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冲突-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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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墓丶Ｔ诖耸紫壤美雍屠砺凵系闹傅憷捶岣徽庑└拍钭陨恚ㄔ诒菊碌南旅娓魇槔铮约鞍阉侵糜谝恢钟肼砜怂己�18世纪革命有关联的理论联系（在下章里）。无论如何，借助这些概念，就可以阐述现代社会冲突问题。
工业革命首先是一场供给革命。它最终导致国民财富的巨大增长。另一方面，法国革命是一种应得权利的革命。它最终确立了人权和公民权进步取得的一个新的阶段。在18世纪，而且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两种革命相互靠近了。从那时以来，毋宁说，它们又分道扬镳了。供给派和应得权利派——对应着经济增长政策和一种公民权利政策——处于相互斗争之中，而且今天亦仍然如此。这就是产生于前面所提出的各种考虑的思维模式。
3．政治与经济
区分应得权利和供给的想法并不新鲜。指出类似的概念可能有助于我们的理解。在阿玛蒂亚·森写作他的饥荒研究之前几年，弗雷德·希尔斯（Fred Hirsch）就发表了一本书，题为《增长的社会极限》。书的中心论点是建立在“物质经济”或者“物质财富”和“地位经济”或者“地位财富”之间的区分之上的。前者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增长的客体，后者从本质上讲仍然是短缺的。因此，不管在物质财富方面的平等取得多大的进展，它都不能消除地位的不平等。如果说（几乎）所有的人都有汽车，那么，富人们就会转而乘坐私人飞机；物质的财富在增长着，但是地位的不平等依然如故。希尔斯自己也联系到罗伊·哈罗德（Roy Harrod）的“民主政治的富裕”（它可能扩大到所有的人）和“寡头政治的富裕”（它仍旧在少数人的手中）两概念。在这些情况下也好，在其他类似情况下也好，问题的核心都是在于区分一方面是经济因素，另一方面是社会因素或政治因素。
在这里，政治和经济是按广义的、非技术性的意义来理解的。区别在于，政治的进程是建立在人的干预之上的，而经济的进程则是按自然生长过程进行的。政治发生在机构里，经济发生在市场上。这既不排除无计划的政治冲突，也不排除经济发展的有意识支持。实际上，这种区别的要害之处在于重新把政治和经济放到一起，即确定它们的关系。然而，这里涉及的是社会进程的两种形式，也是观察社会的两种角度。
亚当·斯密（Adam Smith）认为，应当存在一种“财富的自然进步”。他认为，市场包含着扩展自身的力量，因此，最终一切不平等都会被铲除，“而且，一种普遍富裕正在贯穿种种不同的社会等级”。悖论是显而易见的；有“普遍富裕”，但是，也有“不同的社会等级”。人们应该认为，毋宁说发生的事情正好相反，以至于按其等级，人人是平等的，然而他们有不同的收入。但是，供给的不平等作为应得权利的不平等是可容忍的。事实上，我们在斯密这里，可以发现经济分析的一个罕见弱点的早期形式。按照这个学科的本质，经济分析几乎只集中在供给上。经济学成为关于供给的科学。一切可能的东西都从供给、收入、生活水平和福利的增长去推导。谁也不会否认，自从工业革命以来，持续的经济奇迹已经改变了人类社会的面貌。然而，经济学家们几乎是胆战心惊地认为，基本的社会结构应是恒久不变的，仿佛如果社会结构改变了，经济学的整套方法与思路就会崩溃坍塌。
而且，这种事情的发生完全不取决于经济学家们的政治偏好。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赞扬开路先锋者们，不过，他不言而喻地设想，其他人会落在他们的后面。他认为，这是可以容忍的，因为“今天的最穷困的人还把他的相对的富裕归功于过去的不平等”。在经济学家群体中的另一端，罗伯特·海尔布伦纳（Robet Heilbroner）却为那些有能力“阻止其他人取得作为构成富裕之基础产品”的人感到不安。但是，他认为，这一事实是一种自然规律，因为对他来说，富裕是“一种社会范畴，它不能同统治分开”。没有发生过公民权利使人们的地位与其经济状况脱离开来的事情。希尔斯的区分的弱点也表现在这里，他设想出一种“地位的财富”作为一种基本衡量，即认为应得权利的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和不能改变的。
