濡沫集-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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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头发蓬松，胡子满脸，经过编辑仔细审读加工，书稿干干净净印了出
来，好象这位客人头发整齐，满脸红光，出了店门。因此，一位责编是最仔
细的第一个读者，他是最有发言权的评论者。我看了《书品》上几位编辑同
志的文章，深为文风的于平实中创新而欣慰。
我曾说过，回顾本世纪的出版史，凡是能在历史上占有地位的出版社，
不管当时是赚钱或赔钱，它们总有两大特点，一是出好书，一是出人才。我
们一提起过去的商务，总会自然想起张元济、沈雁冰、郑振铎、傅东华；一
说起开明，就会想起夏丏尊、叶圣陶、徐调孚、周振甫。五六十年代的人民
文学出版社，古典部有冯雪峰、周绍良、顾学颉、王利器、舒芜；而中华书
局当时则有张政烺、陈乃乾、宋云彬、杨伯峻、傅振伦、马非百、王仲闻。
出版社要具备文化学术意识，就得在编辑部中有专门家、学者，他们可以不
受某种潮流的冲激，甘心于为文化学术事业而操劳一生。因此不妨提倡，编
辑应当把学者化作为自己进取的目标。读者当可从《书品》中看到中华书局
的编辑，是怎样把自己定位的。
我想，这就是《书品》创刊十周年时人们得出的一个共同感受——《书
品》，与著者、读者起沟通作用的桥梁，希望它永远坚固。
历史的沉思
最近抽空读了两本有关中国近代史方面的书，一本是晚清容闳的《我在
美国和在中国生活的追忆》，一本是美国人A·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
副题为“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这两本书一起读，感到很有意思。不
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的两位学人，对中国近代社会所作的认真的思考，倒
使我们可以从日常繁琐的事务中稍有超脱，起一种悠然的历史的遐想。
容闳的书原是用英文写的，1909 年在美国出版，商务印书馆于1915 年
出了中译本，取名为《西学东渐记》。这是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所必读的书。
我最早接触这本书是1949 年下半年宁波刚解放不久，我还在中学读书，从学
校图书馆尘封中检到这本书。中译本用的是文言文，但接近于林琴南译《茶
花女》那种文体，我当时虽是高中一年级，倒是大体上读了下来。解放初对
“美帝国主义”的仇恨当然很深，而容闳的这本书却使我知道了美国生活的
另一面，但也使我疑惑，觉得象容闳那样眷恋故土，一心希望国家富强的志
士仁人，却认为只有西方教育才能救中国，这倒底对不对呢？
现在的中译本是由王蓁同志翻译的，比起原来的译本当然有极大的提
高，用现代汉语译也更接近于原作的精神。但不知怎的，我总觉得原来的书
名《西学东渐记》似乎更能表达容闳作书时的用意；“西学东渐”这一简单
的词组，真能勾勒出那一整个的时代，以及那一时代不少忧国伤时之士的深
切情怀和血泪向望。
1828 年容闳出生于澳门以西一个小岛（现属广东省香山县）上的穷苦人
家，1839 年进入英国传教士郭施拉夫人创办的学校，后又升入一所英国商人
在澳门建立的马礼逊学校。后来容闳随这所学校迁往香港，中间曾因父亲去
世，生活困难，辍学在一家印刷厂做工。由于他勤奋向学，刻苦上进，受到
学校的重视，遂于1847 年他16 岁时由马礼逊学校的教师美国人勃朗带到美
国学习，并且进入美国第一流学校耶鲁大学。他于1854 年毕业时面临人生道
路的选择。这时他已是美国公民。就在这时，他思想中极可珍贵的火花闪现
了，他说：“教育已明显地扩展了我的心灵境界，使我深深感到自身的责任。”
他为了求学，远涉重洋，由于勤奋克己终于达到了渴望已久的目的。他真诚
地自问：“把所学用在什么地方呢？”
就在这人生道路上的关键时刻，他作了今天使人读了尚为之感奋的决
定：“我决定使中国的下一辈人享受与我同样的教育。如此，通过西方教育，
中国将得以复兴，变成一个开明、富强的国家。此目的成为我一展雄心大志
的引路明灯，我尽一切智慧和精力奔向这个目标。”
容闳始终是一个真诚的人，他的这一番话完全是出于内心，一点虚伪、
做作都没有，而且此后他一生就是这么做的。他在当时完全相信美国所代表
的西方生活方式与思想远胜于他“无时无刻不渴望她走向富强”的故国。虽
