濡沫集-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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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确实还大有可为。
近些年来报刊上不断有文章提出，长时期来辞赋受到不应有的冷落，赋
体文学研究受到不应有的忽视。而所以致此的原因，则是由于人们在观念上
对赋的评价过低，认为赋，特别是作为赋体文学代表的两汉大赋，不过是润
色鸿业的宫廷文学，是追求铺张扬厉、华艳靡丽的形式主义作品。这些文章
的意见当然是对的，但造成辞赋研究为人忽视的原因是否仅仅如此呢？这里
我想提一些个人的看法，以求教于方家。
我觉得，研究同创作一样，繁荣的局面是要靠作品来支撑的。没有一定
数量的有水平的作品产生，谈不上创作的繁荣；没有一定数量的有水平的论
著问世，则这一领域的研究不会引起人们的重视，也势必形成冷落的局面。
在古典文学界，近十年来，像《文心雕龙》研究，唐宋诗研究，《红楼梦》
研究，等等，之所以受到人们的注意，甚至成为热门，究其原因，也还在于
在那些学科中不断地产生有较大突破和创新的论著。就科学的意义上说，研
究客体是无所谓重要不重要的，重要的是研究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突破与创新
的程度。我对辞赋没有专门的研究，但由于工作的缘故，也陆陆续续读过一
些文章与专著。我觉得，辞赋研究冷落的局面是否还可从研究本身找一找原
因呢？以我个人的浏览所及，除了少数几家论著之外，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
内，我们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不免有些陈陈相因，缺乏新鲜感，出色的论著
不多，这样，比起别的领域来，就显得停滞和冷落。
从这样的一种学术背景来看章灿同志的这部《魏晋南北朝赋史》，就更
易见出这部书给我们的研究带来的值得珍视的某些东西。章灿同志是一位年
轻的研究者，他的这部书给予我们的，与其说是某些具体的结论，还不如说
是这位年轻的涉猎者，在步入辞赋这一瑰丽而辽阔的天地中所表现出的一种
开拓胸怀，一种力求重新认识这一境域的探索精神。
在第一章中，作者对全书曾有一个概括的说明，说这部书“试图通过对
魏晋南北朝赋史的宏观把握，鸟瞰二至七世纪赋史发展的来龙去脉；分析历
代社会心理和文学思潮对赋体发展的影响；追寻赋体在拓宽自己的题材领
域、表现空间和丰富提高艺术表现手段方面的前进足迹；同时探讨赋与同时
代其他文体（尤其是诗）的关系，考察人们对赋的观念评论的变迁，并希望
透过这一段赋史，观察作为其背景的中古文学和文化现象。”根据全书的论
述，也可知作者想作两方面的考察。一种是历史的考察：纵向的是上溯赋体
的起源，它怎样从民间走向上层，怎样从两汉步入魏晋，而在魏晋南北朝又
怎样按其自身的演进而划分成几个阶段；横向的则是社会生活、时代思潮给
予赋的影响，赋怎样在与其他文学样式交叉影响下前进，而摆脱过去作家作
品论的单一模式。另一种是把赋真正作为文学而加以美学的考察，而不是把
它仅仅作为文体作文献上的考述。因而作者把文笔深入到赋家的内心，探寻
他们的审美心理，他们的感情世界，赋体文学在形象地把握宇宙万物中与其
他文学样式相较，怎样显示其优越性和不足。这种对赋体文学所作的历史的
美学的考察，使得这部书具备较高的学术层次，也会使人感到辞赋的研究确
有值得探讨、值得付出精力的科学价值与艺术价值。如果要说贡献的话，那
末这部书的贡献倒不一定在研讨魏晋南北朝赋本身（虽然其中不乏精采的论
述），而是它对文学爱好者的吸引，使他们觉得千百年前古老体式的辞赋，
也是与他们的感情相近的，辞赋的世界并不是枯燥乏味的沙漠，而是他们可
以亲近的，可以得到多种愉悦的人间。
本书的研究，还有两点使人感兴趣。一种是充分运用计量史学的方法，
把作者搜寻到的大量材料，用统计、数字、表格列出，这样作不仅仅是使读
者醒目，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加强我们作文学研究时的科学观念。我们研究的
是文学作品，我们作的是文学研究，但这种研究也必然要求一种科学的精密
与准确。审美研究与科学上的精密与准确的要求，二者不是互相排斥，而应
当是彼此促进的。周勋初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曾特别提到程千帆先生在长期研
究实践中形成的“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他以千帆先生的《韩
