濡沫集-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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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送穷文》与驱傩、祀灶风俗的关系，这都能使人耳目一新，使人们自
然地产生一种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的亲切感和迫切感。
虽然这本论文集中谈及的面相当广泛，但其中一个基本思想，也就是这
次会议的学风，则是实事求是，是力求从韩愈作品的实际出发，而不是从预
先设定的政治概念出发。在过去一个长时期中，韩愈研究之所以未能取得应
有的成绩，就是忽略学术研究的客观独立性，过分受到某种政治气候或政治
运动的影响甚至干扰。改革开放以来，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也使得学术研究
得到健康的发展。我觉得，我们这次的讨论会，以及这本论文集，之所以能
在韩愈研究上有所进展，是与这一点分不开的。
由于篇幅的限制，我在这篇序文中不可能对过去韩愈研究中的问题充分
展开来谈。但有些问题还想借此略为谈谈个人的看法。如韩愈与柳宗元的关
系，过去有些论著，为了抑韩扬柳，总是把他们说成水火不相容的对立双方，
我觉得这些论著在不少地方是不合实际的。譬如韩愈有《答刘秀才论史书》，
有些论著就举出柳宗元《与韩愈论史官书》，认为柳宗元严正驳斥了韩愈为
个人荣利而畏首畏尾、不敢写历史真实的卑怯心理。现在韩、柳两篇文章具
在，读者不妨平心静气来看一看，果真如过去一些论著所慷慨陈词的那样吗？
韩愈的信是答复刘秀才的，而从韩愈的信中所透露的，那位刘秀才是想要韩
愈借修史来表现唐代建国以来的一大批所谓圣君贤相，韩愈不愿意，因此说：
“唐有天下二百年矣，圣君贤相相踵，其余文武之士，立功名跨越前后者，
不可胜数，岂一人卒卒能纪而传之耶？”韩愈实不愿作这些表扬好人好事的
文章，因此进一步又说：“且传闻不同，善恶随人所见，甚者附党，憎爱不
同，巧造语言，凿空构立，善恶事迹，于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传记，
令传万世乎？”试想，在那个社会里，谁能树立私党，造作语言，凿空构立？
还不是那些有权有势的达官贵人？韩愈的笔锋显然是指向这些人的。韩愈
说：“仆虽騃，亦粗知自爱，实不敢率尔为也。”这样的心境，不是已相当
明白，使人可以理解了吗？至于柳宗元信中所引的那一段，也即使一些人起
而抨击的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孔子圣人，作《春秋》辱于鲁卫陈宋齐楚，
卒不遇而死。齐太史氏兄弟几尽，左丘明纪春秋时事以失明，司马迁作《史
记》刑诛，班固瘐死，陈寿起又废，卒亦无所至，王隐谤退死家，习凿齿无
一足，崔浩、范晔赤诛，魏收夭绝，宋孝王诛死，足下所称吴兢，亦不闻身
贵而今其后有闻也。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
哉！”如果不是孤立取此一段，而联系全篇来看，应当说韩愈这里是一种愤
激之词，是正话反说，是说从古以来中国的社会中，历史学家真要做到“据
事迹实录”，且加褒贬，则非倒霉不可。其笔锋所向，指向何处，不也可了
然于心吗？我们还可以举其另一篇书信来看，在他写给好友崔群的信中，有
一段说：“自古贤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以来，又见贤者恒不遇，不贤者
比肩青紫，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贤者虽得卑位，则旋而死，
不贤者或至眉寿。不知造物者意竟为何，无乃所好恶与人异心哉？又不知无
乃都不省记，任其死生寿夭邪？未可知也。”这样回肠荡气的文章，真使人
想起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读者不妨把这一段文与论史官书比看，当能作
出自己的判断。柳宗元的信，也是有为而发的，并非专对韩愈而逐条驳斥，
而且我们今天读来，还可感到柳宗元的信，既勇于立论，又笃于友情，对此
不能作深文周纳的论析。
又如韩愈所作《柳子厚墓志铭》，过去有些论者以为韩愈乘柳宗元已死，
借为其作墓志，夹杂私心意气，对柳宗元加以攻击。所持的论据，实指文中
的“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藉，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
认为这是对柳宗元参与永贞革新的讥嘲。其实无论是从这几句还是从全篇来
看，韩愈对柳宗元参与王叔文集团的政治活动，所用的字句是相当客观的，
譬如前面说的柳宗元年轻时“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家，踔
