濡沫集-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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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进程逐渐模糊了，以至流传到现在的只是一些个人。但这些个人是历
史的产物，是历史的见证，尤其是一些杰出人物，从他们的著作和活动记载
中，是能较为充分反映他们的时代的。19 世纪法国著名的美学思想家丹纳说
过：“个人的特色是由社会生活决定的。艺术家创造的才能是以民族的活跃
的精力为比例的。”（《艺术哲学》，第三编《尼德兰的绘画》，傅雷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年1 月版）丹纳这里说的是画家，我觉得可以扩而充之
用于一切有才能的历史人物。历史文化名人的事迹，其背景是当时整个的历
史，是我们民族文化发展发达的历史。应当说，本书所写的十位人物，他们
的活动是有全国意义的，他们是有全国影响的人物，培养他们的是整个民族
的历史文化。因此，他们不只是浙江的“乡贤”。光是浙江的文化还不足以
承担得起他们的教养。但无论如何，他们是在浙江长大的，他们与浙江有着
先天的联系，这种联系对他们的全部活动和著述有着深潜的影响。这一点，
我们在鲁迅先生身上可以看得很明显。因此，我们可以说，通过这几位名人
的传记，可以看出我们浙江文化在历史上达到的程度。这一点，也应该促进
我们的学术工作者进一步去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特点。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一
个整体，但它是有许多各具特色的地区文化所组成和融汇而成的。不同地区
的文化各具不同的色彩，这就使得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多姿多彩。没有地方
特色，也就没有整体风格；不研究地区文化的特点，也不可能对整个民族的
传统文化作出准确的判断。黄河流域文化与长江流域文化不同，吴越文化与
楚文化也有不同。研究地区文化的特点，无疑将把我们的文化史研究引向深
入。有志者如从事于此，必将大有所获。
另外，我觉得，人物的研究还应当与社会的风尚习俗研究相结合。我们
现在看《清明上河图》，恐怕倒不在于观赏人物车马的笔法，而是神游于图
中那种细腻生动的社会生活和人民习俗。这幅图距现在已相隔千年，图中描
绘的生活与我们现在差不多已经完全两样了。但人们还是有兴趣观看，它的
魅力仍然存在，这个道理是很值得思考的。其中一条，可能是人民对自己生
活痕迹的怀念，这是一种深刻的感情。而风尚习俗则是构成生活痕迹的重要
部分。陆游的诗，写山阴的特别多，尤其是中年以后。我觉得，读他的这些
诗，总能使人感到浙江乡村的一种特有气质和风光。长久在本地生活的可能
不一定体会到，远在外地的人，时间稍久，读陆游的诗，那种特定环境的乡
思之情会油然而生。这就是陆诗的醇厚处，而这就与他的诗反映浙东地区的
社会习尚分不开的。研究文化名人，特别是研究作家，注意他们所表现和反
映人民生活的痕迹，将会大大扩展研究的天地，丰富我们研究的内容。
浙江文化名人不止十个，本书所列应当说是远远不够的，有些很有特点
的，并未列入，如明朝的徐渭（文长）。有些人名气不是很大，但在文化史
上有其独特的贡献，特别是一些民间艺人、匠人，由于他们与人民生活保持
更为密切的联系，他们的创造就更值得珍视。我希望我们今后不要拘于整数，
——这种文化观念和思维模式，在现在新的形势下，恐怕也是应当有所突破
的。不知出版社的同志以为然否？这套丛书的其他一些选题，就我个人来说，
可能比本书还使我更感兴趣，如浙江的佛教等。我也希望能把浙江的山水胜
景，浙江的手工业和民间技艺等，纳入选题中去，极愿早日能读到它们。但
它们的难度可能更大。唯其如此，我们更盼望它们能早日写就，早日出版，
这对于我们整个文化史以及整个文化问题的研究和开拓都将是一个促进。
1986 年7 月
注：该文是为《浙江十大文化名人》所作的序。
《唐代科举与文学》自序
这本书把唐代的科举与唐代的文学结合在一起，作为研究的课题，是想
尝试运用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就是试图通过史学与文学的相互渗透或沟通，
掇拾古人在历史记载、文学描写中的有关社会史料，作综合的考察，来研究
唐代士子（也就是那一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
并努力重现当时部分的时代风貌和社会习俗，以作为文化史整体研究的素材
和前资。
巴尔扎克曾说：“我也许能够写出一部史学家们忘记写的历史，即风俗
史。”《人间喜剧》就是这样一部内容丰赡的巨著。说它是一部历史巨著，
