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承诺-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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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当我们迈入现时代之时，尚没有人能够了解过去、解释现在、洞悉未来。我们所有在二次大战以前成长起来的人都是时间上的先驱者和移民，我们将自己所熟识的世界抛在身后，开始生活在一个与我们所熟识的一切大相径庭的新时代中。但是，过去，那存在于我们孩提时代和年轻时代的世界中的一切，却仍然死死纠缠着我们的灵魂。在电子革命之前出生和长大的人，大多数都不能理解这场革命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们仍然控制着权力，掌握和组织我们所了解的那类社会，保持旧有秩序所必需的资源和技能。我们操纵着教育制度、学徒制度和年轻人的人生阶梯，他们只能一步步地向上爬。那些发达国家的长辈控制着年轻人的成长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所需要的种种资源，然而，开弓已无回头箭。我们注定了要在陌生的环境中生活：我们在仓促间凭着现有的知识应付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我们用已为人们了解的新型材料，但仍然按照古老的式样，在新世界中建造临时的栖身之所。　　　　
　　但是，在整个世界之中，年轻一代的反抗却风起云涌。他们象是在一个新的国家中出生的第一代无拘无束的新人，正奋力地挣脱控制他们的所有羁绊。他们了解这个时代，熟悉太空邀游的人造卫星。他们从未听说战争能够不使人类遭受灭顶之灾。他们知道如何使用电子计算机，但却没有天真地将其拟人化；他们懂得计算机完全受着人的控制。在事实面前，他们会立即敏悟：空气、水源和土地的持续污染意味着地球将不再适合人类居住，地球将无法供养迅速增长的世界人口。他们能够理解观念的控制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需的。和那些落后国家的人民一样，他们认识到那些令人痛恶的种族和阶级差异是和时代发展背道而驰的。他们主张这个世界完全需要某种形式的新的秩序。　　　　
　　生长在这个各种事物均错综复杂的世界中，年轻一代不再片面地接受书本上传喻的知识，在他们看来，杀死一个敌人和谋害一位邻居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在他们的头脑中无法调和这样一对矛盾：人们一方面竭尽全力拯救自己的孩子，另一方面却用燃烧弹杀戮他人的孩子。和平和战争、朋友和敌人、“我群”和“他群”（同盟者和敌对者）之间的区别，都已丧失了其原有的含义。他们懂得单靠一个民族的力量是无法拯救他们的后代的；每一个民族对于其他民族儿童的成长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与其说年轻人“知道这些事”，不如说“他们感觉如此”。正如在一个新的国家中诞生的第一代人一样，他们对父母所谈论的过去大都一知半解。恰如那些新大陆的开拓者的后代无法理解使他们的父辈至今谈起仍然泪水潸潸的往事，今天的年轻一代也无法分享父母们对那些令人怀旧的事物所产生的种种体验。但是，这并不就是造成年轻一代和他们的长辈们隔阂的全部原因。他们同时还目睹了长辈在新世界中吃力地摸索，处世笨拙，往往无法肚任新的环境赋予他们的历史重任。他们对父辈远渡重洋的求生之路所知甚少，甚至也不知道什么样的树木适合做什么样的工具，什么样的土地该用什么样的锄头。但是，他们却觉得父辈的方法并不合适，他们的操作笨拙，收获也极不稳定。年轻的一代尽管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做，但他们感到一定有更好的方法。　　　　
　　爱农·迪克森，德克萨斯州一位15岁的孩子写的一篇短文表达了年轻人的所思所虑：　　　　
　　我们这一代的心灵充满了骚乱与不安，我们企图为我们自己，为这个世界寻找一条光明的道路。我们看见由于战争、贫困、歧视，由于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缺乏真诚与了解，整个世界动荡不安，喧嚣不息。　　　　
　　驻足于这纷纷扬扬的世界面前，我们凝目沉思：一定会有更为理想的生存之路，我们理应苦苦地寻觅。　　　　
