濡沫集-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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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得之见，言之成物，均可登载。另外，从文章的风格上，我们主张不摆架
子，不作恣态，希望如友朋之间，促膝交谈，海阔天空，不受拘束。”

初集以后，我因其他事忙，就约了古史室的张忱石和文学室的许逸民两
位合编，他们当时还不太忙，不象现在都成为各自编辑室的主任，行政、业
务事情一大堆。三人共同商量，事情就好办得多。《学林漫录》刊登学者、
艺术家、作家的事迹，在当时为其他刊物所少见，而约写的写作者一般都是
这些学者们的朋友、学生或亲属，亲炙者久，了解更深，行文又自然真挚，


读来使人倍感亲切，这是《学林漫录》的一大特色。总计已出的12　集中，所
记述的有齐白石，陈寅恪，张元济，朱自清，陈垣，黄侃，邓之诚等四十几
位。其中除了王季思先生外，都已作古，而且也已有几位执笔者在近几年内
去世，这更使人感到这些文章的可贵，和抢救这些活的史料的紧迫性。

关于这方面，有几件事值得谈一谈。一次，我们几个人闲谈，觉得近代
藏书楼中，嘉业堂名气大，但记载不多，鲜为人所知，一般人知道的不过是
鲁迅先生所记去买书而吃闭门羹的事。但请谁来写呢？嘉业堂藏书楼初建
时，从1925　年起曾请周子美任书楼编目主任，直至1932　年周先生应圣约翰
大学之聘，去上海执教为止，主管书楼事务达八年之久。请周老先生写当然
好，但那时周先生任华东师大副教授，已是87　岁高龄，双耳重听，执笔为文，
诸多不便。后来我们得悉刘承干的嫡长子刘沂万住在上海，喜爱昆曲，正好
我们在上海的友人陆萼庭同志也喜昆曲，与这位刘先生有来往，就拜托萼庭
同志去打听，萼庭同志推荐了在解放日报社供职的许寅同志。许寅同志是老
记者，又是浙江湖州南浔人，与刘家是同乡，真是理想的人选。承蒙许寅同
志允诺，他还特地找了刘沂万、周子美等作了详细调查，亲自跑了两趟南浔，
写了翔实而潇洒的一篇记实文章：《“傻公子”作出的“傻贡献”》。这可
以说是自嘉业堂创建以来记述其历史和现状的最完整、最鲜活的文献了。这
篇文章据说真还起了作用，浙江省有关领导看了以后，特地指示拨款修整嘉
业堂藏书楼以作为文物和旅游胜地。刘沂万和他的夫人李家瑛女士——李鸿
章的侄曾孙女，本来在上海有几处房子，他们老两口在文革中被冲到一间只
有十平方米的“小楼一角”，在这篇文章刊出后，据说也落实了政策，归还
了一部分房子，刘沂万先生被安置在文史馆工作，每月有了固定的收入。

以文章而论，许寅同志也确不愧为记者老手。譬如他写到南浔，在小莲
庄吃午饭的情状：“在厅堂内小坐，张阿姨请吃饭。这里不愧为鱼米之乡，
桌上这几样菜，一看就令人‘食指大动’：一盆盐水虾，几乎只只小指粗细，
红得透亮，说明其新鲜程度之高；一盆酱蟹，黄澄澄地，小虽小，只只饱满；
一条鲢鱼，肉头肥厚，浓油赤酱；一碗清蒸鲫鱼，上铺一层火腿、虾米、笋
干；外加一盆碧绿的青椒、深紫的笳子、大红的番茄；色彩鲜艳，香气扑鼻，
味道鲜美。一问价格，却相当便宜：海虾每斤不超过一元五角，湖蟹每斤仅
七八角，鲜鱼也大抵如此，而且都是集市价格。”看了这一段，真使人想起
前人词中所谓“江南好，能不忆江南”。这是1982　年写的，看看那时虾、蟹、
鱼的价格，对照时下的行情，真也够让人感慨的。

另一是写无锡国专的文章。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成立于1920　年，校长唐
文治。这是一个颇为特殊的学校，专门培养文史研究人才，类似于现在有些
大学中设立的古典文献专业。短短20　几年，这个学校培育出不少人才，有些
已是国内外知名学者，如唐兰、王蘧常、吴其昌、蒋天枢、钱仲联等前辈老
宿，还有不少也是当今学术界的骨干，特别在东南一带。我们认为无锡国专
的办学有一套经验，应当探究。但请谁来写呢？最先曾想请冯其庸同志，他
也是无锡国专出身的，但他谦虚地推辞，说他只是解放前几年在那边呆过一
阵子，又因参加学生运动，对学校情况不熟。由他推荐，请唐史和唐律专家
上海教育学院的杨廷福先生写，杨先生为人豪爽，很快答应，并约上海于近
代日记有专门研究的陈左高先生，合写《无锡国专杂忆》一文，刊载于《学
林漫录》四集。前些年江苏省一些学人据说曾因而拟议重建无锡国专，后虽
因他故未能实现，但也可见这篇文章所引起的效应。


