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中国高考报告-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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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有位广州来的母女俩，前两年曾来过电影学院报名，但因为没有考上，老师有意无意间说了“这孩子还是有些灵气的”，高中毕业的女儿本来可以考进一所文科类大学，也因此放弃了高考，母亲原来在一个公司当出口部经理也不当了，她说把女儿培养培养，以后成了明星“出口”，一夜一首歌就是几万元，一年接上三五个电视片，百八十万元还不像捡似的！为此，母女俩在广州请了几位专业教师当家教，天天训练，花出多少钱不说，光那间原来当客厅的四十多平米房间里的地板都磨薄了两毫米。当她们第三年出现在电影学院时，老师对那孩子的结论仍然是“有些灵气”，那孩子仍然被拒之校门外。女孩子哭得要死要活，当母亲的也不干了，责问老师凭什么不录取“有灵气”的孩子？老师被问急了，说我是怕伤了你们的心，才这样说，可‘有灵气’的孩子并非你们家一个孩子呀！你们看看来报考的孩子中哪个没有点灵气？再说‘有灵气’的孩子也并不一定就适合我们学校的招生要求呀！电影学院的学员还需要其它很多条件，比如文化课成绩，艺术潜力大不大等等。那孩子的母亲拉住老师的手追问道：那你再说说我们孩子到底哪个方面有问题？老师连连摆手，说我哪敢再给你说？要真说了你回去又花几十万元请人培训，如果还是考不上，那时候你们不把我给宰了才怪。那母亲大怒，顺手抄起一根木棍，就往那老师头上砸去：你以为我现在就不想宰你？狗日的，你害得我们好苦，光赔进的钱就是几十万元，还有要不回来的几年时光！
有一位父亲，说自从看张艺谋导演《红高粱》成功后，他就发誓要让自己的儿子将来也成为大导演。为此，这位父亲从儿子十二岁起，就开始训练他当导演的能力，教他如何摆阵布局，如何策划戏剧情节，如何调动演员情绪等等，那儿子也算是聪明，教什么会什么。后来大了些，到十五六岁了，有一天突然问父亲，老这样练太没劲，得有些真人参加才行。父亲就说那你能动员几个同学最好嘛。于是经过儿子出钱“招聘”，还真来了几个临时“演员”，父亲一看，还行，儿子找的女“演员”还算有点“靓”。管吃管住这是自然的事，父亲掏腰包一天就是几百元。别人嘲笑他傻，这父亲说你们才傻，我现在投资，将来儿子有朝一日当了“张艺谋第二”时，钱算什么东西？一年不挣回几个百万就不是大导演！儿子也很卖力，天天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几个女“演员”导演，常常到很晚时间。突然有一天父亲觉得到儿子回屋睡觉的时间了，于是来到“导演棚”里。天哪，自己家的小子正光着身子与一位同样光着身子的女“演员”搂在一起。父亲气急败坏地将儿子从地上拎起来，说我呕心沥血培养你当导演，你他妈狗日的小小年纪不干正事，尽给我丢脸呀！儿子嗡声嗡气地说：我没有不听你的话呀，不是都说要当好导演，先得学会睡女人吗？这个父亲气得差点没昏过去
不知是今天的传媒误导了我们广大学生家长和不懂世事的学子们，还是我们今天的大众媒体过多地崇尚明星并给予他们太多光环的缘故，从80年代后期开始，与艺术和影视专业沾边的大学越来越热门。如北京的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北京舞蹈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北京广播学院这些可以诞生明星的高等学府，成了广大学子和他们的家长追求与奋斗的目标。为了能实现进这样的大学而编织的“大学梦”，我们从每一个考生和他们身后的家长那里所听到的故事，几乎无一例外的可以轻易进入我们的报告文学作品之中。
一对已经在中央音乐学院附近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平房里住了八年的东北父女俩，今年即将搬出这间“八年抗战”的小房子，我听到了这位白先生讲述他的“秘密历程”——