　　我们目睹了这个世界的残酷，人们象输光的赌徒一样激烈地竞争，力图将后来者置于死地。这一切的一切，不断激化着国际间的矛盾与冲突，酿就了国内的动乱与不安。在这个世界中，我们被人象机器一样地操纵着，被迫学习一整套既定的行为规范，力争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以便将来能象父母那样地生活。但是，为什么得这样呢？如果我们只是父母一辈的简单的复制品，那么情境将会更糟。　　　　
　　可是，我们该怎样加以改变呢？我们需要对人施以赤诚的爱，需要彼此间的信任与理解，需要思索自己、表达自己真实的情感，但是，仅凭这一切仍是远远不够的。我必须再进一步思考我们还需要些什么，而我所应该做的至今也尚未充分付之于行。因为当我跃跃欲试之时，长辈和那些不肯聆听、或冷眼旁观的人总是投之以鄙夷的目光。计算机取代了人的头脑，电子学无所不能，只是世间的混乱仍然有加无减。我承认，我们应该遵守一些基本的规则，但是，我们首先应该审视一下是谁在制定规则。有时，我徘徊在铺满金色沙砾的海滩上，聆听着海涛的喧嚣和海鸟的啼鸣，我听见它们总是在呼唤、在叫喊；有时，我隐约窥见一条迷茫之路，但路上的每一个人都迈着刻板的步子，他们唯恐一旦停下会踩碎脚下的贝壳。　　　　
　　答案就在某一个地方，我们必须找到。　　　　
　　正如迪克森所说，年轻的一代意识到一定存在着更为理想的生存之路，他们必须找到它。　　　　
　　今天，无论年轻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是多么的遥远和简单；整个世界却没有哪一处的长辈知道晚辈所知道的一切。过去存在若干长者，凭借着在特定的文化系统中日渐积累的经验而比青年们知道得多。但今天却不再如此。不仅父辈已不再是人生的向导，而且根本不再存在向导，无论是在自已的祖国还是在整个世界，人们都无法找到指引人生的导师。没有任何一位长者能够知晓这20年里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对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有何了解。　　　　
　　长辈是不可思议的孤立的一代，这一事实造成了老一代和新一辈的隔阂。古往今来，没有任何一代曾经目睹能源形式的变化、通讯手段的更替、人性定义的反复，能够敏悟宇宙开发的限制，有限世界的确定性，以及生与死的不可背逆；没有任何一代能够了解、经历和吸收在他们眼前发生的如此迅猛的变革。今天的长辈比以往任何一代经历的变化郋多得多，并因此而竭力地限制、反对年轻的一代，和年轻一代格格不入；而年轻人则凭着自己天生的禀赋和青春优势，激烈地反对长辈的过去。　　　　
　　早期的美国人总是告诫自己，不要沉溺于缅怀往昔的白日梦中，而应积极投身于现实生活；与此相同，他们教育自己的孩子：少些幻想，多些行动。今天的长辈也应该这样，意识到自己的过去早已失去传喻的价值；纵然面临被否定的苦痛，他们也应该告诫子女：不要发问，一切就是如此，因为长辈也同样无法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没有任何一代将能经历我们已经经历的一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没有后代，正如我们的子女没有先辈一样。　　　　
　　那导致整个社会产生了如此迅猛变革的情境，在人类能够预见的未来，将不会再度以如此剧烈的方式出现。一旦我们有一夭发现，这个地球除了人类以外，其他任何生灵都已无法生存，那么，每一个人都将负有不可推缷的责任。我们一旦以削瘦的肩担负起整个世界生存的重任，就将无法摆脱这种沉重的责任感。年轻人将会满怀希望地引导自己的子女适应各种变化。但是，长辈的前途却难以如此乐观。正是因为代沟现象是这样的独特（完全可以将其称之为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景观），长辈不仅和其后来的年轻一代格格不入，而且也和先前的每一代人迥然不同。　　　　
　　这种距离感，这种和其它各代成员缺乏生活交往的感觉，有时会以十分怪诞的方式体现出来。1968年，一群会聚于乌普萨拉的美国牧师同一些在瑞典避难的年轻的美国拒服兵役者进行了交谈。此后，在调查报告中他们深有感触地写到：“我们真不敢相信这些人是我们的孩子。”他们无法相信这些年轻人和他们有着共同的文化渊源，但是，经过长时间的交谈之后，他们不得不说服自己相信：事实就是如此。竟然有人会逃离美国——这块被以往的欧洲受难者视为天堂的土地，确实使人难以置信。这些美国收师们简直想说，只有借助一种类似血型鉴定的过程，才能证实这些美国青年的精神血统。　　　　
　　在大多数有关代沟的讨论中，人们总是强调年轻一代的异化，与此同时完全忽略了他们长辈的异化。评论家们忘了，真正的交流是一种对话，而今天参与对话的双方却缺少共同的语言。　　　　
