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龙变局-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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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以下这篇《90％网民等于人民吗》就是一位女性读者响应笔者观点的一篇短评：
　　　　90％网民等于人民吗
　　　　通读贵报刊登的《法治社会需要民意》文章，笔者认为该文偷换了“人民”与“多数人”这两个概念，导致“民意”被歪曲。
　　　　作者认为“人民即多数人，多数人即人民”，而实际上“人民”与“多数人”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虽然其有相似的内涵，但是不能用来互相指代。新浪网上90％的网民无疑是该网网民中的多数人，但这90％能代表所有的网民吗？中国的网民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又是多少呢？90％的网民就等于人民吗？
　　　　如果网民投票真的能代表民意的话，我们不妨做以下假设：要对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只需在网站开辟投票栏，是判三年还是七年，全看投票率的多少就行了，无须法官参照刑法掂量斟酌了，倒大大节省了司法资源。这种逻辑我们能接受吗？
　　　　建设法治社会，我们当然需要民意，但是正如李国华先生所倡导的，我们要的是理性民意，而不是那种不问事实就高呼“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非理性民意；那样的话，很容易走向民主的反面，导致“多数人的暴政”。
　　　　民意需要引导，理性民意更需要提倡。这次小小的论战，尚且可以影响舆论的走向，作为著名上市公司董事长的顾雏军，作为舆论漩涡中的主角，却坐视这一资源的浪费，患了“媒体恐惧症”，使得危机公关的一次次良机付诸流水。


郎顾之争：糟糕的危机公关顾雏军的“媒体恐惧症”

　　　　这里涉及一个对待媒体、对待舆论的态度问题。笔者的评论文章发表后，有的经销商看到了，感觉说得有道理，专门给我打电话进行沟通，促进了双方的合作。可见媒体舆论对企业的生存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力。
　　　　而对于科龙董事长顾雏军而言，在“郎顾之争”中，自始至终都不能直面媒体，从媒体窗口发出自己的呼喊，使己方声音缺位。更严重的错误是在给郎咸平的律师函中，明明是新浪、香港商报、东方早报等损害了自己的名誉，却刻意避开媒体，反而要求郎咸平将报道撤下并道歉，这显然是在自讨没趣。
　　　　反观另一方——郎咸平，从发表演讲开始，就充分利用了媒体的舆论。无论是在电视上做节目，还是与主流经济学家的论战，还是将顾雏军的律师函当着媒体的面公开，然后以煽情的演讲作个人的回应，从始至终，都没有离开媒体，舆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可以说，“郎顾之争”，顾雏军以糟糕的危机公关，早早的就在舆论面前败下阵来。越是掖着、捂着，媒体越是感兴趣，越是想方设法要揭开盖子，也就越是处于舆论的漩涡之中不能脱身。在这方面，最糟糕的一次，当属2004年8月17日取消的北京媒体见面会①。
　　　　那次见面会没有开成，但个中细节却一波三折，颇为有趣。
　　　　首先是各媒体得到确切消息，当日下午，科龙将在北京中国职工之家饭店召开记者见面会，就16日香港学者郎咸平对格林柯尔律师函的公开回应这一事件进行交流。然而，当中央电视台《中国证券》栏目、21世纪经济报道、上海证券报等多家媒体的十多名记者赶到后，却被告知，下午的媒体见面会只是和四家熟悉的媒体记者的私人聚会。接着，四家媒体记者又接到临时通知，改换了见面会场地，又过了一段时间，见面会干脆被取消。
　　　　很快，许多新闻便爆出：本来准备召开的媒体见面会，是因为顾雏军临时指示对此事不要理会而取消的。
　　　　这就显得不合常理了，作为多家上市公司的老板顾雏军，居然刻意和媒体保持距离。联想起那段时间，顾雏军经常和人说起，他接手科龙这几年来遭遇误解重重，“我被形容为玩空手道的资本高手，要么玩死科龙，要么捞一笔撒手就走。我是做实业的，但也得捍卫自己的荣誉，不能让误解一直延续下去”①。他要捍卫“实业家”的荣誉。既然要捍卫自身的荣誉，消除误解，媒体不就是最好的传声筒吗？
　　　　对此，许多媒体理解为：科龙不惜退避三舍，是不是另有隐情，不方便说？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记者们更加疯狂地通过各种渠道深挖科龙的新闻了。
　　　　作为深深吃过亏的上市公司老板，顾雏军大概忘了，2001年底刚进入科龙不久的时候，由于媒体及公众的不信任，产生了“格林柯尔是骗子”的猜疑，一下子令格林柯尔市值蒸发十亿元。当时，格林柯尔以及顾雏军召集记者召开媒体见面会，频频出面解释。此时此刻，难道是因为感觉自己在科龙已经立足稳了，已经像在“2003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颁奖中说的“2002年我只是科龙法律上的老总，但是此时此刻我是科龙全体员工的心目中的老总”了，而且扩张风头正劲，没必要理会？
　　　　也许，顾雏军只是众多民营企业家当中患上“媒体恐惧症”的一个。但是，就像对待人一样，你对别人好，别人也会对你好，媒体就像一面镜子，从媒体对你的态度中，可以反映出个人自身的缺陷。处于危机之中的顾雏军，在手中握有舆论发布权的记者面前，在首都这一京畿要地，在这一新闻媒体最发达的地方，临时取消媒体见面会，使其丧失了一个最好的解释和更正的机会，也使得媒体纷纷曝出了“科龙拒绝媒体”的说法。


