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理论-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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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考虑到不景气所带给不同类型个人的，以及不景气从不同类型个人那里取去的 ——总是从事件的不正常过程的现象中抽象出来的，对这点我们暂不在这里涉及，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不景气时期的真正的特征。它使得企业家及其跟随者们，特别是那些偶然地或者利用投机享受繁荣期间价格上升的果实的人们，失去了获得利润的可能性——尤其是在投机场合，只能是极不完善地代之以在暴跌中出现的看跌的可能性。企业家在正常情况下已经获得利润，并且已经把它包括在现在已经建立起来和经过调整的企业中；但是他并未进一步获得利润，相反，他倒有蒙受损失的威胁。在一般的情况下，他的企业家利润将会枯竭，他的其它企业家收入也将会是最小的，即使是在事件的理想过程之中。在事件的实际过程中，许多不利的影响，即使被某些已经提及的因素减轻了，也是会并发出来的。与老企业相联系的既在事物，现在正被竞争所制服，自然要吃些苦头。拥有固定货币收入或者拥有只是在一段长时间之后才可能改变的那种收入的人，诸如领取年金的人、靠租金或息票过活的人、政府官员、以及以长期条件出租土地的地主，都是典型的受益于不景气的人。他们的货币收入的商品内含，在繁荣期中曾经被压缩过了，而现在却得到扩展；并且，诚然从原理上说，正如已经表明的那样（参阅上面３．“第三”），它必定扩展得比原来被压缩的程度更大一些。短期投资的资本家，从单位收入和资本的比前增大了的购买力中获利，但又由于较低利率而受到损失。在理论上，他们受的损失必定高于得利，但是，无数的次要情况——一方面是损失的危险，另一方面是高度冒险的奖赏和过分的需求——使这个原理失去了它的实际的事要性。那些并不把地租用长期合同固定于货币上的土地所有者——因而首先是所有拥有土地的农民——基本上完全处于与工人相同的位置，这样，现在为工人申辩的问题也适用于他们。在实际上具有重要性而理论上不值得考虑的差别是一般都很熟悉的，所以我们将不加以论述。
在繁荣期间，工资必定上升。因为当次级周波上升的时候，首先是来自企业家的，然后是来自所有扩张业务活动的人的新的需求，直接和间接地，主要是对劳动的需求。因此，就业量必定首先增加，并且劳动工资的总额亦随之增加；然后，工资率以及个别工人的收入亦随之增加。正是由于工资的上升，引起对消费品需求的增加，而这又将导致一般物价水准的上升。由于与工人在理论上具有同等地位（第一章）的土地所有者的收入的一部分，出于上述原因不与工资一起上升，并且固定收入根本就不会增加，因而，工资总额的增加也不仅仅是有名无实的，而且是相当于更大的实际劳动收入，并且还相当于尚未增加的社会产品的重大份额。这是普遍真理的一个特殊情况：如果，并且只要新产生的购买力在能对消费品价格发生影响之前首先作用于工资，那么通货膨胀便不能立即有损于工人的利益。只要不属于这种情况，或者只要工资的上升遇到外部障碍（例如在世界大战中），那么工资便会以经常描述的方式落在后面（落后于物价）。如果真的这种通货膨胀是消费中一种过剩的转递手段，例如，假若战争是用通货膨胀来通融资金的，那么经济体系的最终陷于贫困必定也对工人的地位产生反响，即使这种反响不如它对于其他个人团体的地位所产生的反响那样严重。但是在我们的场合，显然相反的情况发生了。
在不景气中，单位工资的购买力上升。另一方面，对以货币表现的对劳动的有效需求，由于繁荣引起的自动通货紧缩的结果而将会下降。只要仅仅是这种情况出现，那么对劳动的有效实际需求就能仍旧不受干扰。于是劳动的实际收入，将会不仅比以前接近均衡位置时要高，而且比在繁荣时也要高。因为，原来的企业利润，便会流向 ——理论上并且依照我们的概念全部流向，但实际上却是逐渐地和不完全地流向——劳动和土地的服务，只要它没有被产品价格的下跌所吸收（第四章）。但是，下述情况却暂时阻碍了这种事情的发生，并且引起了由统计所实际表明的真实收入的暂时下跌；而与此同时，最终所期待的与我们的理论相一致的收入上升，实际上又常常为下一次繁荣的出现所掩盖了。