实际上，它们并非如此。人们不许把经济分析的弱点和现实的弱点相互混淆。资本主义——供给的增长——既没有解决也没有制造一切问题。亚当·斯密过分奢望“财富的自然增长”，他错了；卡尔·马克思期望，资本主义的矛盾将会导致戏剧性地解开供给和应得权利的戈尔迪之结，他也错了。一般而言，现代精神的这两种革命并不熔化为一条事件链，也没有一种理论能用来解释这两种革命。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及有关新生力量和旧关系不可调和的理论是两种不同的理论。如果涉及应得权利的改变，市场就不灵，而如果提高供给，则政府就失灵，然而，倘若让市场和国家对按其本质无法承担的事情承担责任，那就错了。
毋庸置疑，这适用于两者，即适用于市场和国家。不仅有一种经济的帝国主义，它把一切都寄希望于供给的扩大，而且也有一种政治的帝国主义，它企图把一切经济的问题作为应得权利的问题来界定。后者在那些联系马克思、相信应得权利革命会对富裕有作用的人当中传播着，也在那些把贫困理解为违反人权的人当中传播着。人们津津乐道，不仅有由于酷刑和随意逮捕而引起的违反基本权利行为，而且也有由于饥饿和无辜的穷困而引起的违反基本权利行为。阿玛蒂亚·森指出，这里存在着一种相互联系，但是他谈到一种要求富裕的权利，这就把相互联系的特性搞混乱了。没有任何一个法官能保障这种权利，各种权利总是要求有可能（对违反它们的行为）提出起诉。因此，这种相互联系要复杂一些，间接一些。
政治和经济的相互联系也是区分应得权利和供给的最富有成果的方面。这首先适用于那些研究这种联系的学科。《经济与社会》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主要理论著作的标题；18世纪苏格兰的社会科学家自称是“政治经济学家”（尽管他们有一部分也拥有道德哲学教席）。卡尔·马克思无疑属于这个传统。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年）也许是他们在20世纪时的最重要的代表。最近，首先在美国产生一个“宪法经济学”学派，在这里，我们将多次提及这个学派。
有关这种相互联系有着许多重要的方面。其中之一就是这样的问题：政治和经济在多大程度上互为前提条件？政治自由要有什么样的经济上的前提条件？经济进步要有什么样的政治上的前提条件？凡是在寻找从专制制度或者极权制度向开放社会过渡的地方，这些问题处处都是一些焦点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德国，还有80年代的西班牙，它们都是幸运的。它们在一个经济迅速增长的时期里经历了民主的发展。不过，这两者的相互关系在人们的头脑中容易变成为一种因果关系，然而，对于这种因果关系人们还存在着怀疑。最后，很多人相信，民主能使人们富裕起来。倘若经济情况转而恶化，他们又将对政治制度说些什么呢？
戈尔巴乔夫总统对于这个问题，应该曾经有他自己的看法。人们可以用他的语言表述道：公开性（glasnost）即政治自由还不能对改革（perestroika）即经济改造提供保证。尼加拉瓜的例子从另一个方面讲述着同一个故事。索莫查的尼加拉瓜有一段时间曾经是经济增长相当快的国家。至少是宏观经济数字向我们说明这种情况。然而，只有少数人能从这种增长中获益。参与获益的门槛不仅存在于政治进程中，而且也存在于经济领域里；这些门槛构筑成僵硬的进入障碍。增长没向下渗透，因为在尼加拉瓜的社会里，应得权利的界线简直就是不能渗透的。这同样适用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原来认为，转移到第三世界的金钱虽然也许会让富人变得更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金钱是会渗漏的，会造就一个中产阶层，这种旧信念纯粹是一种经济的计算，没有政治的和社会的价值计算。富人们的财富是没有局限的，而且对待穷人，他们的为富不仁、厚颜无耻也是没有局限的。甚至从世界银行的善意的项目中，一般也是有产者获益，部分是通过贿赂，部分则是因为项目只有他们是得益者，而无财产者的情况却依旧如故，没有改变。倘若没有打破传统的应得权利的结构并创造公民社会的要素，宏观经济的增长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无关宏旨的，没有多大意义，无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全球的统计会多么高兴。
然而，倘若这些结构被砸碎，也还绝不是就万事大吉了。政治变迁的过程有着它自身的问题，首先是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危险：旧制度的统治者阶层被一个新的干部阶层所取代，即被一个占据最重要领导职位的上层（Nomenklatura）所取代。因此，即使在最有利的情况下，甚至都搞不清楚，政治改革是否会释放经济成就的推动力。经济的进步要求存在形形色色的推动和刺激，而它们都涉及到那种人们可以称之为人的动机的神秘力量。供给派经济学家们的甜面包和劳动纪律管教人员的鞭子，也不一定会带来奇迹。人们必然会想要得到更多东西，同时必须准备放弃一些当前直接的享受，以利于在遥远的未来可能获得更大的满足。这就是在通往经济富裕道路上两大障碍，要克服它们，单靠政治，其作用只能是微乎其微。人们想起了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想到把人们从习惯于贫穷循环的状态中解放出来的必要性，想到发明精神和企业家的进取心。
