濡沫集-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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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就十分严峻的财政危机更加速发展。嘉定和议签订仅6 年，宋金又发生
秦州之战，又四年，金南侵，宋下诏伐金，此后一直到金为蒙古所灭，宋金
战争不止。绍定三年（1230），蒙古军攻破南宋剑外和州，四年，攻破四川
的兴元及沔州。绍定六年，南宋和蒙古联合灭金；金亡后，强大的蒙古国即
成为南宋的直接威胁力量。不久，蒙军攻入四川，端平二年（1235），蒙军
又举兵南下，攻破唐州、信阳，第二年，入襄阳。淳祐元年（1241），蒙军
占领四川大部。蒙古国的铁骑步步进逼，在军事上完全掌握主动，南宋只是
一个等待被吞食的弱兽。可以想见，这样的一种恶劣形势，持续半个世纪，
对人们，特别是对下层士人，会造成怎样一种忧郁压抑而又惊惶不定的心理。
大量军费开支，以及战争的直接破坏，使南宋社会矛盾更加严重。吴潜
在端平年间曾上疏：“开禧、嘉定，相继用兵，州郡所畜，扫地殆尽。”（《许
国公奏议》卷一《应诏上封事条陈国家大体治道要务凡九事》）徐鹿卿于淳
祐中（1241～1252）赴任建康，历述所走过的南康、池阳、太平等地，“流
离殍死，气象萧然”。（《清正存稿》卷一《奏乞科拨籴本账济饥民札子》）
嘉熙、淳祐间，杜范上疏，说东南一带，已是十室九空，“浙西稻米所聚，
而赤地千里；淮民流离，襁负相属，欲归无所，奄奄待尽”。（《宋史》卷
四○七杜范本传）老百姓处于这样的水深火热之中，而宋朝廷仍横征暴敛，
江湖派的代表诗人刘克庄，在他担任官职时曾说：“夫财用窘迫，乃今世通
患；居官者苟可取盈，无所不至。”（《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七九《乞免循
梅惠州卖盐申省状》）应该说，刘克庄是一个尽职的官吏，他在居官之日，
曾多次为当时的财政困窘提出解决的办法，如文集卷五一《备对札子》建议
“罢编户和籴之扰”，以为是“裕国宽民之要方”。在这一札子中，他又激
烈地指责“颛阃之臣，尹京之臣，总饷之臣，握兵之臣，拥麾持节之臣，未
有不暴富者”；又说：“昔之所谓富贵者，不过聚象犀珠玉之好，穷声色耳
目之奉，其尤鄙者则多积坞中之金而已，至于吞噬千家之膏腴，连亘数路之
阡陌，岁入号百万斛，则自开辟以来未之有也。”当然，他针对此而提出的
“追大吏乾没之赃”的措施，也与上面的“罢编户和籴之扰”同样，根本未
能行通。
我在这里举刘克庄的例子，是想说明江湖派诗人并非天生不关心政治，
相反，他们中有好几位，在居一定官位时对朝政的腐败是慷慨陈辞，而处于
平民百姓时也曲折地表达对世事的忧虑和愤慨。但政治迫害（如江湖诗祸）
和社会黑暗使他们对现状起一种冷漠感。这使我想起陈寅恪先生《读吴其昌
撰梁启超传书后》一文。他说梁氏死后，“论者每惜其与中国五十年腐恶之
政治不能绝缘，以为先生之不幸”。实则这五十年来中国之政治，极丑怪之
奇观，而梁氏“少为儒家之学”，“深感廉耻道尽，至为痛心”，因此不免
对政治总要介入其间，故虽“高文博学”，而终不能安心于学问。最后寅恪
先生深致感喟：“此则中国之不幸，非独先生之不幸也。”我觉得，造成江
湖派诗人对世事之冷漠，也正是这一时代、社会之不幸，而不能苛求于诗人
本身。关于这一点，书中也有较好的阐述，我只就平日读书所及，略作些许
补充。
我还想说的是，张宏生同志在《后记》中特别提到导师程千帆先生治学
对他的启发，说：“程千帆教授的治学，资料考证与艺术分析并重，背景探
索与作品本身并重。研究问题时，往往从某些具体对象入手，然后从中抽象
出一些规律来，尤其注重作品本身的体验。”关于千帆先生的治学成就，周
勋初先生在《〈古诗考索〉读后记》中已有很好的阐述，我这次重读勋初先
生这篇文章，又读了千帆先生的《闲堂自述》，对程先生的学术成就与治学
思路有进一步的体会。
1983 年，我与程先生一起在桂林参加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项
目基金资助评议会，就在那次会议上，程先生提出他的“唐宋诗歌流派研究”
的计划，我即从心底里钦佩程先生的识见与魄力。程先生很早就提出“将考
证与批评密切地结合起来”的治学路数，而“唐宋诗歌流派研究”正是这一
治学思路的进一步发展与具体落实。莫砺锋同志的《江西诗派研究》，蒋寅
同志的《大历诗风》，和张宏生同志的这部《江湖诗派研究》，在千帆先生
的指导下，并通过自己的努力，正是很好地体现了《闲堂自述》中的学术概
括：“在诗歌研究方面，我希望能够做到资料考证与艺术分析并重；背景探
索与作品本身并重；某一诗人或某篇作品的独特个性与他或它在某一时代或
某一流派的总体中的位置，及其与其他诗人或作品的关系并重。我宁可从某
些具体对象入手，然后从中概括出某项可能成立的规律来，而不愿从已有的
