濡沫集-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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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中华书局编辑部当时还特地起草过一个题为《关于整理出版古籍中涉及
我国同友邻国家关系的情况和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长达好几千字，可见
非同一般。这在当时是一个大问题，因此齐燕铭不得不提及，但是他还是提
到其他任何论点均不必干涉，这确实表现出齐的灼识和勇气。
接着就是《最后二十年》所述金灿然于该年5 月上旬去广州拜访陈寅恪，
向他组约《论再生缘》稿。但是很奇怪，在这之后，中华方面就再也未提出
版陈寅恪文集事，中华是否去函与陈联系，还是通过杨荣国与陈洽商，或陈
是如何答复，现在都无材料，只知后来陈的《金明馆丛稿》由中华书局上海
编辑所（即“文革”后的上海古籍出版社）联系编印。但在1966 年3 月中华
书局总编室的《情况反映》中，还有一份中华上编所提供的材料，说他们在
审稿过程中，发现“作者从资产阶级唯心史观出发，完全无视封建时代被统
治阶级对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所进行的斗争，而以婚姻集团、地域关系和
宗教信仰作为历史演变的根据”。这样的评价，处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是可
以理解的。
《最后二十年》曾述及1961 年3 月郭沫若会晤陈寅恪，陈曾向郭建议组
织力量整理出版宋人所编的古籍《文苑英华》（页319）。我起初曾怀疑后
来中华书局影印《文苑英华》，是否即是郭返京后传达陈的信息。后来翻阅
有关材料，才知中华于1961 年初即决定动手影印此书，当时在中华工作的著
名版本目录学家陈乃乾曾于1961 年1 月10 日给金灿然信，提出“《文苑英
华》如果决定了要印，有两点要先解决”。一是《文苑英华》全书一千卷，
现存宋版只存一百四十卷，而且其中十卷还在台湾，因此先要确定是用明版
配宋版，还是全部用明版。二是要考虑利用傅增湘的校勘记，这就需要有专
人加以校勘整理，陈乃乾提出从上海借调善于做校勘工作的胡文楷。由此可
见，影印《文苑英华》是中华书局自己独立决定的，但在那时提出要影此书，
而且要组织人加以整理，则确与陈寅恪不谋而合，南北共识，这倒也是一段
佳话。
普及的层次
近日翻阅过去开明书店出版的《朱自清文集》，重点阅读了几篇论述古
典文学的文章，对古典文学的普及产生了一点应讲究层次的想法。
朱先生是我国现代文学中卓有贡献的诗人与散文家，后期他主持清华大
学中文系的工作，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他与闻一多先生时以惊人之笔破
陈说、创新见不同，往往以平实的文笔，把古义源源本本地讲述出来，在演
绎与概括中把他的心得一点一滴地告诉读者，并且似乎时时采取与读者商量
的口气，想征求你的意见。每读他的这些篇章，总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
朱自清先生很重视古典文学的普及工作。他与叶圣陶先生编了好几部文
言读本，他极力推荐浦江清先生的词的讲解，他自己也动手作《古诗十九首》
析解，还写了一本《经典常谈》，系统介绍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各类著作。
但是我感到，朱先生的这些普及著作是不容易读懂的，按照现在古典文
学普及读物的标准和要求，如果不是他的大名，说不定会被出版社的编辑先
生退稿的。我在大学读书时，根据老师的指点，第一次读了《经典常谈》。
记得当时的印象是两点：一是有些讲得太概括，看不懂；二是有些讲得太平
淡，无所获。于是大致浏览了一遍，即放置一边，一直没有再看。时隔三十
余年，如白居易所说的，“年齿渐长，阅事渐多”，再来读一遍这部书，恰
好像发现了一部新的从未读过的专著，似乎每一段每一句都能印入心中。阅
毕掩卷，确有一种“真乃不可及也”之感。
为什么年轻时看了觉得平淡无所获的书，三十多年后再读时却感到大有
所获呢？我想主要原因恐怕是作者功底厚，书的内蕴深，这种书如果没有一
定的知识准备和社会阅历，是不易获知其价值的。反过来说，随着知识的增
长，阅历的积累，看这种书，就随时看会随时有新的获得。年轻时看《红楼
梦》，与40 岁以后看《红楼梦》，所得定然不同，也是这个道理。
