濡沫集-第2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家的事迹或作品的真伪，就要牵涉到另一个作家，则不得不先把第一个作家
暂时放下，研究这第二个；而深入到第二个，则又碰到与另一个作家又有纠
结，则势必又要去翻检那第三个的材料，并加以印证这第三个材料的确实性。
这样，摊子就越铺越大，使人有治丝益紊之感。另一方面，晚唐的历史材料
本身又极复杂，如唐代武宗的实录大部分佚失，宣宗以下的实录并未修成，
这样，史家所依据的原始材料即残缺不全，修史者又不分大小巨细，也无心
顾及真假。对此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在评及《旧唐书》时就作过分析，
而唐史学界长时期来对晚唐史料缺乏整理，这方面的工作往往被迫由治文学
史者来担任。这就更增加对晚唐作家作品考订的工作量，也使得表面看来作
出的成绩不如初盛唐。而实际上，就我个人所见到的，唐诗学界对晚唐的考
证，所下的功夫是很深的，取得的成就是非常实在的。除杜牧外，像对李商
隐、温庭筠、许浑、张祜、韩偓、韦庄、罗隐等，都有极为丰硕的创获，它
们有的已超出文学史的范围，对唐史的研究也有相当的助益。
当然，收在在庆同志这本书中的，还有好几篇理论上的阐发，如论杜牧
的思想、杜牧艺术风格的特点及形成的原因，杜牧对后世的影响，等等，多
有很好的见解，有不少发前人所未发。但是，我认为，构成本书基础的，也
是构成在庆同志中晚唐文学研究基础的，是他对作家事迹的考证，他对作品
的系年及真伪的辨析。历史研究的第一步，是应当先把事情的真相搞清楚，
这应当是不言自明的，但却往往为人所忽视，或为人所鄙薄。笔者最近看到
一篇文章，是论这十年来文史学界的考据的。文章口气很大，说：“历史似
乎注定了80 年代风靡一时的考据家不能有多大的作为”，因为据说他们只是
“消极地考证和确认一些支离破碎的事实”，他们“漫无目的和方向，但事
考证，不问其他，鄙视历史理论的建构，纯粹的为考证史料积累知识而积累
知识”。因此，文章判定，这样的研究“既没有社会意义，也没有什么学术
价值”。我不大清楚，这个我们共同经历过的80 年代有没有产生过“风靡一
时的考据家”，这些考据家有哪些考据文章或专书，他们又是如何的“漫无
目的和方向”。据我看来，不论整个唐代文学，或晚唐文学，关于作家作品
的考证，成绩是显著的，目的和方向是明确的，这就是为整个唐代或晚唐文
学的研究提供真实可靠的材料依据，使文学史的理论探讨有坚实的科学凭
依。考证如何为理论提供事实的支撑，理论如何在考证的基础上作出令人信
服的阐述，我认为在庆同志的这本书是能够作出回答的。我们的唐代文学研
究界确实需要这样踏踏实实的著作，而切不要放言高论而远离实际。
1990 年9 月
注：该文是为吴在庆《杜牧论稿》所作的序。
山谷诗风研究的新开拓
50 年代末、60 年代初，我曾集中时间从事于宋代诗文研究资料的搜辑，
后来结集为《杨万里范成大卷》、《黄庭坚和江西诗派卷》二书，列入中华
书局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中。1964 年2 月出版的《杨万里范成大卷》
的前记，曾谈到：“宋诗在唐诗以后，开拓了新的局面。人们一提起宋诗，
就会产生与唐诗不同的感受。唐诗中有各种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流派，宋诗
中也有各种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流派，但是很奇怪，在各自的错综复杂的诗
歌群中，确有一种稳定的共同体存在，形成一个时代的诗风。宋以后的诗人
和诗评家，大多企图来探讨这一虽然复杂却也饶有趣味的文学现象，但似乎
迄今还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从比较来看，我们对唐诗的情况还比较熟
悉，对宋诗，对其中不少的诗人和流派，认识得还不是十分透彻。宋诗研究
的基础，比起唐诗来，是不够坚实的。近数年来，我断断续续在宋代诗文中
摸索，希望在这方面整理出一些头绪，以便进行较为全面的探讨。在这样的
摸索过程中，我痛感，单是在诗歌范围之内，也有不少基本事实还没有搞清
楚，这就使我觉得非得先从积累和整理原始资料入手不可。在大量的和经过
审查的资料基础上，再进行理论的分析和概括。”这里抄录20 多年前的这一
段话，是想给企图了解宋代文学研究进程的同志们提供一个背景，表明我们
这30 多年来宋代文学研究曾经处于怎样的一种落寞的状态。在一个很长的时
期内，宋代文学、特别是诗文的研究，是被看作冷门的，至于黄庭坚的研究，
那更是冷门中的冷门。上面提到的《黄庭坚和江西诗派卷》，全书共70 余万
