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冲突-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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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往常一样，我在这篇随感里也不想由于夸张而贬低我的各种论点的价值。从前，规范也已经总是被违反，一切社会都曾发现，很难强制人们遵守它们的规范。某种程度的违反规范，甚至可能是健康的；众所周知，再也没有更可靠的办法，能比一切都照章办事更使一种经济停滞不前了。这个经验可能对社会是普遍适用的。然而，依旧必须审视一下，看看最新形式的社会冲突是否以社会契约本身有问题作为主题的。我这里所指的不是通过社会方面的公民权利来对社会契约作一些较微妙的补充，尽管这些补充可能也十分重要。毋宁说，我指的是涉及法和秩序的社会契约的一些首要的和基本的条文。自由党人不喜欢这些词汇，因为它们常常被用来通过法律文字来扼杀法律精神。不过，我们这里遇到一个题目，它允许我们暂时把关于现代社会冲突的论述束之高阁。
从前的冲突的残余，在当前还多方存在着。其中也包括人们所熟知的阶级冲突的各种形式。不过，并未产生可以与之同日而语的新的冲突。多数派阶级和下层阶级之间的关系，不可能、而且也不会产生可与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冲突相比较的有组织的冲突。但是，它提出了一个有严重影响的问题。倘若种种迹象表明，一个社会准备接受一个没有真正加入它的群体的持久的存在，这个社会本身就会有问题。这种措词十分抽象，犹如社会失去了对它自己的规则的信赖的论断一样。也有人谈到，多数派阶级正在丧失它的自信。它对自己的地位不再感到有把握。因此，它在不应该有界线的地方，划出界线，而如果要强制实施它的规则，它就犹豫迟疑，难下决心。
也许，这描写的是一个暂时的阶段。是的，对于很多国家来说，本章里的很多提法，只有在很特定的条件下才适用。瑞典或瑞士，还有日本以另外一种方式，它们很长时间以来走着他们自己的道路。或者它们只不过是迈向失范的道路上的姗姗来迟者？我们曾经十分强调各种社会之间的差异。不过，在美利坚合众国和在西欧，自我怀疑的迹象是不难看出的。我把这一节里冠以《社会失范的风险》的标题。有些风险是一目了然的。使一切“无序、怀疑一切和对一切无把握”，这就够糟糕的了。然而，还有更大的风险在另一些事情上。失范不可能持续长久。它是向篡夺权位者发出的一份请柬，让他们把一种错误的秩序框架强加于多数人。自由党人由于缺乏主张建立机构的坚定的意向，自己恰好招惹起一些十分妨碍自由党人捍卫“法和秩序”的东西。失范的风险就是形形色色的专制暴政。
《现代社会冲突》
拉尔夫·达仁道夫著 林荣远译
第八章 一种新的社会契约
1．90年代初期的欧洲
那些在这里往往作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来描写的国家，其内部的发展本身也有一些把人引入歧途的、令人惬意的东西。雷蒙·阿隆的世界确定了战后时代的重视供给的基调；60年代和70年代的改革补充了所缺乏的应得权利因素。因此，产生一些能解决几乎所有的难题的共同体，甚至也能解决石油危机冲击和滞胀的难题。通过一种潜在的、然而从未完全变为现实的对立的世界气候，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世界保持团结一致，对解决问题也有补益。富国俱乐部仍然可以孤芳自傲，又不必为此大吵大嚷。不过，最迟自1989年以来，这种舒适惬意一去不复返了。自从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以来，就宣告了前共产主义世界的革命，这些革命最后超出了他自己的意图，把旧的确定性撕得粉碎。冷战的坐标不复存在了，而自由政策的种种任务显示比从前更为重要了。那么，90年代初期的欧洲是一幅什么样的景象呢？这种画面如何放进可能的和值得追求的有关欧洲前途的电影里呢？
