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冲突-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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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听到这个故事，都会捧腹大笑。荒谬绝伦令我们忍俊不禁，人们可以说，这是马蒂内斯谬论：革命使一个对少数人过分富足的世界，变成为一个对所有的人都匮乏的世界。当然，进一步观察，这个故事并不那么滑稽可笑。让我们首先看一看事实。1950年至1976年之间，尼加拉瓜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发展并非是直线形的；50年代后期以及1972年地震的时候，发展被中断。1976年之后，又开始出现下滑势头。1979年革命之时，下滑势头又把这个国家抛回到50年代初期的水平上。革命之后，到1981年出现了轻微的改善，不过，这一改善很快又让位给另一场滑坡。1985年，尼加拉瓜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又处于1951年的水平上。这种情况部分归因于革命，任何一次革命都如此，部分归因于战争和美国的压制。收入分配的数字不容易得到。然而似乎很显然，实际收人同样也下降了，哪怕并不像国民生产总值下降得那么快；1984年，实际收入大约比60年代的最高数值减少了三分之一。同时，城市的收入比农村的收入保持得好一些，在农村，较贫穷的人生活有了相当大的改善。国家作为经济因素的作用大大地增长了。转移支付类收入有所增长。扫除文盲，防范瘟疫，对付失业，这些方面取得了若干成效。有一位经济学家按一种方式总结了这种结果，这种方式使我们又回复到马蒂内斯的谬论上：“从没有再分配的增长到没有增长的再分配。”
还有另一个理论上的原因，不能对马蒂内斯的谬论仅仅捧腹一笑了之。这位部长援引了一种重要的区分，这种区分与现代的两面性息息相关。这就是对人们可以获得物品的途径和存在着的、能满足他们的愿望的物品之间的区分。完全可能有很多形形色色的东西可供使用，即在这样的意义上：确实有很多东西，而且甚至在人们期待能在有这类东西的地方即公众可以企及的商店里，确实应有尽有，然而很多人却不能通过合法的方式得到它们。这不仅适用于索莫查（Somoza）的尼加拉瓜，而且也适用于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各国，在那里有一些特别的商店（“内部商店”——“Intershops”，“外汇商店”——“Berlioskas”），去这些商店购物，或者必须有特别批准，或者必须有硬通外币。同样也完全有可能，没有任何障碍会阻止人们进入他们想得到的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但是，那里根本没有足够的产品和劳务来供应可能的购买者。在这类情况下，定量配给是一种人们喜欢采用的办法。每人每天获得2000卡路里热量的食品，加上每周60支香烟，因此，虽然在进入市场方面没有特别的限制，但是在供应方面却有严格的限制。（实际上非常可能，定量供应与少数人享有特权相互并存，与很多人的黑市相互并存，在黑市上，不抽烟者有权出售他们的配给香烟，换取别的商品。）在极端的情况下，可能还会出现更为可怕的情况。任何人都允许到那些场所去，不过那里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人们排起长蛇阵，然而，在长蛇阵头那里，一无所有。火车站是敞开的，但是没有火车。柏林就是一个例子，在1945年4月底和5月初的日子里，纳粹已经从很多城区中消失，但是，俄国人尚未控制各城区，当时就出现上述情况。不过也有相反的现象。一个家庭几乎垄断着所有的一切，而且只分配给直接仆从，让他们能足以勉强糊口，维持生活。这种极端的情况也许不会实现，但是，索莫查家族、海地的杜瓦利埃一家、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一家，实际上已经非常接近这种极端的情况。