诗〈李花赠张十一署〉发微》、《与徐哲东先生论昌黎〈南山〉诗记》等学
术论文为例，说明作者怎样运用近代物理学有关光谱分析的知识、有关光的
反射原理，来阐释韩愈诗的艺术特色与创新手法（见《古诗考索·读后记—
—兼述作者学诗经历》）。这是一方面把考据向现代化推进，一方面把艺术
鉴赏与科学分析结合，加强古典文学研究的精密度与精确度。勋初先生本人
治学也兼具这种风格。我还感到，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近十年来养成一种
颇为引人注目的学风，就我个人的体会，也可以说是一种在文学的审美研究
中加强现代科学思维训练的学术品格。章灿同志在书中所作的这种计量史学
的尝试，固然得力于过去他在北京大学所学的世界史专业，更主要的恐怕还
是他在做硕士、博士研究生期间受益于程、周两位先生所倡导而形成的这一
学术氛围。
书中另一个使人感兴趣的是，作者对某一时期某一作家赋的观念的研
究，不局限于过去通常所作的仅着眼于一些理论著作，而是尝试着从作品本
身加以探索。如对于潘岳，作者就认为，潘岳虽然没有直接的赋论赋评方面
的著述，但通过分析他在赋作中的艺术追求，我们仍可了解和把握他的赋论
观点。类似这样的分析，还可在其他有关章节中见到。我觉得，这样做，不
仅仅扩大了我们对某一时期某一作家赋的观念的题材范围，而且更切近文学
思想的实际，更容易直接把握赋在观念上的发展和演进。我个人以为，文学
思想研究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当首推罗宗强先生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
史》。这本书明确地认为：文学思想不仅仅反映在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著作
里，它还大量反映在文学创作中。作家对于文学的思考，例如他对文学的社
会功能和艺术特色的认识，他的审美理想，他对文学遗产的态度和取舍，他
对艺术技巧的追求，对艺术形式的探索，都可以在他的创作中反映出来。结
合文学创作来研究作家的文学思想和一个时代的文学潮流，充分运用这一方
法来论述几个大的历史段落，这是罗宗强先生对近十年来文学思想史研究所
作的贡献。现在章灿同志运用这一方法来研究赋体文学，虽然还只是一种尝
试，却使人立即产生一种新鲜感。我相信，辞赋研究将创作与批评结合起来，
定会使研究更为丰满，更有理论深度。
关于这本书，要说的还有很多，有许多吸引人的叙述和论点，如论赋起
源于楚地民间文化，如何一步步走向文人化、宫廷化，对此应如何作出历史
的评析；蔡邕对建安赋家有明显影响，但又不能以貌似相近而等量齐观；论
建安赋的观念更新与批评自觉，并以自然、社会、人三大类的内容来描述建
安赋所表现的斑谰的情感世界；魏晋之际的政治局势与文化环境，造就了一
批以追求个体精神的绝对自由，以审美沉思和理性批判见长的赋家；论东晋
山水赋怎样以文体特长领先于同时代的山水诗；论不同时期赋的比较不能简
单以价值批评为标准，应考虑不同的文化环境，等等，都有不少精采处，这
篇短序不能一一介绍，读者当会有更多的发现。
我觉得，近年来我们的辞赋研究已经有了很好的开展，马积高先生的《赋
史》，曹道衡先生的《汉魏六朝辞赋》，龚克昌先生的《汉赋研究》，体现
了年长一辈学者治学的传统特点和长处。我们的辞赋研究还应从材料辨析和
整理着手，我曾邀约马积高先生撰写一部史料学的著作《历代辞赋》，将由
中华书局出版。而在目前情况下，我们更需要对辞赋作一种容易使人亲近的
研究，这种亲近的研究，也就是我在上面所说的历史的、美学的考察。辞赋
研究同诗歌研究、戏曲小说研究一样，都有引人入胜之境，《魏晋南北朝赋
史》已提供了我们这样的例证。我相信，继本书之后，当有更多的辞赋研究
的佳作络绎问世，辞赋研究的繁荣也将指日可待，这也必然促进我们整个古
典文学研究在本世纪最后十年走向昌盛，走向成熟。
1991 年6 月
注：该文是为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所作的序。
舍易就难舍热就冷
吴汝煜同志在本书的《前言》中提到我为《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
引》所作的序言中说过的几句话。我在那篇序的最后一段写道，尽管这部传
记资料索引，收了八十多种书，书的范围包括正史、唐代的两部诗文总集以
及唐人选唐诗、各种题名录、年表、书目、书画谱、五代十国别史、宋元方
志、僧传与释氏书目录等，但如果要全面查阅唐五代人物的事迹，这部索引
收录的范围就要大大扩大。在举例中我提到“《全唐诗》中诗篇提到的人名，
也都应考虑辑入”。我说，如果把这些材料都加汇聚，并予以合理的安排，