然他“无时无刻不在怀念她”，但这样的社会却在在使他失望。他回国以后
所接触到的现实，最使他伤心的，是“整个官僚组织千疮百孔，由上到下都
行贿成风，美其名为馈赠，实际上就是贪污纳贿”。他认为清朝政府必然走
向没落的主要原因，即在于“腐败”，“一切都是交易，出价最高者就可以
得标”，“整个机构是一个庞大的欺诈舞弊的组织”。
容闳根据当时的现实，说：“中国的历史，和她的文化一样，至少有两
千年之久，就像一潭死水，充分表现出陈陈相因的民族特色。”正因此，他
在童年时一见到郭施拉夫人，就本能地感觉到：“一个全新的世界已经展现
在我的面前”。
容闳凭他的英语能力，凭他的学识，回国以后，在洋行中做事，经商致
富，是一帆风顺的路。事实上也有人保荐他做买办。但他终于谢绝，说：“买
办固然是个赚钱的好差事，但终归奴仆性质。”他在回国后曾对他母亲说过，
“大学教育的价值远超过金钱”。而后来在不同职务中，他总是把这一信念
牢记心中：“至少有一个中国人是把洁白的名誉和诚实的品格看得比金钱更
重。”
正因如此，他不屈不挠地努力，说服曾国藩和其他一些实权人物，争取
向美国派遣留学生。当清朝廷根据容闳的建议，决定分批向美国派遣12 至
14 岁120 名学生时，真使容闳感奋不已，竟高呼“在中国历史上开创了一个
新纪元”。他天真地以为，这样一来，可以“从而建立起以西方文明为基础
的东方文明，使旧中国变为新中国”。
近代社会确有不少人是主张向西方学习的，但多数着重于兴工厂、办洋
务、开宪政，等等，只有少数人着眼于教育。第一个出使于英国的郭嵩焘，
根据其亲身经历，曾说“英国富强之业一出于学问”，而西方之所以强盛，
“其源皆在学校”。严复也认为西方之所以强大，乃在于“一一皆本之学术”
（《严复集》第11 页，中华书局版）。曾参加变法维新而被革职的诗人陈三
立，在一篇传记中，转述传主的话，“以为富强之术，宜专教育人材”（《散
原精舍文集》卷二）。
但结果怎样呢？容闳所极力主张的向美国派遣的留学生，终因官场的倾
轧，封建当权派的无知与偏执，未到年限即被中途召回，这批学生遂即也就
星流云散。
容闳毕生所追求的事业是以失败而告终的。现在看来，在他那个时代，
那个社会，这种失败是必然的，而且也是最平常不过的了。现在问题是，他
的那套想法究竟对不对呢？他的那套教育设想，即“将西方教育与东方文化
交融在一起”，并以为这是“使中国走向改革和复兴的最适宜的办法”，倒
底有没有价值呢？
似乎是来回答这个问题，本世纪80 年代初美国一位研究中国史的专家
A·柯文写了一本《在中国发现历史》，以极富思辨色彩的文笔来回答应当怎
样看待近代中国发展的走向，决定中国发展走向的到底是哪一种力量。
对中国读者来说，这本书确有两方面的价值，一方面它较全面地介绍了
战后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一些代表学者，他们治学的方法、成果和趋向，
另一方面作者明确地提出了“中国中心观”，并对其他有关的论点进行分析
和批评，这对我们进一步认识中国近代社会发展中西方的影响有极大的参照
作用。
柯文以整整三章的篇幅分别论述和批判了三种西方中心的模式，这三种
模式分别为“冲击—回应”模式，“传统—近代”模式，帝国主义模式。它
们的具体内容有所不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即是认为，中国社会内部是
始终不可能产生近代工业化的前提条件的，只有西方入侵，才引起中国社会
内部的变化。此书第二章一开头，即用形象的语言来表述这三种模式的共同
主张：“一个停滞不前、沉睡不醒的中国，等待着充满活力、满载历史变化
的西方，把它从无历史变化的不幸状态中拯救出来”。作者在另一处说，美
国历史学界，直到二次大战后的五六十年代，仍然本着“从19 世纪继承下来
的一整套假设”，那就是：“认为中国是野蛮的，西方是文明的；中国是静
态的，西方是动态的；中国无力自己产生变化，因此需要外力冲击，促使它
产生巨变；而且只有西方才能带来这种外力；最后认为随着西方的入侵，‘传
统’中国社会必然让位于一个新的‘近代’中国，一个按照西方形象塑造的
中国”。
作者是对美国同行所作的批判，但读了这些文句，却使人感到美国史学
界自我批评的勇气；正因能这样正视自己，不隐讳自身的短处，才有真正的
活力。
其实，作者认为三种模式是美国学者的“一整套假设”，也不尽然。上
面说过，象容闳这样赤诚为报效祖国而奔走呼号的中国读书人，即坦诚地主
张“以西方文明为基础”来建立“东方文明”的。他认为这样才能“使旧中
