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理论-第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相同货物的。当任何类的货物完全地或部分地是同样的生产资料的组合时，我们就说它们是在生产上彼此有关联的。因此，我们可以说，货物在生产上的关系随着它们的位次而增加。
这样，如果我们顺着货物的等级依次上升时，我们最后就会走到合乎我们目的的最终生产要素。说这些最终要素是劳动和自然的赐予或 “土地”，是劳动提供的服务和土地提供的服务，这是无需进一步论证的了。所有其他货物则“包含着”两种要素中的至少一个，多数场合是包含着两者。我们可以把所有货物分解成为“劳动和土地”，即是说我们可以设想所有货物都是劳动服务和土地服务的集合体。反之，消费品是特殊的一类，其特点是可供消费。但是其余的产品，即“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一方面只是这两种原始生产货物的体现，另一方面又是“潜在的”消费品，或者最好说成是潜在消费品的组成部分。至此我们没有找到理由要在它们之中看到一种独立的生产要素，以后我们会了解到，根本就没有这种理由。我们“把它们分解成为劳动和土地”。我们也可以分解消费品，并且相反地把原始的生产要素设想为潜在的消费品。可是这两种看法都只适用于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因为它们没有独立的存在。
问题现在发生了：这两种原始生产要素彼此保持怎样的关系呢，是一个的地位在另一个之上，或者是它们的作用根本就不同吗，我们不能从哲学的、物理的或任何其他一般的观点去回答这个问题，而只能从经济的观点去回答它。对我们来说，这只是一个为了经济制度上的目的它们的关系应如何表示的问题。可是，在经济学说领域应当说是正确的回答，却不可能是普遍正确的，而只能是按照理论体系的某种构造来说才是正确的。这样，例如重农主义者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他们的确是把土地置于劳动之上 ——这样回答本身是完全正确的。如果说他们的观点只不过是想要说劳动不能创造出任何新的物质的东西，那么对它就没有任何可以反对的余地。这只是这个概念在经济领域有多大用处的问题。例如，同意重农主义者的这一点，并不妨碍我们对他们的进一步论证表示不同意。亚当·斯密也从正面回答了同一个问题，但他认为劳动居于土地之上。这在本身上也并不错：甚至应当把这一概念当作一个出发点。它表达了这一事实，即土地的利用不要求我们在反效用上作出牺牲，如果我们打算要从土地获得什么东西，我们也可以采用这个概念。诚然，亚当·斯密显然想到了由自然界作为自由货物所提供的生产力量，而把它们在经济制度中实际上并不被看作是自由的这一事实归之于地主们对土地的占有。他显然认为，在一个没有土地私有制的社会中，只有劳动才是一个经济核算的因素。当然这肯定是不正确的，但他的出发点本身并不因此就站不住脚。大多数的古典经济学家都把劳动因素放在首位——尤其是李嘉图。他们能够这样作，因为通过他们的地租理论，他们已经排除土地及其价值的决定。假如这个地租理论站得住脚，那么我们肯定就能对这个概念感到满意。甚至象雷（Rae）这样一个有独立见解的人也对它感到满意，这恰恰就是因为他接受这个地租理论。最后，有第三类作家对于我们的问题作了否定的回答。我们是站在这些人一边的。对我们来说，起决定作用的论点是：两种原始生产要素在生产中同样是不可缺少的，的确这是出于同样的理由和同样的态度。
第二个问题又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回答，这与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完全无关。这样，例如埃费尔兹认为劳动起主动作用，土地起被动作用。他为什么这样看，那是很明显的。他认为，劳动是生产中的主动因素，而土地则是劳动在上面表现自己的客体。他说的这一点是正确的，但是，他的安排没有给我们提供什么新知识。在技术方面，埃费尔兹的概念并不足取，然而这一方面对我们不起决定作用。我们关心的只是在个人的经济考虑和交往中两种原始生产要素所起的作用，而在这一点上两者的表现完全相同。劳动和土地一样也是被 “节约使用”的。劳动和土地一样也是受到评价的，是根据经济原则来使用的，两者获得相同的经济上的考虑。而两者均不涉及什么别的事情。由于在原始生产要素方面再没有别的事情同我们的目的有关，所以我们将把它们放在同等地位上来看待。在这种解释上，我们同意其他边际效用理论家的观点。
