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中国高考报告-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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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年办出名后，南京航空学会的“自考大专班”成了众多想圆大学梦却入门无路的学生和家长们当时所能看到的惟一一条希望之路。从第二年、第三年起，王秀兰迫于招生压力太大，便把本来仅为航空学会子女进出的门敞开了，允许所有的社会学子报名参加。这一下南航大专自考班可真的“火”透了。时至1993、1994年，王秀兰的学生多达三四千人，南京城东所有中小学、军内外招待所甚至不少居民闲置房屋全被这些“没有校园的大学生”给占了。就在这时，王秀兰意识到，没有自己的学校名称和校舍已经无法再继续发展和管理好这所“没有围墙的大学”了，于是经过一番奔波，有关教育部门批准了王秀兰的自考大专班为“南京航空学会应用技术进修学院”。明白人一看这就是一所由群众团体管理下的社会民办院校，可对王秀兰来说，能有这样一个含有大学意义的“学院”名称已经心满意足了。　　
　　是学院，该有学院的校址吧！　　
　　王秀兰与校委会几位负责同志一商量，把几年办班积蓄的钱全部掏出来在南京城东小卫街征租了三十二亩地，盖了建筑面积为15000多平米的校舍。那地方原来是水塘和垃圾堆放处，为了尽可能“少花钱多办事”，王秀兰带领全校教职员工以战天斗地的奋斗精神，完成了从“游民大学”到有固定校址的艰难历程。　　
　　没有想到，1994、1995年全国的民办大学招生出现严重下滑，许多曾经火爆一时的比王秀兰的“专修学院”牌子更要响的民办大学纷纷关门休学，但身处南京的王秀兰他们依然“虎踞龙盘今胜昔”。什么原因？最简单的一条是：已经“升格”为“南京蓝天专修学院”的办学方法和方针，是认认真真按照正规大学来进行的，从学校的硬件，到教材、教师和教学形式、学生管理、毕业分配、学历考核与颁发证书等，都正正规规，有条有序，有质有量。而这一切绝不是王秀兰及“蓝天人”自己做广告吹出来的，而是一靠政府的教育部门检查验收和专家的评判，二靠直接接受知识的学生来说话。“蓝天”有几项数据叫政府的教育部门不得不感到敬佩，那就是他们的毕业率和取得学历的比例。据说“蓝天”办学以来的十四五年间，入学的学生们拿到大专和本科文凭的占总人数的95％以上。什么都不用多说了，对那些一心想圆大学梦的学生和家长来说，仅凭这一条，“蓝天”就是他们想报名上的学校了！　　
　　王秀兰的“蓝天专修学院”早已被人们熟知，它在历年教育部门组织的社会办学专项检查评比中一直名列前茅，并且名扬国内同行业，甚至还吸引过许多公办大学前来取经学习。　　
　　我为什么专挑南京的“蓝天”作为反映我国民办大学的典型？这也是有原因的。1999年9月的一天，我无意中看到《北京晚报》刊发了一则消息，报载一所叫“南京蓝天专修学院”录取了一位名叫程玉云的农家残疾大学生。11月底的一天，我专程来到南京，见到了这位不幸在儿时的一次事故中失去双臂的学生。　　
　　进教室时，已经下课的同学们都在教室外活动，惟一留下没有双臂的程玉云一个人正在打电脑。我平生第一次看到了一个非常令我吃惊的场景：两袖空空的程玉云正用赤着的双脚在打电脑键盘，而且打得绝不比我这个“半专业”的写作者慢多少。　　
　　“你想得到自己能被大学录取吗？”我问这位生得十分秀气的孩子。　　
　　“想不到。我知道像我这样的人是不会有哪个学校要的，因为我知道有一年有个学生就因长得难看，结果好几个学校把他退了。我想像我这么个什么都得靠脚的人自然不会有人要嘛！”程玉云说。　　
　　“‘蓝天’录取你感到意外吗？”　　
　　“太意外了，而且是比不录取我更感意外的事。”程玉云是个很善于表达的小伙子。他充满感情地说：“我是在上小学一年级时被高压电打残的，活过来就已经命大了。家里因为经济状况不怎么好，父母对我念书本来就不是很支持。当我用尽全部力量考完今年的高考，得了可以上专科分数线的416分后，心里一直特别地紧张，既怕自己被哪个大学录取，又伯被无情地拒之于大学门外。就在我焦急地等待时，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了南京蓝天专修学院的入学通知书。我当时真的太激动了，飞跑着告诉全村人，因为从那天起我就是我们村上惟一的大学生，而我能够成为一名大学生真是太不容易了。但没有想到的是在我兴高采烈之时，我的家人却陷入了沉默之中，因为他们被我的六千四百元入学费难住了。我明白过来后也像当头被人打了一闷棍似的，心想苦苦求来的大学梦又将被贫穷这只拦路虎挡住了，我可能生来就是苦命人吧……”　　