厉风发”。后来“顺宗即位，拜礼部员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为刺史，
未至，又例贬州司马”，没有对王叔文有所贬斥。至于“不自贵重顾藉”，
也不过是说其“勇于为人”，不只为一己的身份地位着想。而其全篇，则充
满对柳宗元的怀念之情。文中说柳宗元被贬后，“居闲益自刻苦，务记览为
词章，泛滥停畜，为深博无涯涘，一自肆于山水间”。这是对他永州时期文
学创作的充分肯定。后又说他废退后，“又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推挽”，慨
叹其“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这不是对柳宗元才识及遭遇的深刻同情
吗？文中又说，如果柳宗元被斥不久，即被用于朝，仕位虽然恢复了，“其
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
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这样说也是合于实情的。
这也使我们想起韩愈写的另一篇《送孟东野序》，这篇文章提出“物不得其
乎则鸣”的著名论点，进一步认为一些有才情的作家，几乎是由于“穷饿其
身，思愁其心肠”，遂“自鸣其不幸”，因而取得文学上的成就。因此最后
说：“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孟郊是他的好友，长期居于下
位，“有若不释然者”，韩愈也特地以此相慰劝。
更使人读之不能忘怀的是，记元和十年柳宗元与刘禹锡召回朝，又远贬，
刘禹锡最初是远放播州刺史，柳宗元主动上诉，说“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
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柳宗元
请求以自己已任的柳州换播州，“虽重得罪，死不恨”。刘禹锡遂因此得以
改为连州。韩愈特为此写了以下一段议论：“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
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然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
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
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
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这
段话真是充满了感情，也可以说是韩愈自己人生经验的总结。友谊最可贵的
是理解与信任。理解是有过程的。我们不能说韩愈与柳宗元，在交友中没有
一点误解。但可贵的是两人都能逐步走向理解。以上这一段话是韩愈对柳宗
元人品的最高赞誉，也是他俩友情在人生道路上，历经种种曲折，而取得的
理性的升华。
最后，我还想提一下的是，学术会议有时召开倒容易，但会议之后要出
版论文集则可说是难上加难。这之中，一是需要有人肯化费时间对论文细加
审阅、选录，二是得要找出版社多次协商。这本论文集得能在会议之后两年
内印出，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的张清华同志是功不可没的，他与孟县的一些同
志这两年来一直为此事奔波操劳，终于与中州古籍出版社合作，编印出这本
论文集。我想借此代表与会者向他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1994年 4月
注：该文是为《韩愈研究（第一辑）》所作的序。
思虑周密征引■博
我认识吴在庆同志是因为厦门大学中文系周祖譔教授的推荐和介绍。祖
譔兄是我的学长，1951 年我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他正好清华研究生毕业，
由于时间短，年纪相差不少，所以在学校中我和他除了他临毕业时全系合影
曾一起聚会以外，并无交往。从清华出来，他一直执教于厦大，我则由清华
转入北大，北大毕业后曾经短暂留校做了几年助教，嗣后即长期在中华书局
工作，地限南北，而又行业相隔，因此就更无往来。不过我仍记得30 年前读
过他写的一本《隋唐五代文学史》，字数虽不多，议论在当时看来似乎也没
有什么新异之处，却是建国以来较早的一本唐文学通史。大约5 年前，偶然
有一个机会我重读其中的几章，觉得平实的文笔时时触发引人思考的见解，
有些在最近十年才提出讨论的问题在这本书中已经注意到，只不过限于体例
和篇幅，并未充分展开罢了。近十年来，祖譔兄与我都在全国唐代文学学会
