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承诺-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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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仅由父母和子女两代人组成的核心家庭，在一切社会群体中实际上是最具可塑性的。在这一情境中，大多数人、甚至整整一代人都必须学习新的生活方式。那些远离自己的父老乡亲、迁居他国的移民者和新大陆的开拓者们生活于和自己年龄相仿的群体之中，因此十分容易适应迁居国的生活方式。当新来乍到的外来者学习新的语言和技术，并相互强化着对新的生活方式的承诺时，这些来自不同文化的个人便作为移民为这个兼容并蓄的社会所接受，井同化于该文化之中。　　　　
　　在大型组织中，必须有所变动，而且是十分迅速的变动，退休就是为了适应机构灵活性的需要而进行的社会变动。那些资深的官吏和年长的职员们，他们对往昔的回忆，他们与各自下属所结成的盘根错节的关系都在日益强化着那些过时了的繁文褥节，因而他们从各自职位上的退出和祖父母辈的人从家庭范围内的退出是十分相似的。　　　　
　　在那些祖辈们早逝或失去其控制权的地方，年轻的一代可能会无视成年人订下的准则，甚或对成年人报以鄙薄的神情。青少年们的角色是他们自己限制和标定的，而更年轻的一代则是他们忠实的观众。年轻的一代正是这样建立起了完全以自己稍稍年长几岁的同伴为行为标准的并喻文化模式。　　　　
　　今天，在新几内亚阿德米洛底群岛的马奴人村庄中，情景就是如此。1928年，那里的年轻人作为非技术的契约劳工外出做工，等他们重返家乡时仍能自如地生活在自己的社区中；年少的孩子们也想仿效他们外出做工，并希望也有重返故里的一天。但是，今天却有了极大的变化，从学校里回来的男女学生们身着制服，手里拿着半导体收音机、吉他和教科书，显示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景象。虽然现在有了乡村学校，但是那些从寄宿学校回来度假的字生却成了弟妹们行为的楷模。不过，尽管得到了父母的同意，但他们并不能给予多少具体的帮助，使弟妹们从根本上建立全新的生活方式。　　　　
　　以1938年和1967年我曾两度短期工作过的新几内亚塔布南地区的亚特摩村为例，那里的年轻人常常远离家乡，为欧洲人做15年以上的劳工。过去，一方面“招募者”经常从刚愎自用的长辈那里“买”上十个八个后生带走，另一方面年轻人也可能三五成群地不顾长辈的反对自己外出谋生。他们有的在农场、有的在矿山、有的在海船上劳作，由另外一群境遇相同、只是早些出来的同龄伙伴们传授技术。在这里，年轻的后生们在受雇的8年中，完全生活在一种纯粹的并喻型社会中，全部生活准则都由一种新的语言——皮钦语（现称“新美拉尼西亚语”）来表达。童工世界和乡村老家，是他们先后生活的两个截然不同的环境。但是，当他们几年后返乡时，虽然凭空增添了些许烦恼，却仍然能够适应家乡的变化缓慢的生活。年轻人的经历赋予了他们两种无法吻合的经验。在受雇的3年中，他们的衣着、举止、行为完全符合一个童工的标准，三言两语就能概括他们的基本生活特质。而当他们踏上故乡的土地时，有关自己的家乡和生活方式的所有细节的记忆，包括他们对飘逝的往昔的回忆（那时他们的父辈还参加着野蛮的“猎颅队”），又会一幕接一幕地重现在他们的脑海中。　　　　
　　岁月流逝，亚特摩人小小的移民聚落已成了挺大的城镇。现在，有些人甚至携家带口前去做工。年轻人离开家乡不再仅仅为了做劳工或兜售他们的泥制雕刻品，也常常为了外出旅游观光。在国外，他们开始不安地发现，在遥远的家乡的小社会中，自己仍然由那些共享着孩提时代的前喻经验的长辈和同伴们传授着生活经验。塔布南人仍然生活在前喻文化之中，人们对自己的过去感到骄做，他们为自己和学校的孩子们制定了很高的标准，他们深信，孩子们在白人老师的教育下今后将会过上白人的生活。每一代人都在接受、适应改变，但却没有人会失去文化上的连续感。　　　　
　　马班，是亚特摩人村中的一位长者，一次大战以前也曾外出做过童工。至今为止，他仍然保留着一整套完整的传统，在旧的生活方式中他堪称行家里手，但也能说一口流利的新美拉尼西亚语，他肯定他说，当他这一代的人谢世之后，过去的一切也将随之消灭。　　　　