　　倔强的程玉云双眸溢着晶莹的泪水。“就在我痛苦万分的时候，有一天蓝天学院的老师专门来到我家告诉我一个大喜讯，说学院王院长同意为我减免全部学费。我和全家人听到这个消息都哭了。我想不到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好人能来关心和帮助像我这样既残疾又家贫的人。到学校后，老师和同学们更是对我关怀备至，每天有专门的护助小组为我服务，王校长和所有我叫得出名和叫不出名的老师、同学只要见了我都会主动过来帮我一把，我现在过得很幸福，真的，是从心里向外溢的那种幸福。”　　
　　程玉云笑得很灿烂。　　
　　“你能跟上同班同学的学习吗？”　　
　　“跟得上，除了课堂上我比不上大家记笔记，其它的我都不比同学们慢。”程玉云说：“我的优势是记忆力比别人强些。但为了弥补记笔记的不足，所以我要花去大量休息时间。不过几个月下来，我的学习成绩一点也不比同班同学差。”　　
　　“最近他的外语课还考了全班第一名呢！”程玉云的老师过来夸道。　　
　　我了解王秀兰以及她的“蓝天”大学，是由先认识程玉云这位失去双臂的贫家残疾学生上大学的事开始的，我对王秀兰院长说，此次采访程玉云同学的最大收获是让我了解到了一所好的民办大学和一群为了圆百姓大学梦的好的办学人。　　
　　现年六十岁的王秀兰则感慨颇多地对我说，在中国走民办大学这条路太难，她问我：“你相信不相信我这个创办这所大学的人在退休之前是从不在学院拿一分钱工资的？”　　
　　我无法回答，因为我以前听人说办民办大学十有八九是为了赚大钱，王秀兰不仅辛辛苦苦办起了远近闻名的像样的大学，还竟然不拿一分钱工资，这当然是我无法相信的。　　
　　“我过去十几年里确实没有拿过一分钱工资，即使我们学校账面上有几百万几千万的时候。但我是花钱的，我把这些钱全部用在了扩大和建设学校上，把钱花在加强管理和改进设施上。你看看我们现在的校舍和内部硬件，你就知道我们的钱花在什么地方了。我自己不拿钱为什么？因为我想真正做到不花国家一分钱办一所像样的正规大学，你看现在我们‘蓝天’像不像大学？”　　
　　当然。望着十几层高的楼房和应有尽有的校园设施以及同学们个个脸上挂着的笑容，我只有这样肯定它。　　
　　王秀兰和她的“蓝天”大学所走过的历程，可以说是中国民办大学所走过的共同的历程。　　
　　关于民间办学，在今天的中国似乎是件新鲜的事。其实中国是民间办学最早的国家之一。我们的孔圣人当年传教三千弟子，就是一种纯粹的民间办学。而且从世界教育史看，没有哪一国的教育不是先由私人开办学校而后发展到国立公办学校的。可是具有悠久教育历史的古老中国，却在高等教育方面几千年里没有前进过几步路，直到一百年前才有了西方传教士创意下的大学雏型。二十世纪，封建买办制的国家体制建立后，我们这个东方大国才慢慢有了大学，而政府控制和主持的大学则形成中国特色，并一直延续到80年代。教育史从这个年代才又掀开了新的篇章。　　
　　1982年，在改革开放的掌舵人邓小平的领导下，神州大地吹起了空前的崇尚科学、崇尚教育之风。那时国家久闭的大学门刚刚开启几年，亿万青少年求学心切却因为高考“独木桥”太窄，无法满足他们对知识和文化的渴望。怎么办？全国百分之九十九左右的适龄青年人被挡在了大学门外，而刚从苦难中走出来的中国正处在百废待兴的历史性关头。一线的同志们正忙着如何把散了架的一个个摊子收拾整理，即使是每天二十四小时连轴转也无法赶上形势的发展需要。　　
　　“中国的教育应该几条腿一起走路，尤其是大学，现在孩子们想上大学大难了，这对百业待兴的国家四化建设很不利，我们应该在办仔国立大学的同时，还向西方国家学习，依靠社会办些民办大学。”　　
　　“太好了，我们又想到了一起！而且依靠社会办教育既符合国家宪法精神，也符合小平同志关于教育改革的步伐要加快的指示。我们得抓紧动手了！”　　
　　一日，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的聂真和老教育家范若愚这两位好友聚在一起，不约而同堤爝划起了一件后来被写入中国当代教育史的大事。　　
　　“民办大学在二十世纪初期中国有过，但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真要把它重新办起来，没有一位懂教学又能力强的人来挑这副担子，肯定不行。”　　
　　“是啊，谁能胜任此重任呢？”　　
　　聂真和范若愚深思起来……　　
　　“有了，她准行……”聂真灵机一动，兴奋道。　　
