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花凋落-东方明-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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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索安一行来到了埋葬尸体的地方，那是苏布尔古盆地西北坡的一个名叫扎森的小山。墓地位于小小南坡，距失事现场大约四公里。整个墓地呈圆形，在十米长、二米宽的空间里，设立了三座坟墓，每座坟墓前都立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相同的文字：“中国遇难者之墓”。埋葬时，谁也不清楚死者的身份，只知道他们是中国人。
墓地上有四个蒙古牧民等着，他们是当时参加埋葬尸体的，现在被召来替克格勃挖掘坟墓。伊凡诺夫上校客气地和他们每个人握手，送给每人一包苏联纸烟，用流利的蒙古语向他们询问了当时埋葬尸体的情况，然后下令把三座坟墓全部挖开。上校强调：“牧民弟兄们，请千万手下留情，不要损坏了尸体，以免影响我们的鉴别工作。”说完后又用俄语嘀咕了一句：“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摄像机又打开了，拍摄了挖掘尸体的全过程。坟墓的土层很浅，不一会九具尸体便全部挖了出来。尸体外面裹着的白布沿未破损，只是已被尸体腐烂时分泌的尸液和泥土弄得肮脏不堪。当尸体全部暴露出来时，克格勃的医学专家立刻用喷雾器对墓穴进行细致的消毒。消毒后，伊凡诺夫下令开始检查，尸体外面的白布很快就被刀子割开了。专家对尸体直接喷洒了消毒液后，伊凡诺夫对傅索安说：“傅，现在，你去辨认，看这九具尸体中哪具比较像林彪元帅。”
傅索安其实早在观察了，尸体入土已经五个星期，9月中旬气温不算很低，而且墓地低凹，出现渗水现象，因此每具尸体的脸部都已经腐烂得难以辨认了。她走到尸体近前，一一看下来，叶群那具是长头发，自然马上认出来。傅索安接着认出了右侧墓穴中的林彪尸体：“我想，这是林彪吧。”
这个结果，与牧民叙述当时埋葬尸体时“年龄最大的一个”所埋葬的位置相吻合。
傅索安后来对叛逃女知青胡国瑛说起这件事时说，她记得林彪的尸体并未与叶群埋在一个墓穴，而是与一个大个子尸体及另一个中等个子的尸体埋在一处，大个子可能是飞机驾驶员，中个子是否是林彪的儿子林立果，那就不得而知了。至于叶群，与另外两具男尸埋在中间那个墓穴；叶群毛发浓密，由于毛发不易腐烂，所以在已开始腐烂的一堆尸体中显得特别醒目。
伊凡诺夫在和医学专家低声交换意见后，让用外科医疗器具切割下了林彪和叶群的头颅，放在随车带来的一口铁锅里，用沸水煮了一阵，消除了全部皮肉及软组织，只剩两个骷髅，然后带走。
这次带回苏联的，还有一个林彪座机上的发动机。克格勃根据发动机上的钢印号码很快就查明那架失事的三叉朝确是中国从英国进口的运输机。但最后确认死者确是林彪，则是在一个多月后的事：克格勃收集了大量林彪生前的照片，予以研究，进行“头骨鉴定”。在精密仪器下，专家发现有几张照片上林彪头部的右上角有一个伤疤。头部皮肉极薄，形成如此明显的伤疤的伤口当时肯定会在骨头上留下永难消失的痕迹，专家据此认为：如果从温都尔汗搞回的头骨确是林彪的，那么在相应位置应当找得到受伤的痕迹。经验查，果然发现头骨上有受伤痕迹。这样，克格勃便向苏共中央政治局作了“林彪死于‘九·一三事件’”的汇报。
那时，傅索安已经去了“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了。
第十一章 女扒手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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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扒窃技艺令克格勃专家眼界
大开：看守所里，她对押解她的军官行
窃；特务学校里，十一名教官成为她的
行窃对象。
傅索安随克格勃调查组从乌兰巴托返回苏联后，又去喀山克格勃第四高级特工学校待了一个多星期，便接到克格勃人事管理局的通知，让她飞往莫斯科，与其他几名教官一起去“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报到。