国变为新中国”。他在甲午中日战争后，曾向张之洞建议，一方面要聘请外
国人士在外交部、陆军部、海军部和财政部担任顾问，另一方面还可挑选一
些年青有为的学生在这些外人手下工作。容闳天真地以为：“这样可以使政
府根据西方方式改造中国的行政机构，使它们根据西方的原则和概念进行改
革”。
可见，这所谓西方模式，确实并非美国人的假设，而是19 世纪一批中国
知识阶层的真诚的追求。当然，历史的进程到底也证明这些都不过是美丽的
幻想。
柯文的“中国中心观”有好几点，最主要的一点是：“从中国而不是从
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
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
这种说法，在我们今天看来，似乎算不上什么新鲜和深刻。我们会说，
我们不是老早就这么看的吗？但我想，一种认识，看起来似乎再简单明白不
过的了，认为人人都能理解的，但在某个特定时期，就会硬是不被承认，直
至那一时期过去，人们迎来另一时代环境，回头一看，才明白原来早就应该
如此。我们自己的经历，譬如“文革”时期的一些提法、做法，事后回想，
不也正是如此吗？
时代决定意识。美国史学界的中国中心观的这种趋向，反映了二战后整
个西方社会发展的一种新情况。随着民族运动的兴起，第三世界的力量与作
用日益明显。过去，西方总是以自己为核心来看待他种文化，把西方的经验
看作是所有国家、民族走向现代化的普通道路。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矛
盾，在美国特别是越战后对社会心理所造成的震动，迫使他们中的一部分有
识之士，从自造的文化囚笼中走了出来，使他们看到了一个在自身之外的广
大世界，使他们感到这一块世界确有他们所不及之处，于是，西方中心论就
在烂熟了的西方文化体系中日趋瓦解。第三世界文化创造的被认识，这应该
是本世纪后五十年世界文化新进展的一大标志。
实事求是地说，柯文的“中国中心观”，在这本书的正面阐述中还不是
很充分的，有些地方又稍嫌枝节、散漫。但是，任何一本历史书都不可能解
决它所面对的历史时期的所有问题，正好象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历史人物来解
决他所面对的所有社会问题一样。主要应看他怎样提出问题。容闳在19 世纪
腐朽没落的封建末世，提出向西方学习，要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教育来造就新
一代的读书人，这虽然是空想，却永远可以给人以启示。柯文在当前整个世
界文化的转型期，提出不能以西方模式套用非西方民族的历史，要重视各民
族自身的传统，这看起来与容闳的想法正好相反，但也仍给人以有意义的思
索。历史就是这样使人们在沉思中提高自己的。
细活与精品
——从两本冷僻书谈起
目前见到中华书局所出的两本新书，一本名《帛书老子校注》，高明撰，
一本名《出三藏纪集》，苏晋仁、萧炼子点校。这两本都属于中华书局80
年代以来所编的两套系列丛书，前者为《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后者为《中
国佛教典籍选刊》。
按照现在时髦的炒热书标准来看，这两本可以说是名符其实的冷僻书。
光是看书名，一般人恐怕也未必能全懂。但很奇怪，这两种书印数倒不算少，
《帛书老子校注》印5000 册，《出三藏纪集》印4000 册，比起前些年一些
专门性的学术著作和古籍整理书，印数已是相当可观的了。
我一向认为，如果想真正读点书，如果想真正搞点学问，最好不要去追
求什么热，这种热，看似热气腾腾，一会儿就灰飞烟灭。时下新编的大书多
得是，什么“大全”、“集成”，什么“汇编”、“集览”，什么“世纪性
丛书”、“全球性系列”，你仔细去翻查一下，不少就是东抄西捡得来的。
正如顾炎武所说，当今人纂辑所谓新书，正像有些人铸钱那样，不是从原始
铜矿中采来，而是贩买来旧钱，稍作改铸，既已粗恶，又将古人传世之宝割
裂挫碎，不存于后，实在可惜。我看，顾炎武的话，对于我们现在出版界存
在的散、滥现象来说，是很值得人们深思的。
刚才提到的两本冷僻书，就不是如此。为使读者能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请允许我在这里稍作一些解释。
《老子》是中国最古老的哲学典籍之一，但传世的《老子》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