我们对于土地这个生产要素虽然没有什么多的话要说，但对于另一个要素，劳动，最好还是略为更仔细地加以考察。且不去管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直接用于生产的劳动和间接用于生产的劳动这些区别，以及同样不相干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这些区别，我们却必须就两种其他的区别加以评论，它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可以从它们开始，以便提出对于我们至关重要的一项意见。这就是领导的劳动和被领导的劳动之间的区别，以及独立的劳动和工资劳动之间的区别。区别领导的和被领导的劳动的东西，初看起来是非常带根本性的。这里有两个主要的特点。第一，领导的劳动在生产有机体的等级中处于较高的地位。对于 “执行的”劳动的领导和监督，似乎把领导的劳动从其他劳动一类中提拔出来了。虽然执行的劳动与土地的各种用途只不过是处于相等同的地位，从经济的观点看，它和这些用途的职能绝对相同；但是领导的劳动，却与执行的劳动及土地的用途这两者不同，它显然居于支配的地位。它似乎是形成了第三种生产要素。而使它与被领导的劳动区别开来的其他特征似乎构成了它的性质：领导的劳动有某种创造性的东西，即它能为它本身定出它自己的目的。至于独立劳动和工资劳动的区别，我们可以同样追溯到领导的劳动和被领导的劳动的区别。独立劳动之所以是一种特别的东西，恰恰因为它具有领导的劳动的职能，而在其他方面它与工资劳动却并无任何区别。因此，如果一个独立的个人自行进行生产，也做执行的工作，那么他就可以说是把自己分成了两个人：一个是领导，一个是普通所说的工人。
很容易看出，处于较高等级这一特点，即监督职能本身，并不构成实质上的经济区别。仅仅依据一个工人在工业组织中位于另一个工人之上，也就是处于指挥和监督的地位这一情况，并不能使他的劳动变成某种性质不同的东西。即使从这种意义说的 “领导”不动一个手指头，或不对生产作出任何直接的贡献，他仍然执行普通所说的间接劳动，完全就象，譬如说，一个看守人一样。更大的重要性似乎可以赋予另一个因素：这就在于对生产的方向、方法和数量作出决定。即使人们允许上述较高的位次在经济上没有多大重要性——虽然在社会学上也许十分重要——人们在这个作出决定的职能上却可以看到一种实质上的区别性。
但是我们立即看到，作出决定的必要性是在任何工作中都会出现的。一个补鞋匠的徒弟不作出某种决定，不独立地决定一些问题（不管多么小），他就不能修鞋。 “作什么”和“怎样作”是教过他的；但是这并没有免除他具有某种独立性的必要性。当一个电力公司的工人去到一个家庭修理照明系统时，甚至他也得对作什么和怎样作的问题作出一些决定。一个代理商甚至不得不在价格方面参与决策，在一定范围内还可能把规定他的货物的价格之权委托给予他——然而他却既不是“领导”，也不一定是“独立的”。至于企业的领导或独立的所有人，他们肯定得要就大部分的事情去作出决定，作出决议。但是作什么和为什么要作也是教给了他的。他首先知道怎样去作：他已经懂得了技术的生产以及有关的全部经济数据。此外尚有待于作出决定的，同补鞋匠的学徒所作的决定就只有程度上的差别了。而作什么则是由需求给他规定了的。他不定出什么具体的目标，但给定的环境迫使他去按照一定的方式行动。给定的数据肯定是会改变的，但究竟多么迅速、多么成功地对它作出反应，那就要看他的能力了。然而任何工作的执行都是这样。他的行动不是根据一般的事态，而是根据某些象征，他学会了要注意这些象征，特别是从他的顾客的需求直接表现出来的趋势。对于这种趋势他一步一步地屈从，因此只有次要的因素通常才能是他所不了解的。可是，根据这种考虑，可以说：只要个人在自己的经济行为中只是根据已知的环境得出结论——而这的确就是我们在这里所研究的，也是经济学总在研究的——那么他们究竟是领导别人的还是被人领导就无关重要了。前者的行为同后者的行为都服从于相同的规律，而建立这种规则性，并表明表面上是偶然的东西实际上是被严格确定了的，就是经济理论的根本任务。
