濡沫集-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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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认识那时的唐代社会。
杜甫研究之另一困难，不像有些作家那样，苦于资料太少，而是苦于资
料太多。从宋朝以来，杜诗注家之多，是别的诗人所难以比拟的。当然，其
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有不少是陈言滥调，或谬论妄说。今天，我们研究杜甫
和他的诗歌，就得冲过这重重的评注家的包围圈，吸收其合理的一部分，摒
弃其无价值的地方。贻煟镜恼獠俊镀来罚彩墙虾玫亟饩隽苏庖焕�
的。《评传》主要采集了清代几个注家的说法，那就是钱谦益的《杜诗笺注》、
杨伦的《杜诗镜铨》、浦起龙的《读杜心解》以及仇兆鳌的《杜诗详注》。
这几部书在许多种杜诗评注本中是有特色的。《评传》引用了它们的某些说
法，并站在今天的高度，结合杜甫的身世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对这些意见作
了剖析。这里可以看出《评传》作者的眼力。
这里还应当特别指明的，是《评论》写法的一个特点，那就是作者力图
作到雅俗共赏。书中既有材料的繁富征引，又有对杜诗作行云流水般的讲解。
书中往往在一些较为专门性的论述以后，就接着以亲切的笔调向读者介绍杜
甫的生活，他的朋友，他的诗歌艺术手法的特点，犹如冬夜围炉听一老友在
谈论他所感兴趣的事情。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到宋人叶梦得在其《避暑录话》
中的一段记载：
吴门下居厚喜论杜诗，每对客未尝不言。绍圣间，为户部尚书，叶涛致
远为中书舍人。待漏院每从官晨集，多未厌于睡，往往即坐倚壁假寐不复交
谈。惟吴至则强之与论杜诗不已，人以为苦，致远辄迁坐于门下檐次。一日
忽大雨飘洒，同列呼之不至，问其故，曰：“怕老杜诗。”
这是一则很有趣味的记载。古往今来，像叶涛那样怕说杜诗的情况恐怕
也是不少的。但人们还是爱读杜诗，爱谈杜诗，这除了杜诗本身具有吸引力
以外，也因为杜诗研究中还是出现了一些有价值的著作。贻煟镜恼獠俊镀�
传》，一定会以其雅俗共赏的特点来吸引读者，从而在杜诗研究中据有一定
的地位。
别林斯基曾称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为俄罗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
书”。我觉得，从对诗歌反映现实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杜诗也可以说是唐朝
安史之乱前后几十年间生活的“百科全书”。试想，如果不去读读杜甫的《赴
奉先咏怀》，历史学家要想写天宝末期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景，他
们的笔将是多么的枯涩乏味！如果没有“三吏”、“三别”，九节度相州之
溃后唐朝统治者与人民的矛盾，当时中原人民所受的战乱之苦，我们今天的
认识将会多么地一般和平淡！杜甫的杰出贡献，即在于他凡所到之处，就把
生活本有的丰富多样的面貌，精细地描绘出来。我们现在在《评传》的上卷
中，随着贻煟镜谋蚀ィ吹蕉鸥θ绾紊钤谝桓龇钊迨毓俚募彝ィ绾�
在多方面的教养下度过童年，又看到在开元盛世中杜甫的几次南北壮游，然
后又看到杜甫进入纷繁的长安城，最后，看到杜甫在战乱中颠沛流离，用他
的一枝笔写出了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在这以后，杜甫的行踪更扩大了，我们
将在《杜甫评传》的下卷中，看到杜甫在秦州时所写的特异的山川风物，杜
甫在成都的定居以及他笔下的蜀中名胜，他的江陵的栖息，潇湘之游与漂泊
一生的结局。这将是一轴长的画卷，我们等待着后一部分早日舒展在读者的
眼前。
1981年 10月
注：该文是为陈贻煟抖鸥ζ来匪鞯男颉�
别出新解如实探讨
绍基同志数年来于忙中作暇，研读杜诗，并写成随札，陆续发表于报刊，
今又将所作汇集成书，名曰《杜诗别解》，交付出版，又函示命于书前缀以
数言。我因在出版社工作，得获先睹，受而读之，谨略陈所感，以求教于作
者和学界。
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因后世研究者之众多，笺注评论材料之丰富，
可以具备条件建立学术史的，大概首先推《诗经》、楚辞、《文选》、杜诗、
《红楼梦》五种。《诗经）学、楚辞学、《文选》学、杜诗学、红学，几乎
与作品本身同样具有独立研究的价值。应当说，在悠久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历史中，还有不少作家作品可以建立学术史的，我们还应该有乐府学、唐诗
学、元杂剧学等等。开展学科史的研究，将是提高研究素质的有效途径，会
大大丰富古典文学整体研究的内容。绍基同志的这部《杜诗别解》，将与建
国后出版的其他几部杜诗研究一起，成为我们新时期杜诗学有所建树的著
作，而受到人们的注意。
大凡每一种学科，其积累的资料愈多，传统的包袱也愈重。传统中当然