白先生是东北人，身材魁梧，看得出，年轻时是个很酷的男人。事实上正是这个原因，他才有可能被当时下放到东北的一位上海歌舞团女学员看中并做了她丈夫。白先生是实实在在的工人出身，当时在哈尔滨一家肉联厂当搬运工，体力劳动使他的雄性气概更加突出，加上他娶了位相貌出众的上海姑娘做老婆，在结婚的头几年，白先生可谓风头出尽，很快小两口有了一个千金，日子就这么平平安安地过着。待到上山下乡的知青开始可以回城了，白先生为了老婆的前程和孩子的未来，1987年他们一家便搬到了上海。全家临时在闸北区苏州河边租了一间房子过日子。白先生的任务是负责每天接送孩子上学和到一家街道小工厂做临时工。女人是搞艺术的，一出家门就很风光，谁也看不出她生活在上海的“贫民窟”。过惯了那种充满了顶天立地的豪气生活的白先生，觉得上海这块地盘不适应自己，尤其是三口之家的生活实在无法正常维持，孩子是借读生，学校收费比一般的学生要高出几倍，女人收入不多，可每天用在化妆上的费用还得靠他做临时工拿的几个钱补贴。为留与走的问题，白先生没少跟女人吵架，最后俩人达成协议：女人留在上海，他带孩子回哈尔滨。离开上海的那一天，一家三口抱在一起哭了一场，夫妻俩心里清楚，这一别可能就不再是一家人了。第二年，女人给她寄来一张离婚协议书。信中说，离婚的原因不用说了，孩子可以留在哈尔滨，也可以到上海。白先生说什么也没有同意孩子到上海，他把女儿视为生命中的最重要的部分，从此开始了一个男人艰苦的追求与梦想。
“孩子在气质与长相方面都继承了她妈的优点，同时又从我们东北人的血脉里获得了良好的身材。可以说，先天的条件她都有了。只是她不该留在我这样一个没有一点儿艺术细胞的父亲身边。”白先生说完拿出一张女儿的相片给我看。
“真是天生的明星！”照片上的女孩子，既有南方女孩子的秀美，又有北方姑娘的娇艳，非常出众。
白先生听完我的赞美，颇为自愧道：这孩子如果放在你们北京人手里，现在不是赵蔽也应该是陈红了。
白先生陷入那些令他难忘的往事之中，他说在孩子小学四五年级开始，总有人在他面前说，看这女孩长得多漂亮，将来准能当刘晓庆、巩俐一样的大明星。开始白先生并没有在意，直到有一次，孩子的学校被一家广告公司看中，做了个食品广告上了镜头。广告公司给学校五千元报酬，上镜头的孩子因此得到一件特别礼物。孩子回家跟父亲说了这事后，白先生琢磨了一夜，正是这一夜，白先生决定了一件大事：一定要把女儿培养成全国著名的大明星！
从此以后，白先生决心把自己的全部心血放在培养女儿身上，他心中有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把从离婚老婆身上失去的东西，从女儿未来的光环中追回来！白先生本人对艺术一无所知，但他起码知道两点：一是女儿的学习必须好，二是女儿的艺术才能必须得有专业人士指导培训。前者他自己能做到，那就是严格要求女儿上好每一天的课，做好每一道题。后者他可以通过高薪请人达到目的。为此，白先生凭着强壮的身体，身兼三职，每个月赚回两至三千元来完成对女儿的培养。就这样，白先生带女儿度过了小学六个年头。要上初中了，孩子未来的路怎么走，这可是个大问题。
“什么样的环境造就什么样的明星。没有大的舞台就不可能出大的明星。”一位诗人气质的音乐教师对白先生说。这句话让白先生整整几夜没有睡好觉，因为有人对他说，你想把孩子培养成全国著名的大明星，不到北京的最高艺术学府学习深造，就等于白日做梦。
于是，白先生作出了一个令很多东北人称道的选择：辞职陪女儿上北京读书。
这是个难忘的日子：1993年9月1日。这天，白先生怀着对北京的一片敬仰和对女儿未来的无限憧憬，住进了北京丰台区的一间农民房子。大城市规定就是多，外地孩子上学只能进私立学校，公立学校不可以上。白先生对此没有怨言，他反认为北京就应该这样严格管理，不过让他不满意的是北京私立学校收费太高，但为了孩子能上完中学，他忍痛把哈尔滨的三间祖传老房子卖掉了，将所得的十二万元的三分之二交给了孩子上学的那所私立学校。
每次接孩子时，白先生看到像潮水一般的接送车队停留在学校门口，他不敢把带女儿的自行车停到附近三百米以内的地方，一旦被孩子的同学们看到了，就等于让自己的孩子受到一次最沉重的心灵打击。白先生听市民指指点点，说上这个私立学校的家长都是大款，心里总是暗暗叫苦。为了不让孩子受到歧视，他在给学校的家长工作单位和职业一栏里填的是“民营经商户”。显然在私立学校里，大多数家长的职业都是生意人，他白先生也算其中一个吧。学校很会刮这些财大气粗的个体经商户的腰包，一到逢年过节，总要想个法子让这些有钱的家长们慷慨解囊。“六一节”到了，白先生又一次被当作家长代表被学校叫去，老师提了个小要求：希望家长们支持学校在“六一”前为迎接上级检查而修建一座游泳馆出点力，“当然是自愿啊，我们绝对不搞强求！”校长非常严肃地向家长们表示，并说一旦发现有强求之意，大家可以向上级教育局举报。马上就有真正的大款举手，说拿出十万元赞助学校。这边刚落下手，那边的另一位家长立即表示愿意出二十万元无偿支持学校。最后有位据说个人资产达十个亿的学生家长一诺而出五十万元。白先生在会上第一次看到了什么叫有钱人，也第一次领略到了穷人的滋味，从此他再不敢参加什么家长会了，他让女儿以“爸爸业务很忙，出国在外没时间参加”之类的话推辞。