这类见解也是一种对关于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关系这个有过很多探讨的主题的评论。在以下几章里，我们将常常遇到这个主题。在这里事关根据政治和经济在多大程度上互为前提这一问题来阐述政治和经济的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某些应得权利结构显然是经济供给增长的一种必要的前提，然而也仅如此而已，不得多求。相反，供给的扩大和增长有助于政治结构的确立，但是，政治结构的建立要求有自己的行动。还有政治和经济关系的第二个问题，它更微妙一些，在分析高度发达的社会时，我们将会重新遇到它：应得权利的问题在多大程度上能为一个很高的供给所压倒？相反，应得权利能补偿供给的短缺吗？也就是说，尽管有种种差异，两者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相互替换吗？在美国（正如还将详细论述的那样），用欧洲的楷模来衡量，美国公民的应得权利仍然是欠发育的，但是，“开放边界”的“无限的可能性”，给生存机会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另一方面，至少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英国的经济供给尚有很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是在应得权利领域里的发展却是令人满意的。在理论上，这样提出问题是饶有兴味的，尤其是根据以下可能性：由于冲突，包括阶级斗争，有可能变为个人的流动，反过来，限制流动有可能导致群体的冲突。这导致人们提出其他的问题。例如，人们是否可以说，统治阶级总是对借助经济来避开问题感兴趣，而提出要求的阶级却偏爱采用政治的语言？
也就是说，政治和经济——即应得权利和供给——之间的联系提出了一些理论上和经验上十分重要的问题。因此，它总是两种不同的进程和前景的相互关系。诚然，人们乐意把二者结合起来。在同马蒂内斯部长谈话里，这个问题是一目了然的：为什么人们不能既让大家都能进入市场，又得到十分充裕的货物？然而，回答并不像他所认为的那么简单，当时他声明，货物供应仅仅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和美国取消封锁禁运的问题。有一些战略上的改变，它们仿佛能一下子增加应得权利和供给；然而，它们是历史上罕见的和伟大的时刻。一般规律则是另外的样子。一般规律存在于不同的思想流派之间的冲突之中。
于是就有供给派，它相信，关键是经济的增长，关键是增加产品和劳务，提高产品和劳务的质量和多样性。这一派的成员喜欢把人类的任务看做是正数和加法游戏。对于他们来说，进步可能是毫无痛苦的。人们当然必须稍作努力；但是如果人们这样做，就会收获应得的报酬。无论如何，所有重要的问题都是经济性质的，即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必须把短缺的界线向外推得更远，更远，以至于大家都能有更多的东西。应得权利派则另有看法。它坚持必须作出更加强硬的决定，有时必须玩零和游戏，玩这种游戏时，一方必须支付另一方的赢数。进步并非建立在共同努力向外推移短缺的界线之上的，而是建立在群体为争夺阳光之下的一席之地而斗争之上的。进步是用普遍找到进入市场以及利用积极的公众舆论和获得社会机会的通道的人数来衡量的。因此，主要的问题是政治性质的，即在这样的意义上：它们要求采取自觉的行动，以确立权利和对财富的再分配。
这两个派别处处都存在着，有时甚至在同一个政治派别里。在18世纪和1848年的各次革命之间，很多自由党人属于应得权利派。当伯克（Edmund
Burke）和托克维尔（A．C．Tocquevill）提醒他们注意革命的代价之时，并未使他们感到特别不安。“我们把旧制度所能提供给我们的一切好东西都放弃了，然而从目前的状况提供给我们的东西中，我们所得甚少。”这又是一个尼加拉瓜吗？无论如何，美国是再次经历过的，正如托克维尔19世纪30年代所看到的一样。当时，为争取更多应得权利的斗士们很快就投向供给派这边。自由党人得出结论，现在不用再为大家争取应得权利了，或者毋宁说，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