有好东西，但弄不好，这整个包袱也会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杜诗在宋代
就已有千家注之称，明清两代，评注者之多，迥出乎诸家之上。这之中似乎
有两种情况，一种如钱谦益在《草堂诗笺元本序》中所说的：“今人注书，
动云吾效李善。善注《文选》，如《头陀寺碑》一篇，三藏十二部，如瓶泻
水；今人饾钉拾取，曾足当九牛一毛乎？颜之推言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
雌黄，何况注诗，何况注杜。”另一种如季振宜为钱注杜诗所作的序所说：
“后生轻薄，喜谤先辈，偶得一隅，乃敢奋笔涂抹改窜，参臆逞私，号召于
人曰：‘我注杜诗矣！’是犹未能坐而学揖让，未能立而学步趋。”后一种
之病在于不读书而舛陋，季振宜对此是挖苦得很刻薄的；前一种，陈义虽高，
但容易食古不化，以致泛滥踳驳，割剥支离。从总体来说，古代讲说杜诗者，
似以前一种倾向为主。黄庭坚有一句名言，说：“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
一字无来处。”（《答洪驹父书》，《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十九）自从江西
诗派倡一祖三宗之说，奉老杜为诗祖，山谷的这句话也就一直为学杜者、注
杜者奉为圭臬，而山谷的更有价值的话却不大为人所知：
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为文。夫无意而意已至也，非广之以《国风》、
《雅》、《颂》，深之以《离骚》、《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闯然入其
门耶？。。彼喜穿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发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鱼
虫，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大雅
堂记》，《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十七）
黄庭坚的这段话真说得好，这是他中年以后，历尽仕途坎坷，又提炼其
创作之所得，发自肺腑的话。金元时期的元好问，也正因为注意到了《大雅
堂记》这篇文章，才感叹道：“近世唯山谷最知子美！”（《杜诗学引》，
《遗山先生文集》卷三十六）学术史上的这些经验之谈，无论对于我们今天
的创作和研究，都是有益处的。
从传统杜诗学的繁杂、穿凿这一倾向，回过头来读绍基同志的《杜诗别
解》，则其特点（或优点）就会看得更明显。作者似乎并不打算把摊子铺得
太大，他主要守住清代的几部注杜名作，即钱谦益、杨伦、仇兆鳌、浦起龙
几家注本，从这几位有代表性注家的意见中引出歧义，由此而征引有关的材
料，断以己意。我个人觉得这实在是机智的做法，很可为青年学人效法的。
还可以看出，起初发表的几篇，像下棋那样，似乎还走得较为拘谨，所用的
材料，大致也为通常所及，后来则逐渐走动自如，材料的征引扩展到不少如
天文律算、佛道谶纬等冷僻的书。但本书倒并不以材料见长，而是能把材料
及时收束，不使之旁溢，从前人种种傅会割剥中，寻求杜诗的本意；在考订
是非、解释疑滞中，不故作高深，不生立奥义，而是结合杜甫作诗时的环境
与心情，作实实在在的探讨，每读一篇，都使人有化繁从简、弃芜存菁、推
腐致新的感觉。我想，书名“别解”者恐以此，而非如作者嘲戏者之所云。
绍基同志50 年代中期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时称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那时的文学研究所还设在北京大学
哲学楼。我也于同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留作浦江清先生的助教，当时
中文系在文史楼。哲学与文史二处，隔楼相望，由于同行，也偶有过从；后
因他专攻元明清戏曲小说，又长期担任所内的行政领导工作，我则因兴趣在
诗文方面，又加种种人事原因，行迹日疏，二人的交往倒确实可以称得上是
“淡如水”的。但他为人的质直则一直留在印象中。因此当他在报刊上发表
读杜的文章时，我最初是很吃惊的，担心他除原来的摊摊外，又另辟新地，
是否铺得太开，顾不过来。陆续读了几篇之后，感到这份担心是多余的了。
现在读了全书，更另有一种体会，那就是我们搞古典文学的人如何力求使自
己的学问面扩展得开一些，视野更阔大一些。我们往往看到老一辈学者，他
们做学问的面是很宽阔的，博大与精深，往往是造就大学者两个互为联系的
条件。由于种种原因，我们这一时代的中青年学者，往往在一个或几个点上
钻研有一定的深度，但往往是点，不是线，至于连成片，或较大的面积，恐
怕是极少极少的了。这应当说是一个时代的缺陷，从长远来看，对整个学术
进展是不利的。现在绍基同志从他原有的元明清戏曲小说涉足于唐朝开宝大
历时期的杜甫，即不论其实际达到的成就，单是这种研究的趣向和方法，就
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我想，我们一些年轻学者，于此也可考虑治学方法上
的一些问题。我们在讨论从国外引进某些新理论、新方法，或吸收自然科学