（ａ）首先，我们所称作不景气时期数据与事件的不确定性以及明显的不规则性，还有更多的事件的非正常过程的恐慌和错误，使得许多厂商受到困扰，并且使其他厂商暂时无事可做。这必定引起失业等等事情的发生，而它在实质上的暂时特征并不改变如下事实：这是一个重大事件，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能为有关方面消除厄运；至于对它的恐惧 ——仅仅是因为事件的不可预测性——实质上则是添加了不景气的气氛。这种失业情况是不景气时期的典型特征，是劳动过剩供给的来源，这样，就将会导致极大地损害原来由于工会的活动而得到的地位，以及有时，虽不是必然地，将会引起对工资的严重压力，而其影响可能比单纯从失业数字所想象到的结果，还要大一些。
（ｂ）由此，我们必定要识别清楚：新企业或者完全消灭老企业，或者迫使他们限制他们的业务活动。为了抵消由此而引起的失业，可以肯定，就会有新的对劳动的需求，以继续经营新的企业。这种需求常常超过所引起的失业人数究竟有多少，可以用铁路与公共马车的例子来说明。但是并非必然如此；即使是如此，也可能会存在一些困难和摩擦，而这些困难和摩擦，加上劳动市场上的不完全运行，总的说来倒占有不相称的偏重的势头。
（ｃ）上面提到的产生于繁荣到来时对劳动的新的需求，由于曾经引起新投资的企业家对劳动的需求的最终停止，因而也失去了重要性。
（ｄ）通常繁荣最终意味着迈向使生产过程机械化，从而使单位产品所需劳动量必然减少；它也常常，虽然不一定必然，包含着我们所讨论的工业所需求的劳动量的减少，尽管出现了生产的扩张。技术失业因此而表现为周期失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不应与后者相对立，以致似乎它与这个周期循环无关一样。
实际上每一次不景气这种要素，都表现为巨大的和使人感到痛苦的，但却又主要是暂时的困难。这是由于对劳动的总的实际需求一般不可能永久性地下降。因为，不管所有补偿以及所有次要因素如何，企业利润中未被价格下跌所消除的那一部分支出，必然要高到足以阻止任何永久性的收缩而有余。即使它仅仅是支出在消费上，它也必定要分解为工资 ——和地租，因为我反复说过，这里谈到的每一个问题，在理论上对它们也是适用的。一旦只要它是被投资时，对劳动的实际需求便会开始增加。
（ｅ）繁荣不论是直接地，或是以其影响，只能以一种方式永久地降低对劳动的实际需求：如果在新的组合（指生产要素的组合 ——校者）中，它能够改变在对劳动极为不利的老生产组合中所得到的土地与劳动的相对的边际重要性。于是，不仅社会产品中劳动所占的份额，而且劳动的实际收入的绝对数量，都可能永远下降。实际上比这种情况更为重要的——但也不一定属于永久性质——是一种有利于对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手段的需求的转变。
基于这种限制条件，于是我们就可以回到我们的结论上来：不景气的经济特征，在于通过力求均衡的机制，把繁荣所带来的成就扩散到整个经济体系；而那种对于这个体系仅仅是部分必需的暂时反应，却掩盖了这个基本特征，产生了以不景气这个名词所表达的气氛，同时也产生了甚至为那些指数所呈现的不属于（或不完全属于）货币、信贷及价格的范畴，并且不单单反映不景气时期所特有的自动通货紧缩的特性的那种反响。
６．危机的爆发开始了事件的非正常过程，或者开始了在事件的发展进程中那些不正常的事物。正如已经谈到的，它并未提出新的理论问题。我们的分析表明，恐慌、破产、信贷制度的崩溃等等，不一定，然而却可能易于在繁荣转变为不景气的转折处出现。这种危险会持续一段时间，然而只要不景气过程更加充分地发挥其作用，危险就会变得更小。如果出现恐慌，那么一些差错和失误，而它们大都首先产生于这样一种情况里或者只是被它投入到待救援的地步，以及公众舆论等等，这些在正常过程中本来不会发生的各项事物，便成为独立的原因；从而它们就成为具有各种不同特征的并且导致偏离正常过程的各种最终结果的不景气的原因。在这里最终建立起来的均衡，不同于那些在相反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均衡。这些巨大的错误和破坏，一般不能被改正或重新修复，并且它们将依次构成进一步产生影响的局面，而这一举动最终必定会自寻出路；它们意味着新的干扰，并且将强迫施行，否则就成为多余的那种适应性的过程。事件的正常与非正常过程的这种区别极为重要，这不仅是为了便于理解事物的性质，而且也是为了理解与这种事物有关的理论上和实际上的问题。
