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冲突-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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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昂贵的代价在于损害生存机会方面和阻止全世界迈向公民社会。显然，只有当一切有关参与者都能理解，普遍的公民身份地位并不消除一切差别时，迈向全世界公民社会的目标才能达到。拓展公民身份地位的进程并不使机会变得均等，而是创造机会。它使社会经济方面的各种不平等变为可以容忍，因为它把它们约束在一个共同的公民之家里。（而如果它不能做到这一点，对发生的改变，可以以公民资格原则的名义提出指控。）公民身份地位以类似的方式使文化的多样性变得可以忍受。标新立异、与众不同的权利，是各种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之一，但是，它也包括放弃一些会危害共同公民身份地位原则的贯彻方法。经验表明，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分离主义者与公民权利拥护者不同，他们有其他当务之急的事要办。他们首先想要一个拉脱维亚人的拉脱维亚，或者一个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很久以后才会想要有在拉脱维亚的俄罗斯人的公民自由或者在爱尔兰的新教徒的公民自由。分离主义者、原教旨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想要同质性，然而自由党人需要异质性，因为异质性是在一个多样性的世界里通往普遍公民权利的惟一道路。因此，我们必须做的选择是明确的；它令人回想起卡尔·波普尔为开放社会所作的辩护：我们可能返回到部落生活中去，但是，如果我们想要文明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迈向公民社会。
4．社会失范的风险
现实的冲突总也是看得见的冲突。事后议论有些社会结构有深刻的分裂，如果没有由于这种分裂而引发明显可见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纷争，那么这种事后诸葛亮也没有多大意义。因此，在当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的社会里，并不存在在概念的经典意义上的阶级冲突。无论如何，大多数观察家看不到在权力和应得权利的一般障碍两边的各群体之间的政治斗争。无疑，存在着一些旧的冲突的残余。多数派阶级继续进行着他们的小规模的再分配战斗。有些地方，还在应用阶级冲突的语言，而人们理解这种种原因，如果人们想到某些差异的话，诸如意大利的南北差异，或者大不列颠的南北差异。不过，即使在这些国家里，阶级也不再是冲突的占主导地位的基础，倘若开始形成新的分界线和对抗，它们暂时也并不导致新的有财产者和新的无财产者之间的有组织的纷争。
之所以如此，有其一些原因。原因之一就在于一个压倒性的多数的规模实在庞大、因而具有沉甸甸的分量。对于相对强大的群体来说，不值得建议它们接受多数派阶级，对于被排斥的人来说，接受它是根本不可能的。在开放的社会里，社会冲突的个体化提供着另一个原因。也许在任何时代，在有组织的群体里，团结一致的行动仅仅是实现自己利益的次优方法。它是十分耗费力量的，需要付出高昂的感情的代价，它要持续很长时间，其后人们才能有所收获。因此，只要有可能，人们总是试图自力更生，奋勇前进。在美国，很久以来，这已经就是排解冲突的占主导地位的方式。今天，在大多数国家里，至少在发达世界的大多数国家里，这也是适用的。个人的流动取代了阶级斗争的位置。
只要人们在有组织的群体里采取行动，那么，这些群体与其说是阶级政党，不如说是特殊利益集团或者社会运动。正如我们在前几章里所见到过的那样，这种分割可以用社会的演变来解释。在公民权利几乎变为普遍的时刻，生活领域的不平等取代了普遍要求公民的、政治的或者社会的权利的位置。人们为要求承认妇女同工同酬而斗争，或者反对某些特定形式的环境污染，或者要求裁军，但是，他们这样做是建立在公民身份地位的共同基础之上的。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的运动完全是在公民社会的界限之内形成的。甚至也只有在有可能以一个稳定的公民权利总架构以及服从法律的义务为前提时，公民的不顺从才有意义。