主要是这位艺术大师写出了那个特定时期的整体形象，这整体形象包含了这
个社会的思想史、情感史、风尚习俗，而这些又是通过生动形象的各种人物
来体现的。
同样，“18 世纪德国的状况完全反映在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中。”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211 页）《实践理性批判》是思维性极
强的哲学著作，但18 世纪德国那种普鲁士式的经济和政治发展，通过思想的
折光，在这本书上反映出来，而且反映得是那样的完整和深刻。这也昭示我
们，文化是一个整体，为了把握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历史活动，需要从文
学、历史、哲学等等的著作中，以及遗存的文物群体中，作广泛而细心的考
察，把那些最足以说明生活特色的材料集中起来，并尽可能作立体交叉的研
究，让我们所研究的对象（不管是一个人、一群人，或是一个社会），站起
来，活起来。使我们仿佛走进了那个时代，迎面所接触的是那个社会所特有
的色彩和音响。
如果说《欧根·奥涅金》是俄罗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的话，那么，
从诗歌反映现实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杜甫的诗正是唐朝安史之乱前后几十年
生活的“百科全书”。在杜诗中，集中地出现了大唐帝国由盛到衰这一转变
时期社会生活的许多重要问题。杜诗描绘了这个社会的多样而曲折的过程，
充分地反映了这个过程的复杂性；而与此同时，诗人又把生活本身的丰富多
样的面貌，精细地描画出来，使我们看到盛唐时代从通都大邑到乡野镇落各
不相同的生活场景。杜诗被号称为“诗史”，就是以其深邃的历史内容和多
彩的世态人情所获得的。李商隐生活在与杜甫不同的年代，那是一个“夕阳
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使人眷恋而又充满失望的年代。李商隐的诗充分发
展了主观抒情的特点，但我们通过他那瑰丽奇伟而又带有浓厚感伤情调的诗
句，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政治斗争的脉搏。中晚唐腐朽势力的猖獗，革新派的
被扼杀，唐朝廷的一蹶不振，腐败的风气弥满朝野，是李商隐悲剧的根源。
作为李商隐沉博绮丽而又扑朔迷离的富有悲剧色彩的诗歌的背景，正是大唐
帝国在激烈的自我斗争中从腐败走向灭亡的历史。在同时代找不到任何一部
历史著作，能够像玉溪生诗集所揭橥的那样，使人们可以从中感受到时代情
绪的真谛。
从研究一个作家、学者，或者政治人物着手，来展示一个时代，已经成
为许多著作者所采用的方法了，其中还曾产生过一些杰作。但是，是否可以
抓住某一历史时期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作为叙述的线索，把一些零散的社会
现象和人物行迹串连起来，使内容的覆盖面更大一些呢？
鉴于社会是在不断的发展，社会生活又是如此的纷繁多彩，研究方式也
应有所更新，要善于从经济、政治与文化的相互关系中把握住恰当的中介环
节。
由此，我想到了科举制度。科举制度产生于7 世纪初，一直存在到20
世纪的头几年，足有1300 年的历史。有哪一项政治文化制度象科举制度那
样，在中国历史上，如此长久地影响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貌和感情
形态呢？读过《儒林外史》的人，难以忘却周进这个老童生。他受了大半辈
子屈辱，后来跟随一些买卖人到贡院观看，一阵心酸，一头撞在号板上，不
省人事。往前推七八百年，我们看唐代人的一则记载：
苗给事子儹应举次，而给事以中风语涩，而心中至切。临试，又疾亟。
儹乃为状，请许入试否。给事犹能把笔，淡墨为书曰：“入！入！”其父子
之情切如此。（《刘宾客嘉话录》）
这真是一则传神的小品。苗给事为苗粲，是个老练世故的官僚，在官场
中混了许多年。他懂得科举入仕对保持门风家世是何等的重要，因此即使得
了中风病，连话也说不出来，但一听说儿子要进考，就急忙叫人给他一支笔，
淡墨写了两个“入”字。有其父乃有其子，苗粲的儿子也顾不得侍奉病情危
急的老父亲，赶紧入闱应试。苗粲与周进，时代不同，身分地位不同，但他
们的精神状态与思维方式却又何其相似！
不妨再举一例。北宋初年人钱易，写了一部名为《南部新书》的笔记，
多记中晚唐情事，其中有一则说：
杜羔妻柳氏，善为诗。羔屡举不第，将至家，妻先寄诗与之曰：“良人
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若来时近夜来。”羔见
诗，即时回去。（丁卷）
看来这位“善为诗”的柳氏，真是酸腐得厉害。在她眼中，丈夫的才奇