活动，有时每年，有时隔年，都要在一起开会。这些年来他在唐文学研究中
当然又作出很多新的贡献，但他第一本书给我的印象却一直未能忘怀，我觉
得它很象祖譔兄为人的风格，平实而不乏新见，简略而通达大局。与祖譔兄
相处，会有一种厚实的感觉，使人很安心。他的那种淡泊于名利、超然于奔
趋的心境是为友朋所心许默识的。
在庆同志是他的研究生，八年前由祖譔兄介绍，我评阅过他所作的杜牧
研究的硕士论文，后来即渐渐有文字来往。1982 年唐代文学学会成立后，我
负责编辑《唐代文学研究年鉴》，我乃约请祖譔兄撰写中晚唐研究情况的文
稿，祖譔兄即推荐在庆同志与他合写，共同署名。第二期起，我征得祖譔兄
同意，约在庆同志执笔撰写中晚唐或晚唐研究情况的综述。从那时起在庆同
志已有关于杜牧及其他中晚唐作家的考论文章在刊物上发表，引起人们的注
意。但是他所写的综述，则总是详细介绍别人的文章，很少提到自己，有时
提到，也是十分简略而极为客观地一笔带过，倒是已故的吴汝煜同志在论述
1987 年的中唐文学研究时，特别提到：“在刘禹锡的考证方面，最值得注意
的是吴在庆的《卞著〈刘禹锡年谱〉辨补》（《唐代文学论丛》第八辑）。
作者立足于本证，从刘禹锡诗文中钩稽史料，在有关刘禹锡的事迹、诗文系
年等方面纠正了《刘禹锡年谱》的一些疏失；又为十四首诗歌作了新的系年。
文章思虑周密，征引赅博，结论可信。”汝煜同志对刘禹锡诗文的考订也是
下过很深功夫的。他为人朴质，不尚虚誉，因此他对在庆同志的文章评价为
“思虑周密，征引赅博”，我认为其结论也是可信的。
在近代学者中，真正为杜牧研究打下科学基础的是缪钺先生。缪钺先生
的《杜牧年谱》和《杜牧传》，是一切研究杜牧的人所必读的。近10 年来，
在缪钺先生的基础上，不少同志对杜牧作了新的探讨，特别是有关杜牧诗文
的辨伪和系年问题，收获更大。就我的浏览所及，如吴企明、张金海、郭文
镐、胡可先、王西平及吴在庆同志，他们这方面的成绩都很突出。除了吴企
明同志年岁稍大一些，其他几位多是40 岁上下，胡可先同志则更小一些，使
人感到我们唐代文学研究力量的雄厚。他们几位的文风稍有不同，有的平稳
些，有的大胆些，彼此也都有所争论，但我看在庆同志的文章往往能折冲其
间，摘取诸家之所长，而加以充实和提高。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他在《杜
牧诗文系年及行踪辨补》一文中，考证杜牧出守黄州的时间，缪钺先生的《年
谱》曾辨杜牧文集《上宰相求湖州启》所记月份之误，在庆同志又论述《年
谱》此一推算稍有误差，并从而认为杜牧出守黄州在会昌二年三四月间。在
此处，他特别加括号注明：“此点郭文镐君致笔者信中首先指出。”对私人
通信中他人的论点，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中加以引用，并表明这一论点的提出
乃在写作者本人之先，这种学术上的勇气和度量实在是非常值得称道，非常
令人钦佩的。
我觉得，在庆同志的学风和文风，与祖譔兄有许多相似之处。我上面提
到的，只是几个例子。这些年来，我因为与祖譔兄在工作上和学术上联系较
多，从而也与在庆同志接触多了起来。他们都使我领悟到一种令人怀念和珍
惜的交友之道。现在，在庆同志把这些年来所写的有关杜牧的论文结集成书
出版，要我为他的这本专著写一篇序。想起我与祖譔兄结识近40 年来的交
往，看到他们师生在唐代文学研究中分别作出的业绩，以及表现出来的颇相
仿佛的风尚，我觉得应该写出我的一点感受，并借以表明在我们学术界确有
一种正气存在，这种正气的意义是远远超出于学者们取得的具体成果的。
我认为，在作家作品的考订方面，中晚唐的难度实大于初盛唐；晚唐与
中唐比较，晚唐的难度更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于史料的复杂。晚唐
的史料并不缺乏，而却真伪混杂，作家之间的事迹材料又彼此纠缠。以杜牧
来说，他的文集除了其甥裴延翰所编的二十卷本《樊川文集》以外，宋以后
出现了好几种续编，如《樊川别集》、《樊川外集》、《樊川诗补遗》、《樊
川集遗收诗补录》等等。但这些别集、外集、补遗、补录，却数量不等地混
入他人之作。南宋诗人兼诗评家刘克庄，在其所著诗话中就说过：“樊川有
续别集三卷，十八九是许浑诗。”他说这些补编之中，十有八九是许浑的诗，
可能有所夸大，但现存杜牧集子中掺杂许浑之作，经学者们的考索，数量确
实不少。要辨析哪些是杜牧诗，哪些是许浑的诗，必须考明两人的生平，而
问题在于许浑的事迹还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因此近些年来，研究杜牧往往
同时也研究许浑（譬如我知道郭文镐同志已写了几篇许浑的考证文章，有的
他特意寄给我看，我对他的用心之细是很佩服的。文镐同志这些年来也一直
在出版社工作，编务极忙，但他并不放松研究，相反，他还因编辑工作之便
结识了好些志同道合的研究者）。往往有这样一种情形，真正要弄清晚唐作
家的事迹或作品的真伪，就要牵涉到另一个作家，则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