我们已经看到 ——这与那种学说不同，那种学说在经济周期中主要是看到货币现象，或者它以银行信用为其产生根源，并且它在今天特别是同凯恩斯、费希尔、霍特里的名字以及联邦储备局的政策相联系的——不论是繁荣时期的利润，或是不景气时期的损失，都不是没有意义的和不产生作用的。相反，在与对手竞争的私营企业家仍然发生作用的地方，它们是经济发展机制的基本要素，并且它们是不能被消除的，否则就会使经济发展机制受到损伤。这种经济体系，如果不进行把那些同没有希望改变的事物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的实体加以完全破坏的最后斗争，那就不能发生作用。但是伴随非正常过程的损失和破坏，确实没有意义，并且不发生作用。关于预防与治疗危机的各种建议的论证，主要就依靠它们了。其它关于治疗方案的正确起点是这个事实，那就是即使是正常的——尤其是非正常的——不景气，也涉及到那些与周期的原因和意义没有什么关系的个人，首先是工人。
最为重要的长期治疗，并且是唯一不会引起反对意见的做法，是对经济周期预测方法的改进。工商业者对经济周期的了解日益增加，这一事实连同托拉斯组织逐渐形成的事实一道，成为为什么真实的危机现象 ——象世界大战这样的事件以及象战后时期这样的时间，都不属于此列——变得越来越弱的主要原由。由国营企业或者大联合企业进行的新的基本建设延迟到不景气时期，从我们的观点来看，似乎是对新联合体成群出现的结果的一种缓和，也似乎是繁荣时期的通货膨胀和不景气时期的通货紧缩的一种冲淡，因而似乎是减轻周期运动和危机危险的一种有效手段。不加区别的和一般的信贷便利的增加，简直就意味着通货膨胀，正如同政府纸币的统治作用一样。它可能完全阻碍正常的过程，也可能完全阻碍非正常的过程。它不仅遇到了反通货膨胀的一般论点，并且还遇到了如下的论点，那就是，它消毁了那种仍可归因于不景气的选择性措施，它使经济体系负担着那些不适应的和不适于生存的厂商。与此相对照，通常由银行无系统地并且没有多大远见地施行的信贷限制，却出现在至少值得公开讨论的政策面前，而这种医治弊病的政策却又听任其剧烈的后果自行蔓延。这种程序，本可以用那些将使个别生产者们难以抵制价格的必然下降的其它措施，来加以补充。但是也可以想象出另一种信贷政策——在那些个别银行本身方面，而更多的是在对私营银行界产生影响的中心银行方面——这种信贷政策将会区别那种具有经济功能的不景气的正常过程中的现象，与那种只破坏而无功能的非正常过程中的现象。可以肯定，这种政策将导致一特殊种类的经济计划，这种经济计划将无限地增加政治因素对个人和团体命运的影响。但是这又涉及政治判断，我们在这里将不予讨论。这种政策的技术性的先决条件，以及对经济和文化生活的若干事实和可能性的综合洞察，尽管在理论上可以如时得到，可是目前仍然毫无疑问地无从获取。但是在理论上，证实如下事实却是有兴趣的，那就是，这种政策并不是不可能的，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幻想，或者等同于那种本来就不适合于用作达到目的的一些措施，或者最后等同于那种反作用必然大于直接结果的报偿的一些措施。事件的正常过程的现象与非正常过程的现象，并不只是从概念上加以辨别的。事实上它们是不同的事物；随着足够深入的洞察，甚至今天遇到的具体情况也可以立即被普遍认出是属于其中的一种或另一种。在一群已受过任何不景气的灾害的威胁的工商企业中，这种政策应该将那些被繁荣弄得在技术上或商业上过时的企业，同那些被次要情况、反作用和偶然事件陷入危险境地的企业，区别开来；它将会对前者听之任之，而通过给予信贷以支持后者。这种政策也许可以成功，在同一意义上，正如同自觉制定的种族卫生政策好象也可能导致成功，而实际上只要事情是留待自动地去实行，那是不可能得到成功的。尽管如此，可是无论如何，作为资本主义产儿的危机，将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早地消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