　　汤米，30年前是村里的政治领袖，有着非凡的经历。他也曾外出工作过，但不是去农场做童工，而是在有着一半萨摩亚血统的帕金森太大家做事。理查德·帕金森是《南海三十年》一书的作者。帕金森太太帮助他的丈夫建立了一种由旧的德国殖民地的生活方式向新的生活方式过渡的形态。以汤米在帕金森太大家的生活经验，完全能够使他远离家乡，在外面结婚、生活。但是，他却回到了塔布南，并掌握了那里的政治大权。他坚决地反对教会和教会学校，但却率先和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不仅能够流利他说新美拉尼西亚语，而且凭着特有的经验，能够轻松自如地和白人打交道，愉快地帮助他们处理各种事务。1938年，当我们在塔布南村作短期调查时，曾由他担任我们的主要行政人员。　　　　
　　1967年，卡米·艾沙威在我们的调查队中接任了汤米的角色，1938年，他就是我们调查队中年纪最小的助手。二次大战刚结束时，他担任了十分重要的职责，作为一名地方警察负责监管被逮捕的日本犯人。汤米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年轻亲属来抚养，他象汤米一样努力学习如何在白人中处理事务，但仍然觉得和自己的社会有着深切的联系。他是汤米选定的继承人。汤米死后，由他接任了本村的领导权，他让孩子们排着队，踏着整齐的步伐去上学。正如他属于过去，在他看来，孩子们应该属于未来。尽管学校并不是年轻一代为自己创设的模型，但却是通向未来之路。塔布南在改变中缓慢地进步着，但是，至今为止那些顽固的长辈仍然没有意识到应该支持这种转变。　　　　
　　我们不妨将阿德米洛底群岛上的马奴人社会的变迁过程和亚特摩人作一比较。马奴人是惯于在海上漂泊的民族，他们早已习惯以强力从毗邻的民族那里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并以此改变自己的文化。1928年，当我对他们进行研究的时候，要曾期望他们能从新几内亚童工们的流传远广的浅俗文化中获得启迪。但是，1946年，经由二次大战中日本和盟军的占领之后，马奴人开始重新设计自己的文化，祖孙三代都生活于一种经过自己改造了的欧美文化的变式之中。　　　　
　　新的马奴文化是卓越非凡的，它根据一整套由本社会成员制定的规则改造而成，因此，虽飞跃了数千年的历程，却能够适应整个社会。但是，这并不是我们所称的前喻文化，正如马奴人所认为的那样，它是访效现存文化所创设的。在那里，每一个小小的变化部被看成是进一步的欧美化，尤其是美国化。但是，整个社会毕竟瞬息间骤然改变了。不象其它社会的长辈们对变革予以拒绝、反对、漠然视之，马奴人完成了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变革。从创立第一所学校起，短短12年内，他们为自己培养了大批教师、职员、翻译和护士，并且将第一批学生送往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新建大学。由于祖辈以参予了变革的酝酿，因此，他们能够保存一部分能够适应变革的前喻文化力量。　　　　
　　核心家庭中没有祖父母一辈的人，亲戚间的关系也很淡漠，这在移民环境中是一种典型的家庭形式。移民们大都经过较长距离的迁徙，他们必须适应新的、与先前有着极大不同的生活方式。此时对核心家庭的崇尚是与新的文化相协调的，即使再度出现祖父母一辈的人，他们的影响力也极其微弱。祖辈不可能再成为孙辈的楷模，父辈也无法继续左右孩子们的婚姻和生活道路。现在，希望孩子们远走高飞或成为胜过父母的翘楚之才——正如父母们所做的那样，已经成为整个文化的组成部分。　　　　
　　当那些迁往都市和海外殖民地的人都隶属于同一文化时，权力将不属于那些为人忽视的长辈，而属于年轻的一代。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的第一代后生们创立了使行将消匿的古老文化得以永存的文化体制。在这种并喻文化中，祖辈的失落是无以弥补的。当那些投身变革的成年人有一天也迈入占稀之年，除了在宗教团体和贵族社会中，他们不会再欲图重建业已消亡的三代共处的组织。新的文化缺乏深度和多样性，和古老的前喻文化相比，它确实在某些程度上缺乏可塑性，无法接受一些适当的变动，这种情况在美国和阿根廷的许多少数民族聚落中屡见不鲜。这一点可以从殖民地人民的冥顽狭隘的幻想中，从人们言谈中所保留的陈旧的方式中，从他们大力恢复的以辈份为基础的亲属关系中，以及从对外地人的排斥中窥见一斑。　　　　
　　在占老复杂的社会中，那些以前喻方式为特征的宗教团体或宗派组织虽历经剧烈的社会变动却仍然能够得以生存。最典型的例子是英国的扮演马的假面舞会，参加者带着假面具，缅怀原始而古老的文化，做着那些传了无数代、盛行了数百年的动作。在英国和其它地方，这种古老的遗风和20世纪中叶的风俗并行于世。　　　　
