦难，而且也带来一些暴力的形式，这些暴力形式无法用解决冲突的通行方法来克服。　　　　
　　对于这种现象，还没有任何人作出有说服力的分析；因此在这里，我不得不局限在几个暂时的和小心谨慎的说明。首先，我们联系社会排斥的问题来谈。美国的下层阶级肯定不单单是美国黑人的一个特征。诸如农村地区的贫困具有类似的后果，从这角度看，它主要是一种白人的现象。伊斯帕尼亚人移民在城市的穷人当中占有相当大的百分比。然而，“贫民窟”基本上是黑人区，或者按最近的叫法，是非洲裔美国人的居住区。传统家庭的崩溃和单独抚养教育子女的母亲占统治地位，这在美国的黑人当中，比在其他的群体当中更加明显。这两种情况导致很多人显然没有能力或者不愿意接受凌驾于这一涵括了所有群体的社会的各种价值。随着60年代公民权利运动的推动，出现了大的社会分类进程，一些黑人在这个社会分类过程中踏上了中产阶级生活的道路，然而在很多重要的方面，他们仍然是局外人。由于这个事实，区别变得尖锐了。那些走上中产阶级道路的黑人已经变为市长和经理以及别墅和游艇的所有者，但是仍然有很深的文化的藩篱。很少人谈到他们的体验，也许如果人们谈及这种体验，也不会有很多补益。显而易见，公民权利是一回事儿，而充分的参与则是另一回事儿。要持续很长时间，人们的观念才能适应新的环境。因此仍然存在着这样的事实，即如果我们谈论社会病理学以及社会疾病四处泛滥，我们就不得不认为黑色的肤色是受歧视的一个因素。　　　　
　　英国从前殖民地移民的经验，历史较短，在某些方面，方式也有所不同。从最重要的说起吧：亚洲人和西印度群岛人是自愿到大不列颠的，不是作为奴隶而贩运来的。（有明显迹象表明，在美国，较晚时期的西印度群岛移民的日子比老的非洲裔美国人家庭的孩子们好一些。）然而在大不列颠，一个下层阶级的种种因素也有明显的社会病理学特征，其中种族也起作用。而且多数派阶级划下了敏感的和不那么敏感的界线。这尤其适用于传统的工人运动，表现在人住社会住宅、加入俱乐部和协会的成员资格上，甚至也表现在工会会员和工党党员的地位方面。诚然，根本没有必要“血流成河”（用右翼保守党人伊诺克·鲍威尔〔EnochPowell］的话讲），但是，“多种族社会”的魅力并未赢得多数人的欢心，多数人宁愿划定边界，而不愿意开放为怀。　　　　
　　对于全体公民的发展来说，这是一种退步。它要求重新活跃公民权利的力量。这也包括某种程度上的正面的歧视（用一种令人不快的德国的表达方式），即试图通过正面的行动和有意识的规则，以保障参与，来遏制那些由于其历史长久已经变成为牢固的社会结构的歧视。这类耳熟能详的药方虽然没有丧失其任何价值和紧迫性，但是，它们忽略了一个新的要点。越来越多的人（似乎是这样的）不愿意在一个多种族的或者哪怕是多文化的社会里生活。而且，这不仅适用于舒适的多数人，而且也适用于有关受害的少数人。他们要求有自己的“小安乐窝”，如果不是说他们自己的地区、他们自己的国家的话。“分开，但是平等”，这是60年代自由党人提出的、受到很多指责的要求；在80年代和90年代，它变得非常具有现实意义了，同时，更经常强调的是分开，而不是平等。有一种对同质性的要求，它反对首先建立各种公民社会，然后让不同的文化在它们之内能繁荣发展，企图以此建立文明化的共同体。　　　　
　　由此引发的冲突有时是微妙的，而往往是激烈的，然而，它们是历历在目的。倘若在比利时佛兰德地区的一位当选的市长被政府罢免，因为他只说法语，这可能会使遥远的观察家们感到很有趣，但是，这并不是滑稽。瑞士最终不得不接受汝拉地区从老的伯尔尼州分割出去。在加利福尼亚，一次公民表决以微弱多数决定，坚持英语为惟一的官方用语，但是很显然，很多加利福尼亚人继续操西班牙语，而且操西班牙语的加利福尼亚人在下一次公民表决时将会获胜。（作为少数的积极分子获胜的可然率，也属于这个题目。）爱尔兰的内战有一段很长的历史，但是，这段历史最近变得更糟糕，因此，权力分割的前景是极不可能的。巴斯克人的自治要求伴随着爆炸和枪炮的隆隆响声。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里，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在其领土之内没有某个群体要求过承认某地区的分开生存。　　　　
　　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世界之外，特别在1989年的革命之后，这种要求具有一种新的质。要求“自决”一词的含义模棱两可，施展其固有的活力。在过去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通过稍加改变莱比锡星期一大游行时的口号，就可很好地显示这种自决的模棱两可：“我们是人民！”也就是说，人民不想被奴役和被压迫，而是想由自己决定谁来管理他们，首先是谁不能统治他们。“我们是一国的人民！”这是召唤民族的感情，而且也很快招致复仇。在分崩离析的南斯拉夫，在土崩瓦解的苏联，这种“自决权”的位移变化不仅引起形形色色的有争议的独立声明，而且首先是引起对少数的压迫，随后又引起暴力。我们突然面临着公民社会的大堆破碎玻璃，然而，自由的种种希望是建立在公民社会的基础之上的。　　　　