研究的某些成果时，适当结合我们民族的传统，注意总结我们同时代学者行
之有效的实践经验和治学成果，是会有助于方法论的创新和探索的。
由此，我还想到《世说新语》中的一则记载：
愍度道人始欲过江，与一伧道人为侣，谋曰：“用旧义往江东，恐不办
得食。”便共立“心无”义。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讲义积年。后有伧
人来，先道人寄语曰：“为我致意愍度，‘无’义那可立？治此计权救饥尔，
无为遂负如来也！”（《世说新语·假谲》篇）
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但不知怎的，当我读到某些深文奥义使人难以捉
摸的文章，就常常想起那位伧道人的话来。我与绍基同志同样，这几年做学
问，基本上还是老一套的路子，可能为有识者所笑，但所幸皆未故树新义，
以负如来，或可以此互勉云。
1984 年12 月
注：该文是为邓绍基《杜诗别鲜》所作的序。
对作家的研究首先要理解
由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遗产》编辑部、河南省社
会科学院、河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河南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中州古籍出
版社、河南大学、郑州大学、河南师大、信阳师院以及孟县人民政府联合举
办的“韩愈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992 年4 月20 日至25 日在河南孟县举行。
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中国大陆及港台地区的研究者以外，还有来自美国、
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瑞典等国的学者。现在提供给读者的，是
这次讨论会的论文结集，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80 年代中，曾于韩愈的贬谪地潮州汕头召开过首次有国外友人参加的韩
愈学术讨论会。时隔六七年，又在韩愈故里孟县举行参加人数更多、讨论问
题更广泛、成果更丰硕的第二次学术会议。我觉得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我们
国家十余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健康发展，文化学术与经济建设同步发展而又
相互促进的极可喜的形势。这些年以来，有关传统文化的学术讨论会，每年
至少总有十几起，而这些学术会议，好多是由地方上联合文化团体及企业集
团，共同出资、联合举办的。我个人不大赞成“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口
号，这口号把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说得过于简单化，近于狭隘的实用主义。但
也应当承认，从总体上说，文化的发展是要依靠经济实力增长的，只有经济
发展了，一些大的文化工程才能陆续展开。而文化的发展，也必然会提高人
的思想素质，这也会促进经济的全面发展。
由地方上举办学术会议，还不只经济上的意义，我觉得这反映了我国人
民对历史文化的执着之情。这种感情是十分宝贵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超
出经济、政治的某种限定的。我参加孟县的会议，不过短短几天，但从与当
地的不少人接触中，深深感到韩愈这一古代的思想家、文学家，不管自古以
来，对他有过多少次的争论，但他却一直存在于孟县的故老之中。孟县的农
民亲切地称呼他为“韩老爷”，把他作为自己的邻里来看待。他们可能还没
有读过他的一篇文章、一首诗，但我们中国那种尊重传统、尊重学问人的极
可珍贵的感情，却是一直在人民群众中延续着的。
这次会议的论文，涉及面很广，我通阅了全部论文，获益良多。这本论
文集主要在三个方面为韩愈研究作出了新贡献。一是以文化整体为背景，探
讨了韩愈思想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我觉得这是从陈寅恪先生《论韩
愈》以来对韩愈思想的最集中的一次总体探索。二是提供了域外的韩愈研究
的情况，这方面的文章虽然只有两篇，但却很有份量。中国古典文学在世界
上的传播与研究，是一个极有学术意义的大题目，需要一个个具体的论述加
以充实和支撑。因此这两篇谈及美国与韩国情况的论文，不只对韩愈研究有
意义，而且对探讨中国文学在世界的影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三是从民俗、
民情的角度来研讨韩愈作品中某些富有特色的描写，如韩愈与潮州文化，论
韩愈《送穷文》与驱傩、祀灶风俗的关系，这都能使人耳目一新，使人们自
然地产生一种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的亲切感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