风向之变：热炒作的冷转变风向之变：热炒作的冷转变

　　　　“郎顾之争”转眼告一段落，顾雏军一段时间的刻意沉默，使得这场戏早早的凉了下来。进入10月，在国人的词典里，10月意味着丰收，生命延续的使命很大程度上是在10月完成的，比如瓜果，比如庄稼。对于郎咸平和顾雏军来说，进入10月后，“郎顾之争”的本意其实已经不复延续。就像10月的气候，黄河两岸已经“一层秋雨一层凉”，在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下，珠江三角洲也逐渐金风送爽，气候已经平和了下来。
　　　　唯一仍在热闹的倒是挺郎派和倒郎派，也即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和新左派，双方就“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这一主题，展开了一波又一波的争论。
　　　　回到“郎顾之争”事件本身，当事双方一方高调出击，穿梭于上海、北京、香港之间，言辞犀利，吊足了媒体的胃口；另一方组织反击，只是狂怒之下发了一封律师函，新闻公关却总是半遮琵琶半遮面。
　　　　10月，沉甸甸的瓜果挂满枝头，珠江两岸呼啸、激荡的风仍在吹着，大江的波澜仍然流淌不息，但气候分明已经转向了。
　　　　而此时的科龙，不管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全厂上下已经在为20周年厂庆做筹备活动了。这个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乡镇小厂，仅仅靠着9万元的试制费起家的企业，初创者曾用手锤、手锉敲出了国内第一台双门电冰箱——容声牌BYD…103双门双温露背式家用电冰箱，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将冰箱做成了连续十年全国销量第一的家电巨头，时至2004年10月，一晃已经20载春秋了。
　　　　但在郎顾之争的大形势下，在全国舆论直指的漩涡中心，科龙的这次庆典，端上来的菜肴，却做出了别样的味道。
　　　　回归事件本身，我们发现，争论的热火朝天的双方其实是这样的：一方是郎咸平以及力挺其主张的经济学家，再加上网上升腾的“民意”；另一方是针锋相对、意见相左的经济学家，也被称为“主流”经济学家。
　　　　而事件的另一主角——科龙董事长顾雏军，无论在接受采访、还是危机公关方面，其实都处于一个缺位的状态。
　　　　但憋了一肚子的火终归是要发泄出来的，其后发生的两件事，给了顾雏军一个宣泄的契机。一件就是科龙20年厂庆前夕的“科龙20周年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研讨会”，另一件就是2005年初发生的格林柯尔被宋秦讨要1000万元公关费的事件。这两个事件，在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状态下，终于将郎顾公案一直延续了下去。但产生的效果却是，在别人拾柴的同时，顾雏军也终于忍不住，给自己的柴草堆里添了一把柴火。火势烧到一定的高度、烧到一定的形势的时候，风向就变了，变得连当事人都无力掌控局面了！
　　　　先来看一下科龙厂庆前夕的这场“科龙20周年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研讨会”。