概念出发，将研究对象套入现成的模式，宁可从具体到抽象，从微观到宏观，
而不是反过来。在历史学和文艺学这些基本手段之外，我争取广泛使用其他
学科的知识，假如它们有助于使我的结论更为完整和正确的话。”
我有一种感觉，千帆先生提出的“唐宋诗歌流派研究”，以及莫、蒋、
张三君体现了千帆先生治学思路的这三部著作，将在我国的古典诗歌研究学
术史上占有特定的位置，其意义及经验必将日益为学界所认识和汲取。程先
生在30 年代曾受到南京几位国学大师的教益，“厚德载物”，他的学问基础
的深厚即来自渊远流长的传统。而程先生在此后又逐步接受了科学的世界
观，并且恰切地运用了中外关于研治人文科学的新理论，这样他就在传统的
治学路数上融汇入现代科学的成果。特别是他在70 年代后半期直至现在，他
的传统与现代科学成果结合的治学思路已较原来的考证与批评结合更富时代
性，在学术层次上更有所发展。这不但体现在程先生近十余年来问世的几部
专著上，也表现在他与勋初先生一起，陆续培养出已斐然有成的好几位博士、
硕士研究生身上，因而形成南大古典文学研究那种沟通古今、融合中西、于
严谨中创新的极有生气的学风。我由此又想起王瑶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去
清华大学学派时的一段话，他说：“清华这一学派的主要特点是对传统文化
不取笼统的‘信’或‘疑’，而是在‘释古’上用功夫，作出合理的符合当
时情况的解释。为此必须做到中西贯通，古今融汇，兼取京派和海派之长，
做到微观和宏观的结合。”清华的这一学风，是由王国维、陈寅恪、闻一多、
朱自清、冯友兰等学者的长期积累而逐步形成的，这已是我国现代学术思想
上一项极可珍贵的财富。不知怎么，在想到这些时，联系现在的古典文学研
究，我就不禁联想起程千帆先生，想起他的传统与现代科学成果相结合的学
术道路与治学经验。薪传不息，我们民族的学术发展必将应上古代学人的一
句名言：日新之谓盛德。
1994 年2 月
注：该文是为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所作的序。
开展地域文化的研究
近几年来，文化问题的讨论，已成为思想界、学术界的一股新潮流。正
如上海和北京的一些报纸所说，80 年代在中国大地上兴起了一股“文化热”。
文化问题愈来愈受到人们的关注，一门新的学科——文化学，正在形成。
这就使我们想起了近代中国的两位大学者的话，他们一个是王国维，一
个是陈寅恪。王国维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中说：“古来
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字之学；
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惟晋时汲冢竹简出土后，
即继以永嘉之乱，故其结果不甚著。然同时杜元凯注《左传》，稍后郭璞注
《山海经》，已用其说，而《纪年》所记禹、益、伊尹事，至今成为历史上
之问题。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静
庵文集续编》，载《王国维遗书》第五册）根据他所揭橥的这一主张，王国
维列举了“此二三十年发见之材料并学者研究之结果”，计有五项：（一）
殷虚甲骨文字，（二）敦煌塞上及西域之简牍，（三）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
人所书卷轴，（四）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五）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
陈寅恪则专就敦煌发见的材料立说，以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
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
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
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陈垣
敦煌劫余录序》，载《金明馆丛稿初编》）
上述两段话都是本世纪初一二十年间说的，他们根据当时地下发掘的新
材料，运用于研究中去，在各自的领域内作出新的开拓。王、陈二位都是他
们领域中的大师，在他们所处的时代，他们能不囿于旧的书面材料，勇于接
受地下发现所得，确非“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日而喻。在当时的学术界，
他们确是走在前列的。但他们对学术新潮流起因的解释，有一定的片面性。
