濡沫集-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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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的。我们是一个办公室，桌子靠近，玉成是责任编辑，我们几个人帮他出
主意，看稿，写稿，无形中形成一个小小的智囊团。有时调孚先生也从隔壁
房间跑来，他总是站着，站在我们书桌旁，谈得高兴时，就把眼镜拿下来，
气氛十分融洽，似乎左、右的政治界线暂时泯灭了（调孚先生那时已是党员）。

“文革”前办《文史》，最大的困难，也就是经常提心吊胆的，是政治
问题。编这么一个偏重于资料考证的古代文史刊物，会不会被人目为繁琐考
据，被指责为复旧，或被说成遗老遗少。当时的中华从领导到编辑人员，对
此都很敏感，生怕触电。突出表现在《文史》第一辑的“前记”上。

还在筹备期间，灿然同志就曾让赵守俨同志和我分别草拟过“编辑凡
例”，这两份凡例现在还保存在卷宗里。后来正式确定玉成专职从事《文史》
的编辑工作，就叫他起草类似于发刊词的“编后记”（刊出时又改为“前记”）。
玉成起草时也煞费苦心拼凑了几千字，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资料考据
等等。灿然同志可能感到这样不容易说清楚，而且在当时政治气候下，这些
方面说得越多也越容易被人抓住把柄，因此就叫玉成删了又删。最后写成千
把字的编后记，分送社外几个编委和社内领导审阅。这篇编后记最关键的是
这一段话：

我们要求《文史》具有这样一种鲜明的性格：崇尚实学，去绝浮言。我
们提倡朴学家的学风。乾嘉以来朴学家们的研究工作，如果剔除其逃避现实
和释事忘义的一面，他们那种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和实事求是、
尊重客观的治学方法，仍然是一份有益的遗产。批判地继承这份遗产，重视
资料，对资料作细心的考订，对于改进我们的学风，或有针砭和药石之效。

这段话，在我们现在看起来，实在是平温得很的，现在有些报刊上的文
章，类似的意思，而词句比这尖锐的不知有多少。但就是这一段话，几位领
导却表现得高度紧张，现在看看他们的批示，倒是很有意思的。

当时的副总编丁树奇同志索性把这一段整个地勾掉。灿然同志删去“我
们提倡朴学家的学风”一句话；“对于改进我们的学风”，以“这是一种优


良”代替“对于改进我们”六个字，而把“或有针砭和药石之效”句删去。
编委冯定和吴晗最宽容，未作改动，吴晗只在“对资料作细心的考订”句，
“细心的”前加“科学的”三字。林涧青也删去“我们提倡朴学家的学风”
以及“重视资料”以下四句。意见提得最多的是编委何其芳同志。他在“我
们提倡朴学家的学风”、“他们那种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和实事
求是、尊重客观的治学方法”、“对于改进我们的学风，或有针砭和药石之
效”等句下都打上红杠，并用小字作了批注：“此段值得斟酌的。我们今天
只是‘提倡朴学家的学风’？批判地继承清代朴学家的治学方法，不等于就
是提倡那种学风。我们还有我们的新东西。清代朴学家的治学方法也有许多
不科学的，和我们今天说的‘实事求是’不同。如陈奂关于诗经的注解著作，
一概以毛诗为准，那算什么‘一丝不苟’、‘尊重客观’？”“对于改进我
们的学风”二句，批注道：“这种说法也可斟酌。我们的学风也并非不重视
资料，不认真研究、辨别资料。这种说法好像我们学风很成问题似的，好像
连清代朴学家都不如似的。我们的学风的主流是好的；空谈、空话，不重视
资料，不是我们的学风的主要方面。”说实话，当时我看了何其芳同志的这
些意见，是很佩服的。现在看来，他的这些话也有合理成份，但可以看出，
当时这几位领导对于稍稍涉及“现实政治”（那时的套语），是何等的紧张
和敏感，生怕出问题。不过，他们对于出《文史》这样一个刊物，则从思想
到感情上都是赞同的，包括何其芳同志在内。由何其芳同志的这些意见，我
倒看出他那时对工作、对事业是何等的认真和虔诚。

“文革”前的《文史》，名义上由《新建设》杂志编辑，中华书局出版，
实际上中华书局在组稿、审稿中所起的作用，无宁说起主要的作用。正如当
时在《新建设》杂志社工作、具体负责《文史》稿件的王庆成同志（现为中
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在1963　年1　月31　日给沈玉成的信中所说
的：“《文史》的编辑工作，目前实际上是由我们两家合作来搞，而且你们
花的力气比我们还多。”