那末，我们就将有一个网罗全局的唐代人物的材料库。汝煜同志一再说，他
之编纂这部《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是受到我上述这一构想的启发。这当
然是他的谦词。因为我当初虽然说了这些，但脑子里其实是很朦胧的，而且
我以为未必有人愿意来做这样的事。现在这部一百三十余万字的索引编出来
了，它为我们展示了唐五代人物通过诗作而进行的文学活动以及各种社会联
系的具体而生动的图景，它所达到的实际成就，已经不限于查找人物交往，
也不限于订正某些史实错误，它使我们从一个很有意义的侧面观察到那个社
会，使我们对唐代诗歌据以发展的文化环境有进一步切实的了解。汝煜同志
和其他几位参预本书编纂工作的同志，他们的实践已经大大超过了我原来的
很不具体的设想。我相信，正如我在上述的那篇序言中所说的，他们的工作
“必将受到唐史和唐代文学研究者的欢迎和感激”。
我之所以说未必有人愿意来做这样的事，不是没有根据的。尤其是近些
年来，这种编制索引的工作可以说受到内外两方面的夹挤。所谓内，是当前
学术界中一些相当流行的看法，即相当一部分人看不起搞资料工作，看不起
对具体历史事实的考证和研究，他们认为史学危机、古典文学研究危机也就
在这里。既然如此，则比起资料整理、史事考证来技术性更加突出的索引编
制，就更等而下之了。所谓外，是出版界中一种越来越强烈的追求经济效益
的倾向。在我们这个改革、开放的时代，出版界要改变过去单一的产品经济
模式，参加到商品经济的行列中去，因而重视经营中的经济效益，这不但无
可厚非，而且也是应该的。但是在我们现在，各种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出
版社迫于各种现实利益的考虑，肯定会减去不少市场销售不甚理想的书稿，
而在这种情况下，专业性较强的索引书稿必然会在首先“整肃”之列。
这种情况是大家都看得到的，也是很多人感到不满意的。但这是现实，
而且可能短时期内不大会有改变。那么出路何在呢？
我认为出路还在于我们自身。首先我们自己要有一个信念，我们做的是
文化积累的工作。我们虽然没有必要拿2000 多年前太史公那句“藏之名山”
的嘉言来作为立身的守则，但确实要有对自己工作的一种信心。在这里，我
认为对资料工作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在过去一个长时期中，对历史研究，
包括文学史研究，过于强调对揭示历史规律的要求，殊不知在学术研究中要
发现或揭示规律，需要有多少的积累，要进行多少具体的研究。在未取得许
多的具体成果之前，所谓揭示规律，只不过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远景”，解
决不了实际存在的任何一个问题。而在过去那种空阔的要求下，具体历史过
程的叙述和研究被忽略了。我感到，我们现在，对文学史上的好些情况，一
般的谈谈是可以的，但如果要求你把发展的具体过程和某些必要的细节，清
清楚楚地、有根有据地说出来，有时是会作腊的。研究历史，一个必不可缺
的基础和条件，就是首先要弄清事实。这似乎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但遗憾
的是，对此我们过去是相当漠视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可以说出不少原因，
不过我想，从研究本身来说，弄清事实是一件很难的事，不容易在短期内见
成效，这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历史上的事实已经消失了，它只有靠文献记
载下来，而各种记载可能彼此歧异，又可能有缺漏，有些更可能会有掩饰、
伪造，这就需要广搜博讨、爬梳抉剔，把错综复杂、千头万绪的事实，具体
地理清楚，这实在是一件艰苦细致、穷年累月的差使。在当前讲究“短期效
应”的趋势中，更不容易做到。但就学术工作的整体来说，这又是非做不可
的。我们应当把眼光放远一点。学术上的一些基本工作，是不应该受什么“热”
的影响的，比起轰轰烈烈的什么“热”来，它确是比较冷。但“热”又怎么
样呢？清朝的阮元在为江藩的《汉学师承记》所写的序言中，提到当时的一
种学术风气，叫做“朝立一说，暮成宗主”。这确乎很热了，但结果又是怎
样呢？我觉得我们应当提倡这样一种学术品格，那就是舍易就难，舍热就冷。
看到汝煜同志在本书《前言》中所写的工作中种种困难及如何克服困难等情
况，我很有同感，也受到鼓舞，我觉得这是我们古典文学研究在踏踏实实地
前进的很好的例子，也是古典文学界必然会取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