字，是与《杨范卷》同时编成，而且是同时交付排印的，但那时出版社考虑
到舆论对黄庭坚和江西诗派的某些看法，不得不采取付型后暂不印的办法，
这样，就直到1978 年8 月才与读者见面，这之间竟隔了15 年！对于一个研
究者来说，15 年意味着什么，我想大家都会有真切的感受。以过去的这样一
种情况与今天对宋代文学热烈的讨论相对照，人们自然会对我们的文学事业
产生一种不能自已的兴奋之情。
1984 年10 月，我在济南参加李清照研究讨论会，遇到江西省文学艺术
研究所的夏汉宁同志，在交谈中我建议江西方面是否可对黄庭坚集中进行研
究，并在适当时间召开一次学术讨论会，以推动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夏汉宁
同志回赣后写信给我，说省的文化工作领导很赞同这一意见，并着手开始准
备。果然，一年以后，就由江西师大、江西省文学艺术研究所、九江师专、
九江市文联和修水县人民政府等单位联合发起，于1985 年11 月上旬在修水
县举办了纪念黄庭坚诞生940 周年学术讨论会。我深感抱歉和遗憾的是，我
因临时为他事所牵，未能赴会，失去一次学术交流的机会。事后听到与会的
同志介绍，说会议开得十分成功，一百五十多位与会者对许多问题展开了认
真的讨论。我后来又收到厚厚一袋论文资料，一次会议论文的数量，竟超过
了半个多世纪发表的论文的总和！谁说我们的古典文学界是处在停滞不前
的、落后的境地呢。
当然，黄庭坚的研究现在还仅仅是一个起步，虽然它可以说是一个真正
的起步。由于黄庭坚的思想和作品的复杂性，特别是长期以来受到“左”倾
思潮的影响所造成的某种僵固的文学批评观念，使得他的创作得不到公允的
评价。要在短时期内消除文学观念上的习惯势力是不容易的，我们在近年内
的一些力求有新见的黄庭坚研究中还不时可以看到某些旧时的踪迹。我觉
得，当前黄庭坚研究中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从总的方面，从比
较广阔的视野出发，探讨黄庭坚的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以怎样的一种方式存
在？而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个人以为，需要从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我们需要了解宋代知识阶层的情况。知识阶层，中国古代称做士，
后来又称士大夫，他们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主要承受者。我觉得，研究中国文
化，特别是研究中国文学，不研究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之形成及其流变，是
研究不透的，但在这点上，过去恰恰为人们所轻视，或遭到粗暴的否定。50
年代林庚先生探讨李白的思想性格，曾用过“布衣感”一词，企图以此来探
索和把握盛唐时期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面貌和性格特征，但却受到不公正
的对待。从此以后，在文学研究的范围内，对文学主体的探索竟成为禁区。
这是应当引为教训的。研究作家所生存的文化圈，研究某一历史时期的文人
心态，是摸索创作心灵的必然途径。宋诗的特点，也恰恰与那一时期文人的
经历、兴趣、爱好密切相关。对唐宋历史与文学稍有涉猎的人，闭目一想，
唐代和宋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性格、行为举止，是可以区分得很清楚的，虽然
这些区别如果用文字表达出来，还需要经过思考和研究。我个人以为，在宋
代文人中，黄庭坚似乎更能代表宋代知识分子的一般特性，更能代表那一时
期士大夫的优点和弱点。对这个问题进行探索，哪怕是稍稍的涉足，也定会
拓展古典文学研究的地域，引起人们在学术上的创新的兴趣。
第二，要有一个宋代文学编年史。黄庭坚生活的年代，是宋代学术文化
高涨的时期。诗歌、散文、书法、绘画、音乐、工艺，以及哲学、史学、音
韵训诂等都发展到极高的水平。黄庭坚的博学，他的才情，他的诗歌艺术，
需要从历史文化的广阔背景去加以理解。这就是说，我们的研究要努力提供
一个产生众多杰出人才的社会环境。我们还缺乏一些基本事实的说明，例如，
黄庭坚进入文学领域时，北宋的诗坛是什么样的情况，那时已经有多少诗人
在进行活动，有哪些诗人已写出了成功的作品，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又譬如，