其实，孩子上学仅仅是一方面的开支，白先生要负担的远远不止这些。京城的艺术界大腕太多，名人也太多，一个好的老师可以一夜间把自己的学生捧上天，找不到门道，转一辈子恐怕也不一定进得了艺术殿堂的门槛。白先生来北京时间一长，便多少知道些“圈里”的事，为此他给女儿设计好了几套成才方案，先是练习声乐和舞蹈。这两项基本功据说是未来女明星们必须具备的条件。白先生想要让女儿成为最红的明星，自然要找最杰出的老师。
好不容易找到一位收费并不太高却注重人长相的“导师”，条件是学生在学习期间的演出收入归他。白先生觉得这个条件是可以接受的，只是让白先生不放心的是，他总觉得这位“导师”的眼里内容不太对劲。唉，艺术家嘛，不都是那个德行！只要为了女儿的艺术才能有长进，就是火坑也得让她跳进去试一试。为了安全起见，白先生想出一个“高招”——他对那位“导师”说他愿意义务为“导师”家做家务。
“导师”眼睛一亮：行啊，说好了，我不付一分钱哟？没错。白先生保证。
女儿就这样交出去了。但白先生越干越不对头，因为那“导师”在给他女儿上形体训练课时，怎么两只魔掌总是在孩子上身乱摸！
回到家，白先生旁敲侧击问孩子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孩子说没有呀？于是白先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接着上课吧。
时间过得很快，当白先生又一次将五千元学费交给那“导师”时，对方告诉他说下个月要带学生上南方去演出一次。大约十天时间。白先生一想：反正孩子放暑假了，倒是个实习机会。不过临出门那天，他教给女儿出门在外的几个“注意事项”。天真烂漫的女孩哪知父亲心头的担忧，只顾点头，却并没在意老爸那双眼里隐藏的几多忧虑。
在女儿出去的几天里，白先生心神不定，那天因为想女儿的事而独自呆呆地在冷冻库里忘了出来，结果被同事关在里面，差点出了人命。第二天他便不能上班了，正好这天半夜，女儿突然从外地打来电话，哭着要回来……
到广东顺德一家宾馆终于找到了女儿。还好，白先生见如花似玉的女儿没有出什么大事。只是这回他再不让女儿跟那个“导师”学艺了。女儿告诉父亲，就是这位“导师”在到广东顺德的第一天晚上，便让她进他房间“陪陪”。开始她并不懂“陪陪”是啥意思，后来发现不对劲时，便哭着要走。那“导师”就大发脾气，狠狠地抽了她两记耳光，气呼呼地对她说：“像你这样呆头呆脑的丫头也想出人头地？哼，只要我在圈内，就休想！”
去他妈的！北京有的是比他强的。走，我们重新找人给他看看！白先生让女儿擦干眼泪。
漫长的六年中学生活之后，白先生由初到北京时浑身散发着阳刚之气的东北壮汉，变成了从里到外透着不堪一击的弱朽之躯。“那是人苦心苦给逼成这样的。”白先生说。孩子在北京一年，学费加学艺的费用至少三万元，全靠他一个人挣出来。在北京当临时工最多的收入一年也就在万把元，其余的钱怎么来的，白先生说他不愿意讲。
最后他终于说出了他的秘密：每年他卖三次血，能得五千元；每个周末外出收废品，一年也在八千元左右；除此之外，他帮过一个小哥们在东北做成过一次大豆生意，赚了两万多元。“总之，除了没偷没抢，什么事我都干过。”白先生说。
同时，女儿自己也想了不少办法，比如她利用一个星期两小时为比她小的同学做家教。她自己的学习用具都是靠她自己挣来的钱买的。白先生很自豪地从一个打好包的纸箱里取出几个不同的书包和笔盒给我看：这些都是她用自己的钱买的。
我抚摸着一个个已经磨破的笔盒，感慨万千地想：也许白先生的孩子，是世界上惟一一个在“贵族学校”靠自己的劳动挣钱的学生了。
“可是你花了那么大的心血，最后却为什么没有让女儿上艺术类大学呢？”我一直不理解在北京苦苦挣扎了八年，一心想把女儿培养成明星的他，结果在去年女儿考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