实际情况确实如此，当时不管是《新建设》转来的稿子，或是作者自动
投来的稿子，都由玉成或我自己看，或由调孚先生组织编辑室内的同志看（调
孚先生亲自为《文史》草拟退稿、退改或联系组稿的信件，现在还有好几封
保存在档案里），有的还由当时分管《文史》工作的萧项平同志安排给其他
编辑室的同志看。那时各编辑室的业务骨干都替《文史》审阅过稿件。当时
赵守俨同志任古代史编辑室主任，李侃同志任近代史编辑室主任，他们也替
《文史》阅稿，并写有具体的审阅意见。这里不妨从《文史》卷宗中摘抄两
份：

守俨同志对一篇书稿所写的意见：

一、司马相如传二十七下“躬傶骿胝无胈”应从史记作躬胝无胈。案王
先谦已言之。本文作者所谓“附录”，乃指殿本考证。史记是史记，汉书是
汉书，这类的问题不能迳据史记改汉书。

二、同传“以訾为郎”，訾应作赀。案訾与赀通，颜师古有注，不能改。
如改为赀，则颜注变成无的放矢，连颜注一起删，更不能这样办。作者对以
赀为郎的解释仍未解决问题。何义门云，赀郎乃择有身家之人，非入粟拜爵
之比，似近乎是。

三、同传“夫容”改“芙蓉”，“毒冒”改“瑇瑁”。案可通，不必改。

四、同传“乃饮卓氏弄琴”，“卓”上加“为”字。案作者把句子读错


了，应读作“乃饮卓氏，弄琴”，并不存在脱字问题。

此外对终军传及霍光传颜注的驳正也都不对。谓光传“挽显”的显是神
主尤可笑，显是人名，又误解了史文。

此文不能用。

李侃同志对一篇《中国同盟会成立日期考》所写的意见为：

此文我意似可用，不过作为“补白”就行了。文字亦可大大节省，题目
可改一个，不用“考”，因为这种“考”分量太轻。只把几种说法摆出来，
然后证以可靠材料即可，大概有一千字足够。至于邹鲁为什么错了，可不说，
邹鲁《国民党史稿》似可提，因为这是纠其错误，并作为资料引用（此点我
把握不定，请再问问树奇同志）。

他们的意见有案断，有具体材料和分析。作为编辑室主任，来审阅不属
于本编辑室的稿件，并且写出有具体分析的审阅意见，可见那时中华书局编
辑部从总编辑起，直到室主任和编辑人员，对此是何等重视。

还可以举出一个例子。1963　年6　月，为了讨论《文史》第三辑的内容和
安排问题，还由几个编委和中华书局的副总编丁树奇、萧项平等同志联合开
了一次座谈会，会前由中华书局提供了一份第三辑所收文章的内容简介和评
阅意见。这份材料是写得相当充实的。如对于《共工传说史实探源》一文是
这样写的：

这篇文章首先提出神话传说与古史的关系，引用了吕振羽、翦伯赞、吴
泽等人的意见，认为神话传说“决非好事者之凭空谎造，而皆有其一定的历
史根据”，“能代表历史上一个时代的真实意义”。在具体的论述中，作者
说共工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长期与洪水作斗争而以治水著名。共工怒触不
周之山，也是为了治水，把山打开一个缺口，水就可以流向东南低地。而共
工氏在政治上又是一个勇于斗争的民族，曾向三皇五帝作过斗争，但由于内
政不修，因而失败。

徐旭生同志认为这篇文章大体还好。

吴晗同志批示说“这篇稿子可用，但稿中所引原文应逐条核对一下”。

中华书局编辑部有的同志认为这篇文章不是一篇科学性的考证。文中所
提出神话传说与历史的关系是不错的，但这两者并不能等同。这篇文章似乎
就犯了这个毛病，对共工氏作了许多细致的考证，惟其太细致，而其依靠的
基础却是神话传说，结论就不能令人信服，《文史》最好不登。

类似这样的表示中华书局编辑部独立不苟意见的有好几篇，而且把编辑
部内不同意见也摆出来。如对孙常叙《楚辞九歌悬解之一》，先引文怀沙的
审读意见，然后说：

中华书局编辑部有的同志的看法也不一致。文学组的几位同志认为有关
《九歌》的材料就是这么一些，内证已经发掘得差不多了，如另有坚强的外
证，才有另创新说的权利。而这篇文章并无新的外证，而是从主观出发，想
象再加想象，其结论似乎凿凿有据，但那是建筑在虚无缥渺的基础上的。历
史组的同志则认为此文颇有可取处，从所论证的各点中，可以看到我国古代
神话、歌舞的曼妙，富于想象力，是这篇文章的可取处。所用的材料，以楚
辞同时代的《山海经》和继承楚辞神话传说系统的《淮南子》相印证，也是
可取的，至少是一条很好的路子。