　　倘若重新发现民族特性，即各种具有深刻的、历史共性的群体的文化特性的话，本来可能会是文明进程中前进的一步。它意味着越来越了解这样一种事实：共同的公民权利与文化差异并不矛盾，而是相反，会为文化差异开拓新的回旋空间。然而，幸运的和谐不会持久。很多地方利用差异作为武器，来对付公民的身份地位。这种武器由于社会的感情冲动而强化，我们已经习惯于把这种社会情绪称为原教旨主义。原教旨主义意味着，属于某一个群体的归属性具有非同寻常的影响，获得一种几乎是宗教的重大意义。在以色列，作为其生存的理由，许诺凡是回到这里来的一切犹太人，都给他们提供一处住所。甚至在那里，人们探讨正统概念上的犹太教，而正统是排斥改良派犹太人的。（以和平的方式维系以色列这样一个多文化的犹太人…阿拉伯人的国家，显然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当前富有爆炸性的问题之一。）不仅在四分五裂的前共产主义的帝国里，一种原教旨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征兆在扩散蔓延，而且在西欧也一样，人们可以听到“请买英国货！”，“法兰西属于法国人”，“中欧”等口号。在各种社会里的成员资格，不是被理解为一宗有关各种可能扩大的权利的事情，而是被理解为一些不可改变的、被赋予的特征，这些特征必须得到保护，使之不受外人的任何污染。　　　　
　　一种新的文化悲观主义的原教旨主义在自由飘荡，它具有类似的影响。50年代和60年代的倾向是好大狂，认为要有效率就得要求规模越来越大；此后，与此相反的倾向是可以理解的。在70年代，各种要求符合人性、有节有度和以小为美的口号听起来很悦耳。不过，很多人打着这些口号，不仅放弃了不必要的大规模，而且背离了一种正处在通往世界公民社会道路上的国际共同体的力量，最后甚至连由民族国家保障的公民权利也沦为改变了的气氛的牺牲品。一种新的、对真实可靠性的渴望，滋养着一种对“现实的”联系而不仅仅是“形式的”联系的浪漫主义的寻求，即一种对通过热烈感受不断的讨论、而不是通过法和根据法设置的机构而得到合法性的寻求。　　　　
　　这样一些观察使人回想起现代精神和根系联结的题目。在某些方面，现代世界似乎也是一个冷静的地方，它提供了新的机会，因为它砸碎着旧的约束关系，然而，没有旧的约束关系却很难生存。“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在前面有一章节里，由托克维尔和马克思的语录的“拼凑”描绘了这种情况。在这里不应该认为，对于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和其他的虚假的神明的产生，只有惟一的一个共同的原因。我仅仅认为，它们当中有许多在一方面是共同的，即同围绕着公民的身份地位和生存机会的现代社会冲突有着直接的关系。它们以一种被错误理解的自决权的名义，主张民族的、宗教的、文化的自治，对公民权利的促使文明化的力量进行攻击，甚至是以少数的要求的名义进行攻击。此外，有些人对此有更多的了解，因为他们过去曾经为公民的身份地位斗争过，他们至少也部分地对这种攻击的卓有成效负有罪责。一种温和的自由主义广泛传播，它把为一切人争取到的公民权利和应得权利的共同基础的伟大成就孤注一掷，以迎合少数人的分离主义。于是，少数的权利首先被误解，然后一反常态，变为少数的统治。最后，这样一种态度甚至不再反抗积极分子们的原教旨主义，因此，吵吵嚷嚷的少数可能要求沉默的多数的所谓的支持。　　　　
　　这是在公民社会历史上的一个大倒退，我们正在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这种代价首先在于一些冲突，谁也不知道有什么解决办法能解决这些冲突。在民主的阶级斗争所产生的组织、制度化和调节的经验中，没有任何一个经验能应用到积极活动的少数身上，他们或者要求脱离一个现存的整体，或者企图把他们的原教旨主义的信仰强加给所有其余的人。恐怖行动和内战的威胁，一般都伴随着这个进程，如果二者不是糟糕到没有任何遏制的希望的话，二者也会浪潮般出现，这些浪潮似乎是不可能中断的，是不可预见的。这一切并非偶然。　　　　
　　最昂贵的代价在于损害生存机会方面和阻止全世界迈向公民社会。显然，只有当一切有关参与者都能理解，普遍的公民身份地位并不消除一切差别时，迈向全世界公民社会的目标才能达到。拓展公民身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