1971年11月2日，傅索安和七名苏联教官抵达了“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这所位于苏蒙边境贝加尔湖畔的特务学校，据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由杜渐所著的《苏联秘密警察》介绍，在7O年代中期已呈“特务城”的格局，里面除了“中国部”，还有“日本部”、“越南部”和“朝鲜部”，专门训练赴中、日、越、朝四个国家进行谍报活动的特工。但是，傅索安当时初抵“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时，该校还只有一个部，即后来的“中国部”。这所特务学校当时占地面积四百五十亩，作为一所学校来说，这是一个惊人的面积了。
“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的首任校长是布特卡少将，这是一个六十来岁的胖老头，身高一米九二，体重将近三百磅，据说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曾作为红军间谍潜伏柏林十四个月，获得并发回了大批情报，战争结束后，被授予“斯大林勋章”、“一级红旗勋章”，并获得“苏联英雄”称号。布特卡少校是语言方面的天才，他精通俄、德、英、法、中五国语言，此外还粗晓日、朝语，曾有过外国语言方面的专著出版。战后，布特卡一直在从事特工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曾出任过莫斯科谍报学校校长，算得上是克格勃中屈指可数的几位特工教学专家中的一个。
傅索安抵校后的当天晚上，“契他伊斯卡雅”学校为当天报到的八名教官举行欢迎仪式，并设宴招待。酒席上，布特卡校长向傅索安等人介绍了学校的有关情况：目前共有学员一百五十名，分为十五个班级，每班学员为十人，每个学员所学的特工技能不尽相同，总的来说根据他们本身的特点分别予以“情报”、“行动”、“宣传”、“游击战”四个部分的训练，学制从三个月到十八个月不等。
傅索安不久就知晓了布特卡校长所说的学校所设上述四个部分的用意——情报，即重点培训以窃取中国政治、军事、科技、经济等各类情报为主技能的情报特工，这部分学员在毕业后将被派往中国潜伏或短期活动，以窃取情报为主要内容。
行动，即重点培训以暗杀、绑架、爆炸等技能为主的行动特工，这部分学员毕业后将被派往中国进行短期活动，从事破坏和制造恐怖。
宣传，即专门培训进行反华亲苏煽动活动的演讲、制作宣传品、散发张贴宣传品、设置反华广播电台等技能的特工，以便在需要时潜赴中国进行活动。在这方面，克格勃有过成功的记录，1962年的“伊塔事件”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所以他们特别重视。
游击战，这是为苏联发动对华侵略战争而作准备的。克格勃的专家们设想在发动这类战争时，应当派遣一批“游击战专家”去中国，在前线地区和后方就地招募特工，进行破坏道路、桥梁、机场沧库、通讯设备、小分队袭击、刺杀首要人物等特工活动，来配合苏联军队所进行的军事行动。“游击战”这个科目的开设，就是为了培训这种“专家”。
傅索安执教的“情报理论和情报实践”课，主要是为“情报”科目的特务学员讲授。但由于“行动”、“游击战”两个科目的特务学员在具体活动时也会遇到“情报学”问题，所以，她也给他们讲几堂课。半年多前，当安德烈大校让傅索安当教官时，她还极力推诿，来“契他伊斯卡雅”学校上了几堂课以后，她就发现这实际上是一个很不错的位置，这主要由于三个原因形成的：第一，不必担心被派遣去外国尤其是中国执行任务，因为谍报学校属于人事管理局管辖，和对外谍报局是两个部门，没有这个职能。第二，她从小学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的高中一年级，都是班级、少先队、共青团的干部，头脑里已经形成一种“权力欲”，直到叛逃投苏后才被迫变为唯唯诺诺的猥琐小人，现在当上了特务学校的教官，这种“权力欲”又回复到她的身上，她可以对那些特务学员发号施令，这是一种满足；第三，教官的薪金比她在对外谍报局当特工高出一倍以上，她可以把这些钱积起来，留着以后过舒适的生活。
当然，“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比如说活动范围很狭。尽管学校很大，里面有俱乐部、温水游泳池、公园、湖泊（不在学校面积内）、电影院、咖啡馆、酒吧等等，但外面却被克格勃武装警卫部队严密地守卫着，特务学员不能越雷池一步，连教官出去也必须去校长室领通行证，而且限定外出时间。所以，傅索安是难得外出的，有空闲时间，她宁可去酒吧间喝酒、听音乐，或者一个人缩在教官单人宿舍里看书。
傅索安所教的班级，共有十名学员，都是中国人，六男四女，其中有四个是从黑龙江、内蒙古、新疆叛逃过来的知识青年，汉族人。