然而，仍然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为什么那些长期失业者和长久贫困的穷人，不集合在一起，进军他们各自的首都，在那里要求他们应该充分分享公民的身份地位？为什么没有诸如失业党或穷人党之类的东西？而如果这种要求太过分，为什么下层阶级不至少借助暴动，去捣毁那座多数派阶级在其中过得舒舒服服的房子里的动产呢？
有时，他们也确实这样干。可怕事件的画面经过多年之后，还令人记忆犹新，令人痛苦。当1985年在布鲁塞尔海泽尔体育馆里的欧洲足球锦标赛变为凶残的暴力冲突之时，甚至连那些如醉如痴的足球球迷们也转而离开“体育运动”。斯卡曼勋爵（Lord Scarman）撰写的关于1981年“布里克斯顿骚乱”的报告，富有人道精神，发人深思，但是，它不能抹掉电视画面上怒气冲冲的脸孔，袭击警察的石块和燃烧弹，抢劫和破坏。在美国，暴力和暴乱具有悠久的传统；不过，1984年费城一架警察的直升飞机轰炸好斗的占领房屋者，依然令人记忆犹新。头戴钢盔、身背盾牌、全副武装的警察对付示威者，这种画面已经几乎成为晚间新闻的司空见惯的组成部分。富裕家庭的孩子们聚集在一起，成立组织，冠以辞藻华丽的名称，诸如“红军派”，“玫瑰旅”，他们绑架企业家和政治家作为人质，直至人们最后在被抛弃的汽车的行李箱里发现人质的尸首。而且，这里还根本没有谈到在大城市街头袭击、破门而入和谋杀的日常习见的暴力。巴巴拉·图季曼（Barbara Tuchman）用14世纪那面“遥远的镜子”映照20世纪时，她找到了很多读者，而这就不会令人惊讶了：“瘟疫，战争，苛捐杂税，拦路抢劫，政府腐败失治，反叛起义和教会分裂”，是当时“堕落沉沦的奇特的和巨大的源泉”。人们对这份清单可以轻而易举地加以更新：艾滋病，战争，苛捐重税，恐怖主义，政府腐败失治，起义暴动和历历在目的核威胁。
这里我想起了另一种思想。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和恩格斯附带地提到他们称之为流氓无产阶级的情况。犹如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友善地表达的那样，“这种社会的渣滓”（正如有些人也把“流氓无产阶级”这个词转换成其他的语言那样），是“旧社会的消极的腐化”。无论如何，这不是搞革命的材料。流氓无产阶级的成员虽然最终也被卷到革命的洪流里，但是，他们的社会状况毋宁说使他们成为搞反动阴谋勾当的一支后备军。特奥多尔·盖格尔在20世纪30年代又抬起这个题目。社会的最下层“在经济和社会方面没有立足之地”。他们的精神状态不会导致建立有组织的利益代表机构，而是导致无阻无挡的造反。在这个群体里，共产主义者和国家社会主义党人比社会民主主义和工会的现实政策更容易与之打交道。“众所周知，在工人中”，有“一种沉淀渣滓，［它」不能在职业生活中立足，心理上不能适应一种稳定的生活方式，按照地道的雇佣兵受雇的方式去进行冒险、去战斗，而是没有太多过问，［它］就把拳头、棍棒和指节连环铜套随便借给谁”。
然而，这一切并未说明20世纪末的社会冲突。这仿佛是人们把1＋1总计起来，然而惊奇地发现，并没相加为4一样。实际上，有很多情景冲突（正如人们也许可以这样称它们一样），即没有相互联系的公众暴力行动，它们除了让参与的当事者疼痛和让周围的旁观者惊恐外，不会有多少收获。不过，即使是暴力游行者也往往不是下层阶级的成员。实际上，在北美也好，在欧洲也好，下层阶级并不特别喜欢暴力行动；他们对官方的社会甚至并不特别敌视。倘若持续贫困的穷人和长期失业的人一般去参加选举，他们的选票的分配也不会与其他的选民有多大的不同（这也适用于盖格尔所描写过的30年代。帮助希特勒上台掌权的恰恰不是失业者，虽然他们的命运与中产阶级的歇斯底里有关系）。一位作者根据经验的研究，他报告说，下层阶级“被异化了，并且信仰民粹主义，但是并不激进”。下层阶级本身是分裂的，因此，它的大多数成员都在寻求自己的、完全是个人的摆脱苦难的出路。对公众讨论的大题目，他们相当无所谓，置之不理。下层阶级倾向于冷淡麻木，对一切都漠不关心。