不奇，是以是否及第为标准的。这不禁使人想起了《儒林外史》第十一回所
写的鲁小姐。这位小姐自幼禀承庭训，把八股制艺一套弄得很熟，不想招来
一个女婿蘧公孙却是自名风流的名士，不把举业放在心上。家里人见她平时
“愁眉泪眼，长吁短叹”，就劝她，说这位新姑爷真是“少年名士”，不想
她却说：“自古及今，几曾看见不会中进士的人可以叫做个名士的。”这真
是既可悲可叹，又令人忍俊不禁。
唐代人有时不免带着浪漫主义的情调来称颂进士试，他们把进士及第比
为登龙门，说一个读书人登科后，“十数年间”就能“拟迹庙堂”，“台阁
清选，莫不由兹”。张籍所谓“二十八人初上第，百千万里尽传名”，这是
说一旦金榜题名，就能名扬天下。而孟郊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
安花”，则是写寒士中举后的喜悦心情。但是在这些得意、喜悦的背后，却
不知道有多少屡试不第的悲酸，请看贫寒士人夫妻的遭遇：
公乘亿，魏人也，以辞赋著名。咸通十三年，垂三十举矣。尝大病，乡
人误传已死，其妻自河北来迎丧。会亿送客至坡下，遇其妻。始，夫妻阔别
积十余岁，亿时在马上见一妇人，粗衰跨驴，依稀与妻类，因睨之不已。妻
亦如是，乃令人诘之，果亿也。亿与之相持而泣，路人皆异之。（《唐摭言》
卷八）
这是极有代表性的唐代进士考试中的悲剧，这种悲剧对于一些出身贫寒
的读书人来说，并非绝无仅有。而以往这类具有典型意义的材料，却多被忽
视。
唐代进士科所取的人数，前后期有所不同，但大致在30 人左右。据唐宋
人的统计，录取的名额约占考试人数的百分之二、三。明经科较多，约100
人到200 人之间。进士、明经加起来，也不过占考试者总人数的十分之一。
可以想见，风尘仆仆奔波于长安道上的，绝大部分是落第者。公乘亿考了将
近30 次，还有的则是终生不第。这种落第的失望与悲哀，屡见于唐人的诗文
中。韩愈在回忆屡试不利、困居长安时，发出了极为沉痛的叹息：
当时行之不觉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当痛之时，不知何能自处也。
（《与李翱书》）
五代人王定保说：“三百年来，科第之设，草泽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继
世。孤寒失之，其族馁矣；世禄失之，其族绝矣。”（《唐摭言》卷九）科
举制度的发展，使得争取科举及第成为获得政治地位或保持世袭门第的重要
途径，它牵连着社会上各个阶层知识分子的命运。研究科举在唐朝的发展，
事实上就研究了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
我在研究唐朝文学时，每每有一种意趣，很想从不同的角度，探讨有唐
一代知识分子的状况，并由此研究唐代社会特有的文化面貌。我想，从科举
入手，掌握科举与文学的关系，或许可以从更广的背景来认识唐代的文学。
如果可能，还可以从事这样两个专题的研究，一是唐代士人是怎样在地方节
镇内做幕府的，二是唐代的翰林院和翰林学士。这两项专题的内容，其重点
也是知识分子的生活。我想，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研究其文化形态，
如果不着重研究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那将会遇到许多障隔。魏晋时期的知
识分子与唐代不同，我的老师林庚先生曾以饮酒作为比喻，说“魏晋人好酒，
酒似乎专为人可以忘掉一切”，“酒对于魏晋人是消极的，是中年人饮闷酒
的方式；唐人的饮酒却是开朗的，酒喝下去是为了更兴奋更痛快的歌唱，所
以杜甫有‘李白斗酒诗百篇’的名句”。（《中国文学简史》第259—260
页，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 年版）同样，宋代知识分子的气质又与唐人不
同，宋代的作家更带有学者的气质与修养。明代的知识分子，清人批评他们
不学无术，游谈无根，但明代中后期文人的某种狂放不羁却也非清代士人拘
守于繁琐饾饤之学所能及。我们闭眼一想，就会自然地想到各个历史时期的
文化风貌，与当时文人的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知识分子
既然可以作为文学作品描写的对象，为什么不可以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呢？
基于一定的考虑，我决定本书采取描述的方式，而不是主要采取考证或
论述的方式。我想尽可能地引用有关的材料，将这些材料按各专题加以介绍。
科举制牵涉的面太广，其本身也有不少细节需要弄清，我的史学修养不够，
在涉猎中感到有些问题很棘手。我期待着有真正专题研究性质的唐代科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