四个是少数民族，哈萨克、维吾尔族和回族，都是1962年“伊塔印件”时越境外逃的边民，当时都是少年，现在都二十多岁了。两个是克格勃从新加坡秘密招募来的华侨青年，那是一对恋人，但进校后两人表面上已经断绝了关系。当时的知识青年，“文化大革命”初期都当过红卫兵，这使也是红卫兵出身的傅索安产生了一种亲近感，她对那四个知识青年的态度明显地比对其他六个学员要好。
尤其是四个知识青年中推一的一个女知青，傅索安更是对她如妹妹一般。
这个女知青，名叫皮勇，当时是二十一岁，上海市人。皮勇这个名字，应当是给男孩子起的，不过给这个姑娘也不枉：她黑黑瘦瘦，一脸调皮相，整天嘻嘻哈哈，打打闹闹，是个不折不扣的假小子，从小到大，不知打过多少次架，真是又“皮”又“勇”。皮勇出身于上海一个劳动人民家庭，父亲是码头工人，母亲是纺织工人。当初这对夫妻结合时还没有“计划生育”这个说法，所以两口子把生孩子当作人生一大乐趣，不厌其烦地生了一个又一个，一共生了八个，皮勇排行老六。孩子多的家庭，有两个缺陷是显而易见的：一是经济困难，缺衣少食。二是疏于管教，自我成型。皮勇兄弟姐妹八人，从记事起就整天价为争一点零食或是一件衣服之类闹得鸡飞狗斗。以皮勇的调皮相，在家里自然不是个安分守己的主儿，她人小争不过兄姐，就时常乘他们不留意的当儿悄然伸手捞取看得中的东西。“不告而取，是谓之窃”，兄姐发觉之后，自然要动手教训，皮勇就逃出家门，直到家里人见她昼夜不归着了急，全家出动找她回去才罢休。前科自然不算账了，但没几天她必有新行为弄出来，于是开始了又一轮逃一寻的闹剧。皮勇的童年，就是在这种周而复始的“游戏”中度过的。
皮家人当时自然不曾想到，他们的这种行为，竟是在为克格勃培训一位具有特殊技能的特工。皮勇逃离家庭，昼夜不归，住宿无从谈起，码头、车站可以栖身，但吃饭总是要解决的，她便开始偷窃，皮勇的偷窃，分为两种形式：一是拎窃包裹，二是扒窃钱包。别看她成绩单上连挂红灯，在偷窃方面的心眼却是玲珑剔透，她也没有拜师傅，也没有观察、偷学，就凭自己的那份感觉，竟然无师自通地成了一名盗窃熟手。她偷到了钱钞，先是自己上馆子、泡剧院、逛商店，胡乱花用；若还有剩余，就叫上几个要好同学去消费。有时也买些东西回家，大人问起来源，便说是拣的，大人也不追究，更没有进行“拾物交公”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
皮勇从六七岁开始自学偷窃，竟然福星高照，连续十年没失过风，这在黑道上的职业高手中也是一个惊人的记录。到“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可能是因为社会治安恶化导致窃贼增多而使人们的防范意识增强的缘故，皮勇终于在一次扒窃作案时失风，被人当场逮住送往派出所。当时，神州大地大讲“阶级斗争”，派出所问案先要问家庭出身，民警一听这小姑娘父母双双皆是产业工人，先已生了从宽之心。再问下去，案情又轻，便来了个“教育释放”。皮勇有惊无险折腾了一回，反倒有了经验。以后又作了些案，因为担心销赃时暴露，所以干的都是扒窃，不再动拎包的脑筋。
这样到了1970年底，皮勇名义上算中学毕业，当时称之谓“70届”，要毕业分配了。皮勇的兄姐都已在上海工作，所以按政策她应当上山下乡，去外地插队落户，学校给了三个地方让挑选：江西、贵州、内蒙古，皮勇喜欢吃牛羊肉，便舍近求远挑了内蒙古。
1971年3月中旬，皮勇和一批上海70届学生离沪赴边疆，来到内蒙古自治区陈巴尔虎旗海拉尔河畔距中苏边境不到百里的呼伦科尔夫屯插队落户。皮勇到那里一看，呼伦贝尔大草原，牛羊成群，骏马飞奔，不禁大感兴趣，打定主意要和牧民同吃同住，同甘共苦，扎根草原一辈子。她的假小子习性得到了充分发挥，没多久就学会了骑马，被牧民称为“好样的汉族姑娘”，准备把她作为典型加以培养。但皮勇是个“扶不起的阿斗”，牧民在动培养她的脑筋的时候，她却发现自己的想法过于天真：草原上虽然牛羊成群，但那是集体的财产，并不能随意宰杀，就像上海街头商店里琳琅满目的商品，上海人不能随意取用一样，知识青年的伙食都是以蔬菜为主，而且主食是粗粮。皮勇虽然出身劳动人民家庭，但也过不惯这样的生活。更使她难以忍受的是艰苦的劳动，一天于下来，每每累得腰酸背痛，晚上难以入睡，早上爬不起来。皮勇受不了这等苦，便开始动起了开小差的脑筋。
照皮勇后来对傅索安的说法，她从来没想到过要叛逃苏联，她是想逃回上海，每月扒窃一二个皮夹子，日子就过得沾了蜜一样了。兴趣好的话，三月半年盯一个“肥户”，跟它个两天两夜，下手窃得，少说是四位数，存在银行里，将来出嫁时派用常但是，皮勇的动机在无意中向集体户的知青吐露了，结果被户长报告了大队部。大队部便把她找去训话，训完话又扬言要把她隔离，说要查一查她过去的盗窃问题。皮勇又气又恼，更是担心牧民瞎来来，来个大会登台，挂牌批斗，捆绑游屯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