《经典常谈》这部书，胜义真是不胜枚举。如《诗经》一章讲采诗，说
各国都养着一批乐工，管采集歌谣的事，乐工的老师叫太师，“太师们是伺
候贵族的，所搜集的歌儿自然得合贵族们的口味，平民的作品是不会入选
的。”这几句话实在也是平淡得很。但是我们记得，过去我们讲《诗经》，
大谈民歌的现实性和战斗性，近几年有人又“创”新说，大谈《诗经》中的
奴隶主意识。对此，朱先生这几句平淡无奇的话，不是更能使人思考吗？
《经典常谈》中第十二节题目是《诗》，不到八千字，谈了乐府诗到五
七言诗的发展，时期是两汉到南宋末，真是洗炼极了。片言只语，往往能使
人咀嚼再三。如说曹植“诗中有了‘我’，所以独成大家”；说五言诗到了
阮籍手里，增加了“文人化的程度”。又说陶渊明“是第一个人将田园生活
描写在诗里”，谢灵运“是第一个在诗里用全力刻划山水的人；他可以说是
第一个用全力雕琢字句的人”。但谢灵运不像陶渊明，陶诗中也讲哲理，这
些哲理“是他从实生活里体验得来的，与口头的玄理不同，所以亲切有味”，
而谢则“像硬装进去似的”。同样说理，杜甫又有不同，杜甫“常在诗里发
议论，并且引证经史百家；但这些议论和典故都是通过了他的满腔热情奔进
出来的，所以还是诗”。至黄庭坚，虽继续将诗散文化，但由于刻意求新，
“使每个字都斩绝地站在字面上，不至于随口滑过去”。这些评论，既见出
朱先生作为有高度古典文学修养的学者的工力，也包含有他作为诗人的精致
的审美体验。
可是《经典常谈》写作时是作为普及读物而写的。我作为50 年代前期的
大学生看了觉得不够味儿，料想现今的大学生也不会对它有特别的爱好。由
此我想到古典文学的普及应有不同的层次。《经典常谈》可以说是普及读物，
但这是专门研究基础上向具有中高级的人作的普及，不是一般的鉴赏或赏
析。它是在严格的知识传授的意义上，对古典作出系统的评析，这可以说是
普及的中间环节，我们可以通过这中间环节，再作浅近一些的普及。我总感
到，目前古典文学的鉴赏、赏析作品，数量很多，五花八门，但一是讲得太
腻，二是有不少知识性的纰漏。这方面的读物存在着提高科学性的问题，就
需要有如《经典常谈》一样较高一层的普及著作，也就是普及与专题研究相
结合的作品。在普及读物的写作上也应提倡多层次，不要简单化、一体化。
感召
前些日子听说《叶圣陶文集》已经出版了，想来卷帙一定繁富，可惜无
缘拜读。近来因偶然的机会，从我所在单位中华书局的文书档案中，获睹几
件叶圣陶先生手迹的复印件，读后受到一种人格与文品的感召，久久不能平
静。特记于此，谨以自勉。
从1958 年起，中华书局即致力于《永乐大典》散佚本的辑集，至1959
年，已从国内外公私所藏收集到720 卷。为供学术界研究、观摩，中华书局
于该年9 月选印其中一册，全照原书大小式样，影印仿制出版。这一仿制本
前面有一篇出版说明，由编辑部一位同志起草，当时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
同志即特地将这篇出版说明送请叶圣陶先生修改。
这篇出版说明篇幅不长，大约只有一千二百来字，由720 字一张的稿纸
誊写，共32 行。使人惊异的是，几乎每一行都有叶老修改的笔迹。叶老修改，
每一个虚字、每一个标点都不放过。譬如文中说《永乐大典》“辑入古今图
书七、八千种”。叶老把“七”字下的顿号删去，并在旁边批注：“此顿号
无论如何不能要。”有一句“未毁者几全被劫走”，叶老改为“未毁的几乎
全被劫走”。原稿“劫”字写成“刼”，叶老特地勾出来，用毛笔正楷写成
“劫”。最后一段原槁说：“要说明《永乐大典》这一类型的百科全书，这
一册的内容是具有代表性的。”粗看似也说得过去，但被叶老划去了，并特
地在文末写了三行字：“一册的内容具有代表性，可以知道全书的体例和规
模，我觉得想不通，恐怕一般读者也想不通。因此，代表性的说法不如删去。
如果必须保留，就该说得明白些，说明从什么几点可以见出这一册的代表
性。”经这几句一点，真使人豁然开朗。
叶先生当时的工作是很忙的。他在给金灿然同志的一封信中说：“我在
最近两三个月内，忙碌殊甚，每日上下午非开会即商量文稿，傍晚归来，颓
然无复精神。”但他还是对这样一篇极为平常的文稿作那样仔细的审阅和修
改，一点“大名人”的架子也没有。
1959 年至1960 年间，中华书局准备重印朱自清的《经典常谈》。这是
朱先生以通俗的笔法介绍古代经典文献的著作，解放前即出版，无论专业研
究者还是一般读者，都爱读。这次中华书局重印时，拟请叶老写篇序。由叶
老为此书作序，当然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中华书局文书档案内保存了叶老为
此事给金灿然同志的一封信，信中说：