　　历史几度重演，在新的环境中能使文化得以稳定的方法不断地为人们所发现。诚然，即使将来也总会有祖辈存在，但是在新的生活方式中，长辈将受到人们的漠视。例如，爱斯基摩人文化中的技术和礼仪就不需要长辈的知识和智慧。爱斯基摩式的远足，挨家挨户的造访，使人们能够迅速而有效地将猎人引向新的猎区。澳大利亚上著与爱斯基摩人不同，他们的学习完全依赖终生对一地的了解，依赖这具有巨大的超自然意义的土地的馈赠；而爱斯基摩人则发展了一种迅速沟通信息的方法，这使他们能够自由地迁居，自如地生活干新的地区之中。人们不再需要老人作为知识的宝库。爱斯基摩人的社会奠基于两代人组成的群体之上。一旦老人们成了年轻一代生存的负担和威胁时，他们宁可选择死亡。能够与其相比的是美国和大不列颠的矿工，那里的矿工一旦度过了自己的壮年，无法继续在限制重重、控制很严的矿山社区中担任积极的角色时，便会受其他矿工排挤，迁出这一社区。　　　　
　　一次大战以前，波兰的农民往往在儿子结婚以后，将土地传继给儿子，以换取由儿子赡养老迈双亲的允诺，但事实说明，这些允诺往往没有约束力，老两口常常落到流浪街头、行乞为生的地步。　　　　
　　许多第　2代、第3代美国人心安理得地拒不承担赡养长辈的责任，这或许归咎于道德约束的丧失。使那些死守着财产控制权的老人们焦灼不安的是人心不古、道德习俗的每况愈下，这预示着老年人的地位将永远无法得以恢复。而老人们由于有了较好的医疗保健，实际生存的寿命往往超过其期望寿命，这使他们被下一代剥夺的权力比预想的还要多。这类适应性的转变往往依变革的可能性而定，依前喻文化的内在特质的衰减而定。　　　　
　　新的国度或新的环境的急剧变革使得无论男女都可能以各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参与其中。新的求生方式，强烈地影响着一位男人的地位，他脱离了完全共享的农业社区，或脱离了狭隘、受人控制的佃农生活，投身于都市壮工大军的单调一律的生活之中。但是，这种变革可能不会给妇女的生活带来多少改变，她继续沿着母亲的足迹，为丈夫准备饭莱，哺育后代。鉴于这一状况，在孩子早年品格的形成过程中，由母亲传喻的那部分文化可被长久保存下来，而和父亲急剧变动的工作条件有关的那部分文化却可能发生彻底的改变，并因此而改变孩子的品格特征。　　　　
　　文化，不仅可由祖辈或其他亲戚所扮演的角色的重要与否来划分，也可由文化是否具有连续性来划分，由祖传父，再由父传子即是一种连续。比如，在手工业生产方式中断时，便出现了由男方人赘女家的生活方式向女方嫁到男家的生活方式的转变。但是，如果论及性质非常守旧的歌唱方式时，从艾伦·洛马克斯对世界歌曲体制的比较研究中可以发现，无论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多么巨大的改变，做母亲的却世代不变地向襁褓中的孩子唱着相同的摇篮曲。　　　　
　　在那由年轻的孩子照看婴儿，养育者寸步不离地照料孩子的社会中，保守的育儿方式是该社会的特征。养育者对孩子的要求很松，也无法教给他们更多的东西，她往往只是看管而已，或者带着孩子乱跑，而不知道如何教育孩子养成独立生活的能力。在那更为复杂的文化中，从农村来的保姆们牢牢地看管着孩子，很少给他们应有的社会刺激。她们对孩子成长的影响自然也是十分消极的。　　　　
　　当依赖年长的兄姐看管年幼的弟妹的社会中首次建立学校教育制度时，古老的文化可能因此而分崩离析。年长的儿童们不再整日去学习传统的技艺，学校的教师们传授给孩子们的知识从内容到形式都可能是全新的。年长的孩子们上学去了，母亲们不得不重新担负起照顾婴儿的责任。当然，这一原因也部分归咎于那些文化水平低陋的农妇们已无能力照顾富家子弟。应该说这两方面的原因都有。父母双亲都承担着家庭的重任，现在孩子们又更加需要他们，而他们却似乎既无耐心又不希望孩子们总是过于幼稚、依赖性太强：此外，父母们向孩子们昭示的生活模式也比以前更具技术性和复杂性。　　　　
　　在孩子们的成长过程中，等级制度的存在将造成群体间复杂的相互关系。以美国东南部为例，在那里上流阶层白人的孩子由黑人保姆抚养，这些孩子和黑人较为接近，黑人保姆也学会了以和抚养自己的孩子不同的方式抚养主人的孩子。这两类相互交往的不同人种的群体间存在的亲密关系在其它地方是见不到的，在其它地方，白人往往不雇黑人为仆，而黑人也不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