旧的西方的欧洲打上了一种可称之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宪法的烙印。一种善意的而且也是行善的政治一致性笼罩着各种共同体。不管在它们的宪法里也好，还是在它们的政治文化方面也好，各国都是民主的。它们捍卫着它们的公民的身份地位，包括社会方面的公民权利，并寻求内部的所有群体的理智的协作，以及对外寻求一切志同道合的国家的理智的协作。凡是公民社会受到威胁的地方，人们总在自由和法的方面找到意见一致的先驱者们。这类社会民主党人有着各式各样的名称——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基督教民主党人和自由民主党人；在大不列颠，工党党员，自由民主党人和保守党人。意大利的天主教民主党人和社会党人的联合政府伙伴的整个五党同盟（pentapartito）和法国（而且正如我们已经看见过，它也像美国一样走上了一条有些不同的道路）两大政治阵线的最大部分的人都属于社会民主党人。对于那些并不追随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见一致的人，那就更难直呼其名了。
实际上，人们可能会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人们不应该想成为社会民主党人呢？然而，对此有一种答案。这幅漂亮的画有另外的一面，根本不那么有吸引力的一面。它的名称就是官僚体制。（一种对社会民主主义不友好的描述把社会民主主义说成是社会官僚体制。）韦伯的噩梦以多种多样的形态出现。其中之一是阶级合作主义。政治学家们扬扬自得地描绘了阶级合作主义（Korporatismus），而且最近从阶级合作主义转而着迷于“新社团主义”（Neokorporatismus）；不管怎么讲，这里涉及的是通过协议来施政，如果不说是通过卡特尔的话，这样一来，也就涉及既放弃对领导动力的寻求，也放弃对一种民主的后援的寻求。官僚体制的另一个形态是旧的福利国家。于是，麻烦的资源转移就不仅仅是指资源由A转移给B，而且也指由A转移给A，同时，在这过程中要填写表格，不管A也好，也不管B也好，都必须在形形色色的窗口前面等候。高额捐税是官僚体制的手段之一；事实上，高捐重税是维持官僚体制生命的长生不老药。没有捐税就没有行政管理。一切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不是以这种就是以那种方式，最终都终止在国家之处，而且也许应该说得更确切一些，都终止在软弱的政府和强大的行政之处。社会民主主义世界的英雄们，与其说是革新的领袖，不如说是超级官僚。马克斯·韦伯关于理性统治的形式概念，战胜了他对在民主政治里对领导所怀抱的希望。
这样就几乎把问题颠倒了过来：为什么人们应该想成为社会民主党人呢？回答是，所描述的状况过去在很长时间、而且对最大多数人来说是非常舒适的。事实上，这些状况代表着多数派阶级的利益。诚然，失去革新和首倡精神的勇气成为难题的时刻到来了。骤然，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行得通了。在20世纪80年代，甚至多数派阶级的成员们也开始怀疑。情况变得更加漫无头绪、扑朔迷离了。两股政治运动力量自告奋勇，起来打碎由多数人所支持的、社会民主主义现状的僵化。其中之一是撒切尔主义，另一个则是绿党。
这两个概念被用来由其中最杰出的榜样的名称来标识那些政治力量。在80年代，不仅有撒切尔夫人的政策，而且也有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和“市场伯爵”兰布斯多夫（MarktgralLambsdorff）的纲领，等等。所有这一切的特点都是强调经济层面。在这里，我们面对的是供给派的极端形式。它在大不列颠取得成就毋宁说是令人惊讶的；这种成就是建立在撒切尔夫人的个性与保守党人的忠诚和选举法的特殊结合之上的，保守党人甚至思想完全不同，也仍对党保持忠诚不二，英国的选举法使几乎不超过40％选票的少数派也能够变为强大的议会多数派。然而，不管这类特殊的解释圆满与否，撒切尔主义以令人信服的方式描绘了一种激进变革的纲领。
纲领的核心在于许诺不顾社团主义的所有僵化结构，要提高选择机会的数量和多样性。这类供给机会大部分是经济方面的。实际上，有些撒切尔主义的辩护士们提醒人们记住在“市民国王”路易·菲力普统治下的法国大臣基佐（Guizot）的话：
En… richissez－vous，Messieurs！发财致富吧，我的先生们，还有你们，我的女士们，也去发财吧，巾帼不让须眉！迅速挣钱被用国家的和社会的荣誉加以美化，有时恰好还很及时，赶在整个纸糊的房子坍塌之前加以美化。这类例子，不胜枚举。谁还谈论弗雷德·莱克勋爵（Sir Freddie Laker）？一些美国大学已经又默默地悄悄撤走由伊万·伯斯基（Ivan Boesky）捐赠的建筑物上的纪念碑。马克斯韦尔（Maxwell）的帝国的崩溃以旋风的速度把这位皇帝的形形色色的好朋友，变成了已经一直了解帝国的宿敌。然而，“赌赛资本主义”创造了相当可观的财富。苏珊·斯特朗以世界末日的昏暗色彩看待这种财富，她描绘1999年12月31日的一次除夕晚会，在晚会上，“只剩下那些在高耸于资本主义世界各大城市中心的巨大的摩天写字楼里幸存下来的、玩金融交易的人，还在举怀祝贺，弹冠相庆”。这种批评听起来有点儿带有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反对新的成功药方的腔调，因为很显然，80年代发财致富的那些人是一些新富，是一些暴发户。