　　我们知道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长大的、操不同语言的人彼此沟通是十分困难的。比如，一位中国人和一位美国人进行交流。不仅他们的语言各异，而且他们的经历也截然不同，这一切都将阻碍人们彼此间的理解。但是，如果交流者愿意学习对方的语言、探究两种文化的基本前提，那么就有可能找到一条交流的途径。这能够办到，但人们往往没有去做。　　　　
　　当交谈者分别来自两种不同的文化，但却说同一种语言时——诸如说英语的美国人和英国人，说西班牙语的西班牙人和拉丁美洲人，交流将更加困难、更加令人难以捉摸。只有当交谈的双方都意识到，他们说的不是一种语言，而是两种语言（这两种语言中“同样的”词意义却不尽相同，有时甚至可能大相径庭）时，真正的交流才能实现。除非他们愿意聆听、发问，他们才能够开始交谈，开始推心置腹地畅谈。　　　　
　　这也同样是存在于两代人之间的一个难题。一旦这深不可傎、史无前例的世界性代沟成为确凿的事实，在新、老两辈人之间仍然可能再度实现心灵的沟通。但是，如果成年人中有谁认为，象那些年长的教师和自己的父辈那样，他能够反躬自省，用自己的年轻时代去推测、理解他们眼前的年轻人，那他将是可怜的落伍者。　　　　
　　但是，大多数长辈却仍在这样做着。父亲送儿子去学校接受新的思想，老一辈科学家送他们的学生到他人的实验室去研究新的课题，……他们将教育青年人的权利授予他人，丝毫未能改变事情的本质。这不过意味着父母和教师仍然继续求助并喻学习的基本机制。在并喻文化中，父母放弃了教诲自己子女的权力，希望他们去向其他成人和知识较多的同龄伙伴学习。即使在我们期待着能够有所发现和创新的科学领域，学生们也在学习陈旧的范例，年富力强的青年科学家们在接受旧有知识的同时，力图填补空白。在科学发现加速增长的今天，老一代很快被淘汰了，接替他们的是年龄稍轻的同事，但是，他们仍然握有实权。　　　　
　　从最为深刻的意义上来说，现在一如过去，长辈仍然处于权力控制的中心。部分归咎于他们仍然具有支配的权力，他们还未认识到，和年轻人开始一场新的对话的条件尚不成熟。　　　　
　　有这样一些人，作为教师，他们十分喜欢早先的那些学生，令人可笑的是，现在恰恰正是这些人感到代沟是不可逾越的，他们觉得他们对教育事业的一片赤诚之心遭受了那些不肯按步就班的学生的愚弄。　　　　
　　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现在正处在信仰危机的境地，人们不仅失去了对宗教的信仰，而且也失去了对政治和科学的信仰。人们感到，正是它们剥夺了人类的安全感。我想，如若追溯这一信仰危机的缘由的话，那么，它至少可以部分归咎于这样一个事实：现在，已不存在比年轻一代本身更能了解他们所经历的一切的长者。C·H．华汀顿曾经假设，人类的进化和选择能力部分地源于小孩子从长辈那里获得允许去评判是与非的能力。而小孩子接受是与非的划分标准，完全是他对双亲身份过于依赖的结果。对于承认孩子们来说，父母总是那样的可信、可畏、可爱，他们操持着孩子们的整个生活。但是，今天的长辈却无法再向年轻一代提供确定无疑的道德规范。　　　　
　　是的，在世界的许多地方，父辈仍然依靠着一整套前喻文化的价值规范生活。孩子们能够从生活在这种文化中的父母身上获悉，世界存在着毋庸置疑的绝对规范。人们总是希望那些绝对的价值规范能够、而且应当重新建立，伴随着这一期望，孩子向父母获取绝对规范的学习就能够一直延续到日后的经历中去。在不久以前前喻文化的崩溃之际，排外主义倾向和宗教、政治运动最为鼎盛；但在那种希望有秩序的变革最好能够不超越一整套高度抽象的固定价值的文化中，却很少会酿就这类运动。　　　　
　　西方老牌工业国家在自己的文化假设中吸收了不经革命的变革观念，即通过发展新的社会技能去解决由经济变化和技术进步带来的种种问题。在这些国家中，人们倾向于把过时的东西视之为一种遗存，对其喜好抑或厌恶当视具体的情况而定。英国那些负责将文件送往法国的信使，在信件已经能够通过邮局寄送以后，还继续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还是英国，那里的议会政府取代皇室作为权力的象征之后，威严的皇室仍然和议会政府并存于世。在瑞典社会中，有关性行为的最现代的法律条文也和正统教会最僵死的绝对道德戒律并行不悖。　　　　
　　与此相似，在美国，既有人坚定地信奉方兴未艾的变革（人们把这种变革解释为一种进步），也有人继续求助于各种形式的专制主义。既有将关于正确与否的独断论作为基本信仰的宗教派别和政治团体，也有从来就是人类社会、政治和智力发展远景的乌托邦社区。虽然我们竭力地鼓吹人人生来平等，但种族歧视现象却依旧随处可见。　　　　
　　今天，在世界每一个地方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