《学林漫录》的文章一般只不过二三千字，希望不要给读者以过重的负
担。有的还仅数百字，如俞平伯先生《德译本〈浮生六记〉序》（八集），
钱仲联先生《重修破山寺碑记》（十二集）。前者是吴小如先生约来的，后
者是许逸民同志和我一次与钱先生一起开会，钱先生随便谈起时向他约的。
两篇都用文言写，俞先生的序潇洒清脱，一如晚明风格，钱先生的记则奥义
丽辞，直追六朝译经。但《学林漫录》所收也有长的，一是曾任上海古籍出
版社总编钱伯城同志。一次我到上海，他说他写了老画家颜文梁先生年谱，
几万字，当时哪家刊物都不能登，颜先生虽然无论人品画品都可称为近代中
国油画界的开拓者，但人老了，知道的人不多了，实在遗憾得很。后来我们
经研究，决定在第六集一次刊出。想要了解本世纪二三十年间中国油画的发
展，此文是非读不可的。

另一长篇是北大吴小如先生的《京剧老生流派综述》。这是吴先生旧作，
比钱伯城同志所作的年谱更长，从谭鑫培一直说到周信芳，共八篇，总计超
过十万字。这样当然不可能一集刊完，于是与小如先生商定，每集刊两篇。
本以为这样的专门记述不易为众人所注意，却不想引起轰动效应，不但像启
功先生那样的大学者赞不绝口，据我的大学同窗白化文同志介绍，北大一位
化学系教师，每集必捧读吴先生的这一长篇连载，寝食俱废。更怪的是，据
他说，有一位肺癌晚期的在我国工程技术界颇有建树的长者，于平静的回光
返照中，对自己的一生是满意的，别无眷恋，只惦记着要看看吴先生对马连
良的评议最后究竟如何（见《书品》1987　年第4　期《读（学林漫录）》）。

我们几个人还立了一个规矩，那就是从初集起，每一集的书名（即“学
林漫录”四字），都分别约一些学者或书法家书写，这样集合起来不啻是当
代名人书迹，不但有观赏价值，还有文献价值。初集由我约了钱钟书先生题
签，以后几集则是下列诸位先生：启功、顾廷龙、叶圣陶、邹梦禅、黄苗子、
许德衍、许姬传、张伯驹、李一氓、赵朴初、王蘧常。这在现今的刊物中，
也是别具一格的。

1980　年6　月出初集，到现在已出版了12　集，内容以第八集最佳。目前
还有一集正在排校中，却已是拖了两年，迟迟未能印出，陷入经济危机。从
出版的进度与印数来说，《学林漫录》可以说每况愈下，而特别是1988　年，
出现了大滑坡。我曾就各集作了一个统计，初集1980　年出，印了三万多册，
二、三、四集是1981　年出，五、六集是1982　年出，七、八集是1983　年出，
九集是1984　年出，这几集印数都在一万几千册。1985　年倒也是出了两集（十、
十一），印数已跌进一万以内了，而1985　年以后，1986、1987　两年都是空
档，1988　年1　月才出了第十二集，印数只有二千五百册。这当然要亏本，出
版部的同志不热心，经营管理的同志也提出意见。而相识的朋友，包括不少
作者，是仍然很关心的，见到必问有新出来的否。有的是开玩笑的说：《学
林漫录》的“漫”应该改为“慢”了。我们只有苦笑对之。俗语说，不怕慢，
只怕站，说不定《学林漫录》就得到此为止呢！前途如何，渺不可测，我们
只求在排校中的第十三集还能印出来，希望苦撑一段时期，还能一集一集的
编出来，那怕慢一点。

1989　年9　月


《书品》
——与著者读者沟通的桥梁

时间过得真快，记得1990　年底，1991　年初，中华书局编印的《书品》
创刊五周年时，曾组织过一次笔谈，这些笔谈文章，读来很有味道，印象很
深，好象还是昨天一般，不想一晃5　年又过去了。唐朝诗人李商隐咏金陵在
南朝的变迁，曾有一诗句，说“三百年间同晓梦”（《咏史》），很值得人
玩味。300　年尚且如此，则五年更算不上什么了。但近来翻阅这5　年来《书
品》的文章，使人吃惊的是，中华书局竟还是出了那么多值得人评说的书，
可见，尽管人事倥偬，文化还是能在时间上站得住脚的。