一篇文章，不但请社外专家看（此文还请北大的林庚先生看过），而且
还由不同的编辑室提出不同的意见，这就不仅显得郑重，还可见出当时编辑


部浓厚的学术风气，能够形成这样的风气，真是难得，令人忆念。

玉成曾提到《文史》第一辑《文选六臣注订■》一文的作者祝廉先在文
末提及感谢几位友人曾帮他修改此文，其中陈彦及为陈布雷，后经人指出，
害得他作了检查。不过我看当时的档案，几位领导并没有强调个人的责任，
丁树奇同志批示说：“可以写一个经过情况，并拟订今后防止这种问题的办
法。”萧项平同志批示中说：“这篇文章我也看过，不能推卸责任。”我认
为，这样的领导作风与气度，是令人信服的。

最后还想提一个可能使人感到兴趣的小材料。《文史》卷宗中还保存第
二辑和第三辑的稿费情况。第二辑最高是顾颉刚和章士钊，千字14　元，其他
基本上是12　元。这是1963　年4　月。第三辑最高是陈垣，千字15　元，其次冯
家升，千字14　元，其他大部分为12　元。这大约是1963　年9　月。时隔25　年，
四分之一世纪，各方面情况都有不少变化，而目前《文史》的稿费恐怕比那
时也只不过提高三、五元，我们学术文章的“价格”确实是十分的“稳定”，
看到过去的材料，不免会使人想得很多的。


《学林漫录》琐记

70　年代末至80　年代初，我任中华书局古代史编辑室副主任，由于工作
关系，使得我在古典文学界之外，又结识了历史学界不少老年和中年学者，
交友比过去稍广了。我感到史学界的研究者，专业性似乎比古典文学界为强，
对学术课题钻研较深，但他们与古典文学界中一些朋友同样，大多希望在专
业范围之外浏览一些虽然也是学术问题但却比较轻松的漫谈式的文章。这时
我正好从朋友处看到香港出版的《艺林丛录》，受到启发，觉得不妨也编这
样一种不定期的学术小品集子。这正是《学林漫录》初集的“编者的话”所
说的缘起：“不少文史研究者或爱好者，愿意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就平素
所感兴趣的问题，以随意漫谈的形式，谈一些意见，抒发一些感想。而不少
读者，也希望除了专门论著之外，还可读到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相结合
的作品，小而言之，可资谈助，大而言之，也可以扩大知识面，开阔人们的
眼界，启发人们的思想，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学林漫录》的出版，正是
为了适应这样的要求”。

至于编选的宗旨，“编者的话”说：“《学林漫录》的编辑，拟着重于
‘学’和‘漫’。所谓‘学’，就是说要有一定的学术性，要有一得之见，
言之有物，不是人云亦云，泛泛而谈，如顾炎武所说的‘废铜’。所谓‘漫’，
就是上面说过的不拘一格的风格与笔调。杜甫在他定居于成都时，写了一首
《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的七律，有这样两句：‘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
花鸟莫深愁’，是很有意义的。杜甫在他后期，诗律是愈来愈细了，但自己
却说是‘漫与’，似乎是说诗写得不怎么经心了。这是不是故作谦词呢？不
是。老杜经历了大半生的戎马战乱，在离乱的生活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知识，
稍有闲暇，又读了不少书，只有在这样的深厚的基础上，才能写出‘浑漫与’
三字，就是说，看来不经心，其实正是同一篇诗中所说的‘语不惊人死不休’
的。拿杜甫这首诗中的诗句，来为我们这本书的‘漫’字作注脚，恐怕是合
适的”。

《学林漫录》第一集出版于1980　年6　月，这一集是我一个人编的，筹备
了大约半年，向一些文史界相识的师友组稿。先是向我素所敬抑的启功先生
索文，他欣然先写两篇，一是《记齐白石先生轶事》，一是《坚净居题跋》。
启先生的这两篇可以说是代表《学林漫录》的两大部分内容，就是记述近代
有建树的艺术家、学者、作家事迹的文章，以及包括各种内容的学术小品。
这些，在当时，对不少读者来说，都有一种新鲜感，因此颇受文史界以及其
他行业中人的欢迎。正如第三集的“编者的话”所说：“读者欢迎已出的初
集和二集，大约就在它的别具一格吧。所谓别具一格，从内容上说，就是所
收文章的面较宽。举凡当代一些学者、作家、艺术家事迹的记述，诗文书画
的考析和鉴赏，古今著作的推荐和评论，以及读书随笔、序跋札记，只要有
一得之见，言之成物，均可登载。另外，从文章的风格上，我们主张不摆架
子，不作恣态，希望如友朋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