风向之变：热炒作的冷转变“捧哏”科龙研讨会

　　　　科龙20周年这一年，可谓风风雨雨，是非不断。2004年10月20日，距离20周年厂庆日还有一周的时间，科龙在北京召开了“科龙20周年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研讨会”。
　　　　在庆典日，大凡企业都会搞类似的专题研讨会，这既可看作形象工程，又可看作企业的公关宣传秀。但科龙的这次研讨会，意味显然不同。从2001年顾雏军执掌科龙以来科龙就麻烦不断，每一段路，都是那么崎岖曲折；每一个坎，都是那么令人惊心动魄。大张旗鼓地召开研讨会，显然是科龙发出的一个积极的信号。
　　　　只是，人们更关注的是，科龙——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1992年在此留下“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名言的地方，何以一路走得如此坎坷？科龙的发展，正好合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的节拍。联系起邓小平曾说的中国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那么，科龙摸着石头过河的20年，对中国改革的20年究竟有哪些启迪意义？
　　　　在疑虑风头正盛的关口，平心而论，这时，研讨会这一方式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如果一心一意地做好自己的厂庆，将这样的费用用于给科龙全体职工开展娱乐活动，显然更具有实际意义。但问题在于，顾雏军对自己在科龙这几年的苦心经营所得的成果太过于自信了，他要倒出来给世人看，在“科龙20年发展经验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研讨会上接受记者采访时，当被问到对郎顾之争的感受时，他说：“我真的是想不到啊，”并形容当时的心情“恍如隔世一般”①。
　　　　说起2001年初入主科龙电器时，科龙的困难可以用难以想象来形容。因为在新股东进入前，照例要对科龙电器作审计，当时聘请的是世界顶级咨询公司——安德森顾问公司对科龙电器进行审计，但其在审计报告中，对科龙电器未来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不愿发表意见。顾雏军说这话时已经很激动了，“这是我看到的世界审计行中给公司评价中的最坏意见了。结果出来后的第二天，科龙电器在香港一些银行一亿多美元的授信额度立即被取消。”②
　　　　那么，顾雏军给科龙带来的是什么呢？他以切切实实的销售额和增长率来形容，“对科龙来说，明年会更美好。今年是原材料成本上涨，产品价格下滑的幅度最大的一年，而科龙度过了盈亏平衡点，科龙今年应该有100亿元左右的销售额，明年可能还会有15％的增长。”①
　　　　顾雏军在科龙员工心中是怎样的呢？他很自信地说，“现在我已经不再需要每天在科龙那个16楼待着了。这个情况在2002年是不一样的，那时我离开科龙三天，就会谣言四起。而从今年6月份以后，我在科龙待的时间可能不到1/3了。所有的东西都规范化了，这个对我来说非常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我终于有一个可以放手的公司了。”②
　　　　10月20日，在“科龙20年发展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研讨会”上，顾雏军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对郎咸平的“七板斧”进行了回应。这也是顾雏军在“郎顾之争”浮出水面之后的首次公开露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表示，把科龙20年发展经验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将使科龙这个个案充满寓意。
　　　　报告为什么起名为《科龙20年发展经验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报告认为，把科龙的产权改革历程放到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的大视野中，这样才能够领略到它的意义。中国企业改革路径是艰辛的，是经过了20多年的探索和实践才找到了今天的方向，这个方向是不容否定的。
　　　　在这份调研报告中，明确谈到了极受公众关注的资产流失问题。报告认为，“在产权改革中，公有资产的流失应该千方百计地避免，蓄意鲸吞公有资产应该受到严惩。但在实际工作中，对资产是否流失的判断标准仍然是比较含混的，而且有时还带有情绪的因素或者与各方利益纠葛连在一起。在计划经济和国有体制下，资产的书面价值与真实市场价值可能相差非常大，因为资产价值常常是以过去的投入成本而不是以未来的经营收益来衡量的，企业会计制度也不能对资产价值作出及时调整。况且，产权改革还涉及资产评估审计、改革成本的计算和支付、产权交易，等等，这些复杂的环节并不容易控制和把握，任何环节都有可能出现真正的资产流失和被误判为资产流失。产权改革也会使有关人员有关机构的身份、相互关系、实际利益发生巨大变化，如铁饭碗铁交椅打破了，上面有真正的老板了，长期的灰色利益不存在了，收入差距财富差距骤然出现了，这些可能都会引发资产流失的争议和控诉。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中，如果政府没有坚强的决心和敢冒风险的勇气，是难以推进产权改革的。”
　　　　对郎咸平指责的“七板斧”，报告在论述了新游戏规则与旧政企关系的强烈碰撞，主要体现出的四个方面后，反驳道：“当然，不能否认科龙发生在2000年、2001年的危机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如战略失误、核心管理层的更迭，等等。但从历史的轨迹来看，体制层面的因素是最为重要的，不解决体制层面的问题，不通过进一步的产权改革理顺政企关系，同样的危机还会爆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陈小洪所长、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军扩、国资委企业改革局助理巡视员贾小梁、研究中心副主任彭建国、国务院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宁向东、中国社科院工经所副所长黄速建、社科文献出版社总编邹东涛等众多专家学者参加了“科龙20年发展经验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