马蒂内斯谬论里所蕴藏的区分令人回想起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在其关于贫困和饥荒的著作中提出来的很有说服力的理论。在研究历史上的饥荒时，森发现了下述很清楚的证明：用缺乏食品来解释饥荒，虽然依旧可能接受，而且也许是一目了然的，但是，实际上这种看法是错误的。饥荒地区的食品，包括在1943年的孟加拉邦，食品虽然不是十分富足，但是事实证明，在大规模死亡的严重时期，食品几乎没有比在此前和此后的几年里少。在狭义上的可支配件，即运输和分配，也不是问题；有些情况下，人们还从一些地区输出粮食，而那些地区的人却在饿死或因饥饿而引起的疾病而死亡。那么，问题在那里呢？在这里，森采用了他的概念应得权利（entitlement），我想把它译为Anrecht，并想把它用于目前分析的目的，进行阐发。对于申来说，应得权利描写出个人和物品之间的一种关系，通过这种关系，个人进入产品市场和控制产品就“被合法化”。应得权利给人们一种合法的对物品的要求。因此，并不是生活用品的可资利用，而是社会的群体占有进入产品市场的大量机会（申谈的是“大量的应得权利”要求），或者毋宁说，是这种机会的减少和最终消失，可以解释亚洲和非洲的大灾难。
阿玛蒂亚·森是一位客观的政治经济学家，他喜欢把他的感觉用理性的论据加以包装，然而，他的理论很难更加戏剧化了。他也许不是想这样表述，但是他的理论却意味着：至少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不是物品十分匮乏，而是社会的藩篱的存在，能解释成千上万、甚至数十万人死亡的原因。甚至在需求迫不及待之时，即在生存死亡攸关之际，人们也不会违反社会的准则，而是会屈服于情势，仿佛这是他们的命运。“权利处于生活物质的可支配性和对获得生活资料的应得权利之间。”这并非是令人十分放心的想法。森本人也曾担心，他这样说可能会使人们丧失提供粮食援助的勇气。因此，在后来的一篇论文里，他赞成采取实用主义的援助措施。（他本来应该指出，紧急援助虽然会在提供的短期间内打乱现存的应得权利结构，但是不会长期威胁这种结构，因为按其构想，紧急援助是暂时的，甚至是一次性的。）对于那些关心保持现存的应得权利的人来说，这种理论最不能令人放心。倘若人们不再是需要更多的生活资料，而是需要少一些特权，那么惟一的补救办法就是剧烈的社会变革。这只不过是提醒一下一种理论的后果，这种理论初看起来则是技术性的。
诚然，森的关于应得权利的概念是技术性的。在其核心，“这个概念集中在人们用在一个社会里可资利用的法律手段去控制［物品］的能力”。这不纯粹是个人的能力，而是它本身是由社会结构决定的；因此，森后来更喜欢用可获得性（acquirement；也许用马克斯·韦伯的“获得的机会”这个概念会更好些）。“个人的应得权利是指一大堆不同的、可供选择的商品，个人可以借助不同的、合法的、对某些个人总是敞开的获得方法去占有这些商品。”在这两个定义内，谈到“合法的”方法必须加以强调；应得权利其核心总是一些权利。因此，这种合法的要求可能是建立在特性（‘设施”）或活动（“交换行为”）的多数之上的。撇开继承的财产名目不讲，森列举了下述的应得权利：“建立在商业之上的应得权利”，“建立在生产之上的应得权利”，“建立在自己的劳动之上的应得权利”，“转移支付的应得权利”。它们构成森称之为“个人的一大堆的应得权利”。森继而问道：何时以及为什么会有诸如“应得权利失灵”这类事情？所谓应得权利失灵也就是通往控制商品的道路会受到限制或中断的时候和地方。他所举的例子使他首先找到诸如价格上涨和工资下降这类因素，不过，也发现了一些封锁通往控制商品的道路的较直接的形式。无论如何，他得出结论：“饥荒可以作为一种应得权利关系的失灵来分析，这将非常有意义。”
应得权利是较新的社会科学如社会理论常用的概念。有些人曾试图以此来把握私有财产的固有性质；另外许多人应用这个词的复数（Anrechte），用于现代的社会国家的善举。显然，这个概念容易引起价值判断。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的“应得权利理论”只要是在说明个人权利的最小目录，它所反映的就是“最小国家”的个人的方面。劳伦斯·米德（LawrenceMead）主张建立一个“应得权利彼岸”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更加强调各种义务。与此相反，正如森自己说的，他用这个概念是出于“描述”意图，而并非“规定”意图。在这一点上，我将附和他的见解。应得权利本身既非善，亦非恶；它们是得到社会界定的进入手段。人们也可以称它们为人场券。