因此，根据我们的假设，生产资料和生产过程一般没有真正的领导者，或者宁可说真正的领导者就是消费者。主管工商企业的人只是执行由需要或需求以及由给定的生产资料和方法为他们所规定了的事情。个人只在他是消费者时，只在他表示需求时，才有影响。从这种意义说，的确每一个人都参加了生产的领导，不仅是肩负企业领导责任的人，而且是每一个人，特别是从最狭窄意义说的工人。除此之外，个人对生产的领导并没有其他的意义。在过去管理经济制度的数据是大家熟知的，如果数据保持不变，这个制度就会按同一方式继续下去。数据可能会经历的变化不是那么为人所熟知的；但从原则上讲，个人会尽可能地追随它们。他不会自发地去改变任何东西；他只是改变状况已经正在自行改变的东西；他消除数据与他的行为之间的差异，如果给定的状况已经改变，而人们却试图仍按同样的方式去行动，这种差异就会产生。任何个人诚然可以采取与我们观点所假定的完全另样的行动；但只要变化只是从客观需要的压力产生的，经济制度中的任何创造作用就都不存在。如果个人采取不同的行动，那么实质上不同的现象就会出现，这是我们将要看到的。但在这里，我们只是想要说明经济事实所固有的逻辑。
根据我们的假定也可以说，劳动的数量是由给定的环境所决定的。在这里我们要附加考虑一个以前未予回答的问题，那就是在任何一个时候存在的劳动供给量的大小。一定数量的人作多少工作，这显然不是在一开头就严格确定了的。如果我们暂时假定，雇用所有个人的劳动的最佳可能性为已知，从而有着这种雇用的严格确定的尺度，那么在这个尺度的每一点上每一种劳动的具体雇用的效用就可以同伴随雇用的反效用相比较。日常生活中的千万个声音提醒我们，涉及我们日用面包的劳动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人们不得不需要时才去承担，而只要有可能就将其推出。从这里明确地出现了每一工人所将要完成的工作数量。在每一个工作日的开头，这样的一种比较自然总是有利于所将要完成的工作的。可是， “当你在需要的满足上前进得越远，工作的动力就越下降，同时它所与之比较的数量，即工作的反效用，就越增加；因此这种比较不断地越来越不利于工作的继续，直到工作的愈益增加的效用和愈益增加的反效用彼此平衡这一时刻对每一个工人都到来为止。自然，两种力量的强度因人而异，因国而异。在这种差异中，有一个根本的说明因素，可以说明个人历史和国家历史的形成。然而理论原则的本质并不受到它们的干扰。
因此，劳动的服务和土地的服务只是生产力量。衡量任何质量的劳动的数量肯定是有困难的，但这是可以办到的，就象对土地的服务规定某种物质的衡量在原则上不会有困难那样，不管在实际上这件事是多么困难。然而，如果只有一个生产要素，举例来说，如果一种质量的劳动能生产所有的货物 ——如果假定所有自然的赐予都是自由货物，因此就它们来说不产生经济行为的问题，那末这种假定就是可以设想的——或者说如果两种生产要素分别起作用，每一种都只给自己生产出性质不同的产品，那么这样一种衡量就是从事实践的人为了他的经济计划所需要的。例如，如果一定价值的消费品的生产需要三个单位的劳动，同一价值的另一种消费品需要两个单位的劳动，那末这个生产者的行为就会是已经定了的。可是在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各种生产要素实际上总是一道起作用。现在，譬如说，如果生产一定价值的一种货物需要三单位劳动和两单位土地，而生产另一种货物则需要两单位劳动和三单位土地，那么生产者应当选择哪一种呢，显然需要有一个标准来比较两种组合；需要有一个公分母。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称为配第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解决给我们提供了 “归属理论”。生产者个人想要衡量的，是他的生产资料数量的相对意义。他需要一种标准，用来调节自己的经济行为；他需要各种指标，自己可以遵照它们来办事。总之，他需要有一种价值标准。但他只是直接对他的消费品才有这样一种东西；因为只有这些消费品才能直接满足他的需要，这种需要的强度就是他的货物对他的意义的基础。对他的劳动服务和土地服务的积存量来说，首先就没有这样一种标准；我们现在还可以说，对他的被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来说，同样也没有这样一种标准。
显然，这些其他货物之所以重要，也只是因为它们同样是为了满足需要而服务的。它们对需要的满足有所贡献，正是因为它们对消费品的实现有所贡献。因此，它们从后者那里获得了自己的价值；消费品的价值好象是回射到它们身上的。它是 “归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