“作序之事，非我所宜。您应了解我，古籍云云，我之知识并不超于高
中学生。人皆以为我知道什么，我实连常识也谈不上。此一点恐不能叫人相
信，以为我谦虚。您与我相识十年，且非泛泛之交，当知我言非虚也。苟我
稍有真知灼见，则佩弦为我之好友，于其遗著，有不肯欣然作序乎？至希亮
詧。”
我想，读了这几行信中语，就不必再说什么了。叶老的人品，真如光风
霁月，能使人胸中连一点灰渣尘屑也可以去除得干干净净。叶老说他于古籍，
其知识并不超于高中学生，因而不敢为朱自清先生的《经典常谈》作序，我
相信这是叶老真诚的谦虚，也是真正学者的一种自爱。现在，社会上有些人，
被捧为什么“大师”，有时却连起码的常识性错误也会在笔端中流出，却颐
指气使地训斥别人，对照叶圣陶先生的这几行文字，不知会有什么想法？
启示
——读顾颉刚一封论《尚书》今译的信
前些日子我在中华书局的文书档案中看到顾颉刚先生一封亲笔长信，读
后很受启发。我曾翻阅过顾潮同志为其父所作的年谱（《顾颉刚年谱》，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书中未曾提及此信。因此我想把信的主要内容
介绍给今天的读者，或许对目前的某些学风会有一定针砭的作用。
此信是写给当时的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的，时间是1959 年6 月25 日。
顺便提一下，反右以后，1958、1959 年，政治运动还是连续不断，这也波及
到当时年已届六十六七岁的顾老先生。从《年谱》可以看出，这两年顾先生
无论公私两方面都极忙。1958 年他已受命点校《史记》，2 月份又有几天出
席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会议（当时齐燕铭为组长）。从2 月起，
一直到年底，就连续参加政治运动，如2 月到8 月，“参加民进整风，作交
心资料及检讨书十万言”。按十万言，可以说是一本专著了，不知尚存否，
这倒是一份有价值的当代文化史材料。据《年谱》，3 至4 月，又“参加历
史所整风，写大字报及检讨书”。11 月至12 月，又出席民进中央会议，写
发言稿《从抗拒改造到接受改造》。而12 月，历史所又展开对资产阶级史学
的批判，顾又被作为重点。不过好在于1959 年初，他应历史所、中华书局之
约，整理《尚书》，稍能回到书斋中来。但运动还是不断，3 月，当选为全
国政协第三届委员，在四月召开的政协会议上，他作了《我在两年中的思想
转变》发言，据说在这次发言中，他谈了这些年来“以运动太多，不能从事
业务，此知识分子同有之苦闷，而予暴露之”，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注意。但
过了半年，11 月，又不得不“参加历史所反右倾主义运动”。
我之所以罗列上述材料，是想说明，当时知识分子想搞一点学问，就环
境来说，是何等的不易，这在今天年轻的读者恐怕是难以想象的。这对了解
我所要介绍的这封信可能也会有所帮助。
上面说过，顾颉刚先生就历史所、中华书局之约，正式开始整理《尚书》，
这当也是上级领导之命，光是历史所、中华书局是决定不了的。但不管怎样，
顾先生对此是欣然接受的。所以他的信在开头时就说：“翻译《尚书》为现
代语，这是五四运动后我所发的大愿，40 年来没有一天忘掉，只是为了生活
的动荡始终没有正式进行。解放初，我在上海诚明文学院担任‘尚书研究’
课，为了教学的需要我又翻了几篇；那时书籍分散，仅就手头所有凑集成文，
不自满意，故未发表。许多朋友们知道我这件事，都劝我把这事做完，因为
如不译为今语，一般人对这部书就不能读；可是学校功课一停，我又忙于别
事，不能做了。现在这件事已定为我在科学院的工作，我欣幸这个愿望会逐
渐接近实现。”在那时的政治环境中，我们可以想象到，顾颉刚接受这一“任
务”，是何等欣喜，这倒不是藉此可以逃避政治，而是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
对自己民族文化高尚的责任感和理性的使命感。
正因为如此，他慎重提出：“但这是一件非常细致和复杂的工作”。这
封信的主要内容，即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而提出的。
首先，他认为，要译成今语，必需先认定《尚书》本身的文字。这本是
古籍整理中极易理解的常识性问题，但目下的一些今译者，对此却往往漠然
视之，他们可以随手拿来一个本子，不管正误如何，就可立即翻译。顾颉刚
先生则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