　　“谁？是不是于陆琳？”范若愚猜测着。　　
　　“还能有谁？此事非于陆琳这位女将不可！”　　
　　“好，我赞成，有她出面办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第一所民办大学一定成功！”　　
　　聂真和范若愚两位老教育家异常兴奋，因为就在这一天他们为中国民办大学的诞生做了两件最重要的事，一是起了个好校名，叫做“中华社会大学”；二是为这个“中华社会大学”找了位“好管家”——于陆琳。　　
　　于陆琳是中国第一所民办大学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在中华社会大学当了十八年校长。这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女性，她父亲于丹级是中国科举考试的最后一批举人，后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成为中国官派日本留学生的总监，是二十世纪中国著名教育家之一。女儿于陆琳的传奇生涯，是从十六岁被其共产党员的三姐于若木瞒着父母带到革命圣地延安开始的。延安使这位北平女中的学生从此走上了一条全新的人生道路。因为姐姐的缘故，她服从组织安排，回到了她原来读中学的北平，在清华、燕京大学队事党的地下工作。这个阶段她认识了吴晗、钱伟长、朱自清等著名学者，同时也被一位燕京大学的女教师的教德所感染而开始对教育产生了毕生的兴趣。“小于，解放后你想干什么？”一日，随毛泽东、周恩来等来到西柏坡的邓颖超大姐问于陆琳。“我想搞教育，从幼儿教育开始……”于陆琳脱口而出。邓大姐用惊喜的目光瞅了瞅已经成了大姑娘、老战士的于陆琳，欣喜之情溢于脸上：“好呀，这个选择好，你是女同志中第一个搞幼儿教育的志愿兵！”就这样，于陆琳的教育生涯便从筹办著名的北京北海幼儿园起步。这一起步便使我们新中国的教育史上多了位拓荒的“孺子牛”。于陆琳后来接受国家派遣，到苏联留学四年，回国后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成了北师大第一位教育系女主任。正当她春风得意、事业有成时，“文革”的一场政治浩劫，使她不仅痛失爱人，也因被打成“修正主义大特务”而痛失如日中天的事业。粉碎“四人帮”后，于陆琳重新回到了军队，担任军事学院图书馆负责人。在聂真与范若愚两位的盛邀之下，年轻时代就梦想毕生献身教育事业的于陆琳这位已年近花甲的女副军职干部重新燃起了青春的激情……　　
　　“行。干别的不行，搞教育我愿意去。”于陆琳对聂真他们的盛邀一口答应。不过因为她是军事学院的要员，到地方兼职必须经院领导批准才行。　　
　　聂真只好找到军事科学院院长肖克将军。进行一番于陆琳如何如何工作全面，有办教育的经验和组织能力的游说后，肖克将军摆摆手，哈哈哈大笑对聂真说：“我还不比你了解她呀？你们搞民办大学我支持，于陆琳可以一半时间在军事学院，一半时间去跟你们办学。”　　
　　痛快。聂真从肖克将军那儿出来、满心欢喜地对于陆琳说，这回我们的“中华社会大学”一定成了。“于校长，上任吧！”聂真跟本来可以当女将军的于陆琳开起了玩笑。　　
　　他们都是在战火中走过来的战友和老上下级关系。聂真是我党办校的老资格革命家与教育家，抗日战争时期就在太岳根据地当薄一波同志的副手，解放后他奉命创办中国人民大学，是全国政协副秘书长。1982年夏的一天，聂真、范若愚、于陆琳几位我党的高级干部在北京地安门东大街3号人民大学宿舍的一间地下室开了一次中华社会大学建校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重要会议，当时由聂真和于陆琳等十一人参加了会议并作出了几项建校初期的重要决定，其中前两项分别为“根据学校情况，采取稳步前进的方针，设专业要重点突破，不要一下子全面铺开，成熟一个专业，办一个专业；第二项是学校的当务之急是申请编制，解决干部问题和房子问题”。第一项工作主动权在办校人手中，于陆琳他们立即着手开始工作，但第二项工作却碰到了连聂真、于陆琳这些身居高位的干部和老资格的革命家都感到棘手的难题——民办大学到底是什么性质？谁指给它一条路走走？这几乎是所有中国民办大学至今仍未解决的最突出的问题。　　
　　于陆琳他们也不例外。　　
　　“再难也要跑下来。”聂真等人看中于陆琳，就是知道她从不畏难。80年代初期的中国，虽然改革开放的号角已吹响，但很多的人意识还相当保守，特别像在民办大学这一类问题上。其实即使在今天，在一些人眼里，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