但是，它被异化了。在此，不管是实际的生活状况也好，还是主观的感受也好，都同等重要。对于下层阶级和长期失业者来说，至关重要的事实是，他们在社会的博奕里可以说是没有加入。这个博弃在进行，但没有他们的参与。在一种非常严肃的意义上，“社会不需要它”这个在道义上不能容忍的论断，是适用的。在多数派阶级里，很多人祝愿让下层阶级最好干脆从画面上消失掉；如果他们真的消失了，那么，几乎没有任何人会觉察到他们的不存在。有关当事者清楚地知道这种情况。对他们来说，社会尤其离得远远的。警察和法院，从根本上讲，国家机关和官员，是社会的象征。人同官方的社会分割开来，其程度很少能像这类说法所道明的这么彻底。对于很多人来说，除了记恨和进攻，个人在社会方面的升迁仍然不失为一种可行的选择。他们的生存情况包括：他们虽然属于下层阶级，处于游离状态，时而逃脱，时而掉落进去，但是，在他们重新掉进下层阶级之前，他们有时可以逃脱它。另一方面，没有加入社会的感觉，似乎传播扩散到那些以失业和贫穷为特征的群体的界限之外。青年人尤其有一种倾向，从社会的边缘引申出他们的价值观念，尽管他们能有工作，在舒适的多数人之家里能有一席之地。这样，就出现着下层阶级的文化和中层阶级的对立文化的奇怪的趋同现象；理应这样说，两者不应混同在一起。不去关心官方社会的准则和价值，这已经成为广泛传播的习惯。
这种习惯也许是20世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社会的最重要的、单一的特征。而且，它有一个名称，即“失范”。倘若涉及的是表现各种社会的紧张和对抗，那么对这些社会的想像力是无边无际的。街道巷战和暴力罢工，选举和集体工资率的谈判，集体和个人的流动，这些统统都是这类紧张和对抗的表现形式。今天，我们必须为它们补充一种新的变化形式。冲突似乎不是作为在一次革命战争中的战斗部署，或者甚至也不是作为民主的阶级斗争，而是作为失范。
这个概念很重要，必须停留片刻，对它稍加阐述。希腊文“失范”（Anomie）或者毫无法纪，它往往被作为无政府状态（A－narchie）同义词加以使用。（无法无天！）在巴巴拉·图季曼用镜子映照那个时代之后不很久，一位英国作者写道，失范“带来一切都无序、怀疑一切和对一切无把握”。在现代的社会科学里，这个概念归功于埃米尔·迪尔凯姆（Emil Durkheim），他谈到失范，是为了描写由于经济和政治的危机使得社会的规范失去效力。失范的结果是人们失去一切约束，直至他们把自杀看做是惟一的出路。罗伯特·麦敦为我们对失范的理解补充了他自己的说法，他把失范描写为“文化结构的崩溃”。倘若人们不能在他们的社会地位的基础上，遵循他们的社会的各种价值这样崩溃会发生。如果年轻人被告知，若想平步青云，飞黄腾达，就应该有耐心和努力工作，但是又被告知，最能取得成效的发财致富方法是在期货交易所里进行投机，那就会产生失范。
在描写现代社会的一种奇特的特征时，这个概念会有所帮助。往往有人说，暴力犯罪（“严重犯罪”）最近有所上升。事实却不能十分明确支持这种论断。针对财产的犯罪和与毒品有关的犯罪肯定变得更经常了；谋杀（和自杀）的频率总是波动，起伏无定，今天也是如此；严重犯罪（伤害身体，重大抢劫，强奸等）的数目在有些国家里，在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之间增加了一倍，而在另一些国家里，基本上保持不变。然而，有些别的东西比单纯的犯法数字更为重要，这就是共同体对解决犯罪问题无能为力。在20世纪晚期的规范的世界里，产生了某些“没有法的空间”。在英语里，有“非通行区”（no－go－area）的表达方法，用于一些人们不得进入、首先是警察也不得进入的区域。当局当然否认这种说法，但是在实际上，在一些内城的某些地方，不过也包括地铁和火车站，它们（用根据汉堡经验的形象语言讲）已经变成了“港口大街”，因此，在里面发生的任何事件，都不隶属于法的共同体的规范性惩罚。有时，人们不得不扪心自问，由于有些学校和大学，占主导地位的准则在它们里面似乎已经失效，也许在这个意义上，它们也已经变成为“没有法的空间”。
我们的社会有这些象征性的“没有法的空间”，这还向我们提出了一些更为严肃的问题。它们与法和法律的实践或恰恰是不实践的方式、方法息息相关。在当前的各种社会里，“有罪释放”（正如一位英国法学家所称的那样）业已成为一种熟视无睹的现象。我们知道，有人触犯了法律；他们甚至公开承认；然而我们也知道，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受惩罚。与此相关，青少年罪犯向社会提出了特别紧迫的问题。几十年之久，一种倾向占据了统治地位，即在谋杀和故意杀人后，也还要让“社会”为他们的行为负责；在同样这几十年之内，半数的传统犯罪以及半数以上的暴力犯罪，是21岁以下的人——大多数是男子——干的。青少年的规范性的“没有法的空间”，也许是后果最为严重的事情，因为它把青少年排除在他们应该学习的、维系社会团结的规范之外。
按照这种观点，失范是一种违犯规范不受惩罚的社会状态。这部分是一种下层阶级现象。美国有很多非婚的母亲，孩子们“缺少”父亲，这就提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