受黄庭坚影响而写作的年青诗人，后来在不同程度上成为江西诗派的，他们
在北宋后期是怎样活动的，黄庭坚与他们有哪些交往，彼此来往有哪些特点；
又譬如，吕本中是在什么时候写出他的《江西诗社宗派图》的，他作这个宗
派图时与哪些诗人交换过意见，他们的经历如何，在重大的政治变动中态度
如何，给他们的作品带来哪些影响。这些基本事实都需搞清，才能对黄庭坚
的创作作出准确的分析和判断。要搞清这些事实，我以为最好是作编年史，
它将会给我们一个纵横交叉的、立体的认识，更便于作宏观的考察。关于文
学史研究的编年写作问题，我在《文史知识》1986 年第十二期《关于唐代文
学研究的一些意见》中有所阐述，请读者参考，这里就不再多讲。
第三，要精细地研究黄诗的语言。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诗歌的生
命，研究一个诗人，落脚点必须在于对其诗歌语言奥秘的探究上，否则一切
都将落空。美国著名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尔说过一句很值得玩味的话：“读
了海涅，会有一种幻觉，整个宇宙是说德语的。”（《语言论》）这种感觉，
我们在读我国古典诗作时也会产生。读了杜甫、李白的诗篇，我们真会惊异
汉语的奇妙的表达能力，似乎汉语经过这些杰出诗人的诗句猛然加深了它的
意蕴和内涵。对于“点铁成金”、“脱胎换骨”可以有种种争论，但人们不
得不承认黄庭坚终其一生对诗歌语言进行了严肃而真诚的探索，而他的哪些
探索是成功的，哪些探索是不成功的，需要做细致的工作。语言的研究需要
具体，在学术工作中有时把范围适当缩小，不仅更能收到成效，有时还能从
某一局部而拓展到全体。我相信对黄诗语言作较为精密细微的分析，会有助
于对他的整个风格的认识，或许还会加深我们对宋诗的艺术风味的理解和欣
赏。
以上三方面，都需要化时间，化工夫，我们希望研究者能潜下心力，踏
踏实实地做一些基础工作。在自然科学内，用严格的实验方法来确定事实，
有时会导向规律的发现，社会科学研究是否也可由此得到一些启发呢？规律
是要谈的，新方法的运用也是值得讨论的，但科学研究必须有大量的事实作
基础。脱离大量的事实，而侈谈规律和方法，就会像下面所引王僧虔诫子书
中所说的那样，是非常危险的：“汝开《老子》卷头五尺许，未知辅嗣何所
道，平叔何所说，马、郑何所异，《指》《例》何所明，而便盛于麈尾，自
呼谈士，此最险事。”（《南齐书》卷三三《王僧虔传》）
最后我想说的是，江西人民出版社能够承担这部论文集的出版，在经济
上是要作出牺牲的，但必将得到学术界的赞许和好感。我也是搞编辑出版工
作的，深感在当前的情况下，出版工作中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往往不能一致，
如何抉择，就显出当事者的眼光和魄力。这本《黄庭坚研究论文集》，我想
销路也不会太好。这里我倒想起了当代美国著名传记文学作家欧文·斯通的
一段话，他在为中译本《梵高传——对生活的渴求》（北京出版社，1983 年
10 月版）所作的导言中写道：在他写完这部著作后的3 年中，这部手稿曾被
美国17 家大出版社所拒绝，后来对原稿删减了十分之一，才勉强为英国一家
出版社的小分社接受出版，老板神情阴郁地对作者说：“我们印了五千册，
我们还在求神保佑。”而后来，即到欧文·斯通写这篇导言时，这本书已经
翻译成80 种文字，销出了大约2500 万册，《梵高传》成为全世界向往生活、
向往艺术的青少年读者最为仰慕的书籍之一。不过，这中间毕竟经过了将近
50 年的时间，可见一本书，那怕是件艺术珍品，要被人所知，是多么的不容
易。我相信，黄庭坚的作品一定会为自己开路，这本论文集的众多作者的辛
劳将会从读者那里得到报偿。
1986 年11 月
注：该文是为《黄庭坚研究论文集》所作的序。
学问追求与世俗超脱
近十数年来，无论在中国大陆，还是在港台地区，词的研究似乎已成为
宋代文学的热点，而豪放派的词人与词作，又更受到人们的赞赏与关注。这
当然是可以理解的，豪放派词人胸襟开阔，情调高扬，特别是从南北宋之际
开始，又因他们的词作系念于国家的安危、生民的哀乐，对于常有忧患意识
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一切是更能牵动他们的感情的。（当然，在具体的
研究中，人们其实对婉约派词也表现出深沉的爱好，另外又有一种想摆脱豪
放、婉约的传统模式而独创清丽一格的词，也是深受欢迎的。）我因为工作
缘故，也出于个人爱好，对有关的论文和专著确也是关心的，从中也受到触
发和启示。但久而久之，却有一种不满足的感觉产生。读着一些看似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