森的界说的另一个方面是重要的；应得权利具有规范性质。犹如社会规范一样，它们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固定性，这种固定程度意味着，要取消它们就不能不付出代价。规范的概念比法的概念更为普遍些，实际上，应得权利的固定性也可能发生变化。在标度的一端，基本权利就是应得权利。其中包括一个社会的全体成员得到宪法保证的权利。公民权利在这里有其立足之处。其他的进入手段没有这么强硬，虽然如果存在这类手段，它们往往可以被视为相当可靠。市场进入就属于这个范畴。然而，市场进入绝不是不言而喻的。对于一切实际的目的来说，中国恰恰不是“一个10亿人的市场”（有时人们这样轻率地断言道），因为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超出基本需求的货物的经济交换、甚至是消费的世界，几乎是不可企及的。在固定性标度的另一端，实际工资创造着应得权利（顺便说一句，正如一般而言，金钱具有应得权利的性质一样）。不过，收入可能会有变化，而且是在两个方向上变化。森在观察贫困和饥荒时发现的应得权利的重要变化之一恰恰是收入的下降。这不仅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在某些国家里，实际工资（在凯恩斯的意义上）“刚性大一些”，也就是说，比在其他国家的抗下滑力强一些。人们也许可以说，在出现这种情况的地方，实际工资的应得权利性质，就表现得还要更明显一些。
在这里，就必须强调一下应得权利的另一个方面。人场券能让大门打开，然而对于那些没有入场券的人来说，大门仍然紧闭着。在这个意义上，应得权利也为人划出界线，也设置藩篱。这就意昧着，原则上不能分等级来理解应得权利；半张入场券不是入场券。进人权利可以或多或少对很多人是敞开的，但是他们本身是有明确规定的。应得权利按阶段、而不是持续增长或萎缩。事实上，更正确地说，它们既不能“增长”，也不能“萎缩”，而是只能被创造或取消，被赋予或剥夺。
正是这一点把应得权利同马蒂内斯谬论的另一方面区别开来，即同那些人们对之拥有应得权利的东西区别开来。给这些“东西”取个名称是不容易的，尤其是如果既把基本权利也把实际收入算进我们称之为应得权利的入场券里去。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很聪明，仅仅把它们限定在产品或“商品组合”上。他也许能够发现，只要福利供给能够从经济上理解，即可以计算，就不难把这种想法扩大到福利供给这一更广泛的概念上。但是，像这里所理解的应得权利，也能打开通往非经济“物品”的大门。例如，选举权就是一种应得权利，它也许具有某种意义，甚至也许具有压倒一切的意义，不管它是在一党专政的国家里所保障的（在这种国家里，人们不得不对事先确定的正式候选人的名单表示认可），还是在一个多党制的民主国家里提供的。其他的一些例子还要复杂些。有受教育的应得权利。这是不是意味着，为了赋予这种应得权利以实质，就必须提供可选择的学校或各种培训班？无论如何，倘若所涉及的是要描述由各种应得权利所提供的整个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所有选择可能性，那么，像“产品”或者甚至“福利”这些概念显然是不够的。为了表示这些选择可能性，我将应用供给（Angebot）这个概念。
口语中的“Auswahl”（选择）既可能表示选择行动（“我进行选择”），也可能表示供选择的东西（“有大量的选择”）。供给仅仅是后一种意义上的选择。换言之，它是在既定的行动领域里，现有的选择可能性。这些可替代选择本身也是结构化的：是通过市场的丰富发明，通过人的各种愿望，通过经济学家们称之为口味的东西，以及通过形形色色的偏好，来结构化的。我将间或零星讨论某些特定的供给的结构。供给无一例外被定义为可能持续上升和下降的东西。原则上讲，这个概念与其说应该从定性角度，不如说应该从定量角度去理解，与其说应当从法律或政治角度，不如说应该从经济角度去理解。供给至少在两个方面可能发生变化，即一方面在数量上，另一方面在多样性方面。这两方面是相互联系的，必要的时候，我们还将探讨联系的方式。例如，报纸销售发行数从1000万份上升到1200万份，如果所指的纯粹是官方的、代表着同一方针的党报，或者是内容同样空洞的群众性报刊，那么这一事实并无多少意义；与此相反，如果独立报纸数量从10家上升为12家，即使这些报社总发行量不变，却也意味着增长。
词汇并非理论。在人们能够开始应用概念进行论述之前，概念也必须学会如何运作。这也适用于这里延用的这一对概念：应得权利和供给。在本文的分析过程中，这对概念有充分的机会可以运作。在各章节里，应用这两个概念是理解多变的20世纪社会历史的关键。在此首先利用例子和理论上的指点来丰富这些概念自身（在本章的下面各书里），以及把它们置于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