他们还是较侧重于文献材料，以为有新资料才能有新学问，而不大注意于社
会变革对于学术思想的重大影响。这是前贤所受时代的局限，是可以理解的。
现在看来，新学问、新潮流之起，恐怕在许多情况下，还是社会原因，是社
会生活出现的新变化，引起思想界，从而在学术界，促进对旧学问的冲击和
改造，新学问的兴起和繁荣。这倒是“古今学术史之通义”。
就以近些年来的“文化热”来说，在此之前，学术界似乎并没有发现什
么特别的新材料，如同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安阳甲骨、敦煌卷轴那样震惊
于中外。有的，则是在中国广大城乡出现的，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先导的全面
改革。这是一项深刻的社会变革，它所触及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无论广
度和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人们的生
活方式、思想观念、心理结构，都处在变化和前进之中。经济、政治体制的
变革，必然促使人们对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观念的审视，加深对目前正在兴起
的一些新的文化观念的思考。可见，80 年代的中国“文化热”是有其深厚的
现实生活的土壤的，这是这门新学问获得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如果要说新
材料的话，那末变革中的中国社会，就是任何地下发掘也无从比拟的丰富而
深刻的新材料，那是研究者所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即使传统的书面文献
资料，处于今日的文化研究的整个系统中，也将会以新的面貌为研究者所利
用。
从当前中国的情况来看，文化的研究，似乎还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
与改革的实践密切相关的现实问题的研讨，一类即是史的研究。这两大类互
有关连，各有其研究对象。我们固然需要进行宏观的理论体系的研究和讨论，
但不能长时间停留在这一步，为了研究的深入，必须把对象相对稳定，范围
适当缩小，尤其是对文化史来说，似更应如此。
现在浙江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这套“浙江文化研究丛书”，我以为是
虽稍偏重于史的研究，但又能从传统文化的研究来观照现实问题；同时，又
能立足于本省，从地域文化研究出发，进一步丰富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研究的
内容。这一设想是有开创性的，必将获得新的开展和成功。而作为这套丛书
的第一种《浙江十大文化名人》，为在浙江历史上产生过的、对整个中国文
化作出杰出贡献的代表人物立传，由此反映浙江文化的某种程度的连续性，
以及它在历史上的成就，其选题也是十分合适的。承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好意，
要我为这部著作写一序言，我却觉得未必合适。因为本书的作者都是各自学
科的专家，他们撰写的这十篇传记，大都从他们原有深厚的蓄积中提炼而成，
有不少还在原有著作的基础上作了新的补充和修订，使立说更为扎实，见解
更为宏通。而我对这些方面却缺乏专门研究，除了乡籍也是浙江之外，确没
有资格为本书作序的。我只不过在中华书局这一古籍整理出版的机构中做过
若干年工作，由于工作关系，倒不局限于某一学科，特别是国务院古籍整理
规划小组重新建立以来，因为工作的需要，较为广泛地接触到文学、历史、
哲学，以及语言文字等学科领域，多少了解一些情况。也可以说是同行，我
对浙江人民出版社的眼光与魄力表示歆羡，同时对于他们把开创勇气与求实
作风相结合，踏踏实实地把文化研究真正当作一项事业来做，而不是追求一
种时髦，也是深感钦佩的。因此不揣浅陋，冒佛头着粪之大不韪，写了这篇
序，但我想还是难以副出版社同志的殷望的。
浙江的经济和文化，在新石器时代就有相当的发展。良渚文化且不说，
70 年代在余姚河姆渡发现的一种崭新的文化遗存，后来命名为河姆渡文化，
差不多也可以是震惊中外的。建国以来的考古发现，表明浙江地区与中原地
区一样，都同样存在着灿烂的原始文化，应当构成中华民族古代文化发源地
的一部分。本书的十位文化名人传，更加有力地证明，浙江对于整个中国古
代文化作出了如何的贡献。文化名人的产生不是孤立的。时间流失了，具体
的历史进程逐渐模糊了，以至流传到现在的只是一些个人。但这些个人是历
史的产物，是历史的见证，尤其是一些杰出人物，从他们的著作和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