经济活动的新气氛出人意料地在知识分子中找到很多辩护士。当然，在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位其重要性可以与约瑟夫·熊彼特相提并论，熊彼特的通过企业家精神进行革新的理论在80年代经历了一次再生。熊彼特本人最后甚至也怀疑由他广泛传播的信念，即相信“有时候由比较少数的、毅力非凡的企业家所进行的革新”，这种企业家应用科学知识，发展新的组织形式，征服新的市场，从根本上做着非同凡响的事情。正如韦伯预见了官僚体制的命运一样，熊彼特也对他称之为“社会主义”的东西信誓旦旦，也许人们面对撒切尔主义的反革命，应该小心谨慎，别仅仅见到一只燕子就当成新的夏天来了。无论如何，在“面向供给的经济学”里，重要的是鼓励首创精神，而这同样适用于“拉弗曲线”（Laffer－Kurve），拉弗曲线告诉我们，从某一个特定的点上开始，提高税率反而使税收减少。人们同样也喜欢把时髦的新技术用于为供给革命服务；丹尼尔·贝尔的“科技等级”必然会听凭很多庸俗版本出现。在80年代，这一切都建立在这样一种广泛传播的信念上，即认为“转折”或者“趋势转折”要么正在发生，要么应该促成它到来。知识分子的新保守主义和撒切尔主义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对二者来说，都涉及到对已接受了的基本态度作出一种激进的背弃，因此，用“保守的”这个词肯定是不恰当的。就此而言，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结盟并非偶然。
为了理解这种“激进的”保守主义的成就，人们必须看到，供给的爆炸绝不仅仅局限于几个“连续不断抽烟的青年男子”，他们的“眼睛死死盯着计算机的屏幕，屏幕上价格在迅速更新变换”。不仅这样的人数目众多，与其说是数千人，不如说是数十万人，而且他们的行为举止在很多方面，也被坐在工业控制室或者在库房里、顾客窗口和旅行社里的计算机屏幕旁的人所模仿、照搬。由于新的选择机会不仅仅局限在赚钱上，人们对撒切尔主义的兴趣就更大了。旧的垄断被打破；对各种僵化的体制的管制被减少；国有企业被出售给私人经济；特殊利益集团的卡特尔被解散；工会的权力被限制。教育制度里的选择机会成为议论的话题。公共服务，包括卫生健康事业都听任竞争的风浪的摆布。在所有这些方面，没有任何一位政治家像大不列颠的玛格丽特·撒切尔走得那么远，虽然罗纳德·里根在美国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更易于接受的、即更少一些社会民主主义的公众舆论的支持。也曾经有过形形色色的撒切尔主义的文化变种，直至包括贝蒂诺·葛兰西（Bettino Craxis）的意大利“社会主义”和大卫·朗格（David Langes）的新西兰“社会主义”。
谁在支撑这种演变？肯定不是多数派阶级，尽管它的某些成员认为这些新措施中的某些部分是有吸引力的。在法国，为争取学校选举自由的大游行把数百万人带上街头；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例子。成千上万的人从已私有化的企业购买股票。很多人为他们不再被看不透的组织或者无名的官僚体制推来推去而兴高采烈，欢心雀跃。然而除了这类观察外，很难认定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已发砚社会民主主义的世界如此令人窒息，以至于它想要一种激进的转折。用雅皮士（Yuppies）这个词来描写那些年轻的、大城市的（或者在社会方面正在崛起的）、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他们说，他们需要更多的首创精神的空间。对于某些人来说，情况无疑是这样的。事后观察也一目了然，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世界里的官僚体制化的社会里，隐藏的企业家精神，远比60年代和70年代人们所能猜测的还要多。然而，一方面人们可能明确指出一些对撒切尔主义几乎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