5　周年笔谈，我很欣赏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蔡鸿生先生的文章，他的题
目是：《读〈书品〉，学品书，一乐也》。这真是一语破的，道出不少人读
《书品》后的共同感受。这一乐，乐在哪里呢？据我的体会，一是《书品》
所品的中华版的书，或《书品》的评介文章，大多意趣高雅，不落俗套。中
华书局所出的书，很多专业性较强，大多数人会觉得面太窄，达不到畅销的
商业标准。但就我所接触的文史界朋友，倒觉得这些书是真正有用的。出版
社应有文化学术意识。在目前市场经济的情况下，出版社当然不能忘记经营，
而且要著意把经营搞好。但出版物并非是纯粹的商品，也不能简单地说把出
版社推向市场。特别是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文化与学术应当
是出版社的灵魂。

中华书局是具有80　多年历史的一家出版社，在本世纪，经历过不同的历
史阶段。但无论是哪一个阶段，中华书局总是与文化界、学术界有着广泛而
深切的联系与交往。不同年龄段的著者与读者，一说起中华书局，总会产生
一种带有时代情味的意绪。这是因为，中华书局这一老的出版社，在其80
多年的风雨历程中，并不忘记文化意识与学术意识。也正是这一点，得到文
史学界不少友人的好感与好评。

譬如《书品》1990　年第1　期北大吴小如先生在《读〈游国恩学术论文集〉》
一文中，对中华“不惜冒亏本风险而终于印成此书”，认为“其尊重学术、
尊重前辈学者的远见卓识，实在令人感佩”。杭州大学吴熊和先生在《书品》
1991　年第3　期，写《〈词话丛编〉读后》，也认为中华能再版唐圭璋先生的
修订本《词话丛编》，这实在是“对不久前去世的唐圭璋先生的最好纪念”。
对老一辈学者是如此，对中年学者，正如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蔡美彪先生在
评介中华所出陈高华《元史研究论稿》时所说的，“80　年来，特别是近40
年来，中华书局为出版供学术研究之用的古籍和当代学人的学术著作，做了
大量的工作，为我国学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蔡先生评许为
这是有“大家风度”（《书品》1992　年第2　期）。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位老编
审、著名唐代文史研究者朱金城，看到中华出版清人劳格的《唐尚书省郎官
石柱题名考》，竟感慨万分，认为此书的出版“使我多年来的愿望成为现实”，
说“中华书局编辑部的卓识与远见，尤其令人敬佩”（《书品》1992　年第3
期）。无怪乎罗继祖先生难免带有很大情绪地说，“出版界不景气不知从哪
一年开始的，一时全国黄色淫秽书刊在逐利书商贪婪的操纵下满坑满谷，流
毒无穷”，而赞许“中华书局在这样的风气里，不顾一切，照样埋头出他们
所担负的所整理好的古籍”（《书品》1991　年第3　期）。我在这里不是王婆
卖瓜，自卖自夸，情况确实如此。最近文学编辑室的同志告诉我，90　余高龄


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钟敬文先生，特地托人带话，说他还没有在中华出过书，
颇感遗憾，他的一本论民俗文化的10　余万字论文集，宁愿不要稿费，还自己
买1000　多册书，也要拿到中华来出书。日前陕西师大史念海先生写信给我，
其中说：“犹忆数年前，尊驾莅临西安，曾嘱撰写有关历史地理学史一书”，
并说“亦曾将尊嘱转告白寿彝先生，寿彝先生亦亟赞成，并告以早日应命”。
史先生一再说此书写成后愿在中华出版。这些前辈学者殷切期望之情，既是
对中华学风的肯定，也是对中华工作的关切与鞭策。

以上是蔡鸿生先生所说的“乐也”之一。其二，则是《书品》的文章所
说的多是实话，无论是赞许或批评，都不作虚语，更无时下流行的广告语言，
动不动就“天下第一”、“全球最佳”。尤其值得人读的，是一些批评文章。
在自己办的刊物上，登批评自己出的书的文章，有时一期还不止一篇，有时
还连续登，我想这在现在似还无第二家。奇怪的是，尽管有批评，这些书还
是照样有人买，有人读。因为批评者的意见是中肯的实事求是的，他们虽是
批评，但认为书还是好书，缺点或错误，有个整体估量的问题，这在有识者
是心里明白的。至于有时候报纸上登一条有轰动效应的文章，把某一本书的
错误作不适当的夸大，这也不要紧。出版社应当有一种气量，应经得起批评，
经受得住无端指责，甚至攻击和谩骂。古人云，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一个学
者，一个出版社，他（它）有多少份量，是有公论的，要有杜甫所说的“不
废江河万古流”的器识与度量。我想，这也是《书品》之能得人好感的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

最后还要说一点的是，《书品》上有不少篇文章是中华编辑部的人写的。
我做过30　多年编辑，深知编辑工作的甘苦。文革前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同
志说过一句名言，说编辑好象理发师，一部书稿来了，好象进来一个要理发
的人，头发蓬松，胡子满脸，经过编辑仔细审读加工，书稿干干净净印了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