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的归宿-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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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私人还是政府机构，都认为对于原来被剥夺受教育权的黑奴来说，最迫切的需要是教育，双方都大力开展黑人教育工作。从1865年至1870年，难民局提供了这一时期黑人教育经费的半数，包括为私立学校修建校舍、为教员提供各种帮助。由于师资奇缺，难民局
向私人组织建议建立各种程度的师范学校和师资训练班，并向这些学校捐款捐物等（作为政府机构，它本身无权办学或支付教员工资）。有名的几所最早的黑人高等学院：费斯克、亚特兰大和霍华德都是在那个时期由难民局帮助创办的。1870年起，由于南方传统势力的排挤，该机构停止介入在南方的教育工作，大部分北方的教育工作者也撤离南方，有少数北方慈善家志愿留下继续从事黑人教育工作。接受种族平等的观念在南方还是遥远的事，但是黑人也应受教育这一观念却已在南方生根，为以后黑人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提供了基础，这应该是前一阶段官民合作的一大功绩。
南北战争时期另一项重要的慈善公益事业是医疗和公共卫生。无论是在南方还是北方，也不论政见如何，战争总是带来伤残和流行病以及恶化的卫生条件，首先是在军队中。热心公益的人自然以此为关注重点。1861年在纽约一名牧师的发起下，成立了美国卫生委员会，设法联合全国分散的志愿组织协助政府，共同为改善军营的医疗卫生条件而努力，从紧急救死扶伤到进一步建立军医院、进行医疗制度改革，都卓有成效。在这一名义下进行大规模的募款活动，不但募得了充足的巨款，而且起了很好的宣传作用，增进了公众的参与意识，是拥护联邦的一次堪称“爱国主义”的教育。另外一个副产品是妇女走向社会。因为在战争中男人走向前线，最初医疗卫生工作的志愿者大部分为妇女，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护理专家和高水平的护士学校，还有能干积极的管理人才和特别有效的募款活动家。1863—1864年在北方一些城市举行的轰动一时的卫生募捐和拍卖博览会主要是由妇女组织举办的，取得了极大的收益。这些自然而然发生的妇女走出家门的现象成为日后妇女参政运动的先声。
《财富的归宿》 第二部分现代基金会的早期雏形
从这里还派生出美国红十字会的成立。自从一些国家于1864年通过在战场上救死扶伤中立化的《日内瓦公约》，并成立国际红十字会之后，美国的慈善工作者一直努力争取美国政府参加，但多年未果。直到1881年由于一位也是在内战中崭露头角的女慈善活动家克拉拉·巴顿（Clara Barton， 1821—1912）的努力奔走，美国红十字会得以成立，她自任第一届会长。次年，又在她的推动下美国终于参加了《日内瓦公约》。当然，红十字会的工作主要是救死扶伤和赈灾，与公益事业有时可以重合，但最大的不同是它的中立性质，不介入社会改良。
四、 现代基金会的早期雏形
慈善公益事业一直存在两种倾向，概括而言，一种是“授人以鱼”，即简单的赈灾济贫；另一种强调“授人以渔”，即帮助人自立。到南北战争结束之时，后者日益占上风，形成所谓“科学的公益事业”的说法，主张对帮助对象的情况和需要进行切实的调查，以便对症下药，不滥施慈善。就思想倾向而言又分两派：一派人比较强调贫穷往往来自懒惰，在扶贫中特别注意敦促接受对象通过工作自立，警惕过分慷慨导致培养懒汉——这派人虽与后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不同，但其前提还是认为在美国社会中通过智慧和勤劳就有机会致富；另一派人在不同程度上认为是社会机制的不公正导致贫穷，因此“科学的公益事业”应把重点放在治理那些不公正的根源，使机会更加平等，这就导致不同程度的社会改良，特别表现在从制度上普及教育、解决种族问题的方案以及敦促政府改进福利政策等。19世纪最后的30年中，美国社会发生较大的变化，最重要的是两极分化加剧，与19世纪30年代托克维尔所看到的没有固定的富有阶级的情况不同，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已经壁垒分明，而且劳工运动兴起，阶级冲突不断。此时社会达尔文主义传入美国，大行其时。另外，各种关注社会平等的改良主义和激进的思潮或从欧洲传入，或从美国的学院中产生，这些变化必然反映到慈善公益事业上，逐步形成一整套机制和行政规范，为20世纪繁荣发达的基金会等公益事业奠定基础。
在这期间成立的基金会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皮博迪教育基金（Peabody Education Fund）和斯莱特基金（Slater Fund）。前者成立于1867年，由银行家乔治·皮博迪（George Peabody， 1795—1869）出资专用于发展南方的教育，以此促进南北战争后破坏严重的南方地区的和解与复兴。最初捐款为100万美元，后来增至200万美元，主要用于发展南方地区的城乡公立学校，改善州教育系统，特别是培养师资。1914年，皮博迪基金解散，并入斯莱特基金。后者成立于1882年，重点资助黑人教育。这两个基金会与20世纪初的卡耐基、洛克菲勒等大基金会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但正是它们创立了现代大基金会的模式，使相对零散的捐赠演变为合理化、组织化和职业化的公益事业，把探索社会问题的根源和辅助弱势群体更多地建立在科学的、理性的基础上而不是主要诉诸仁爱和利他主义。
注释
① Robert H。 Bremner，American Philanthropy；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p。8。
② Ibid。；pp。9—11。
③ Ibid。；p。5。
④ Ibid。；pp。17—18
《财富的归宿》 第三部分物质基础
第三章现代基金会的兴起与发展
随着20世纪的到来，美国的公益事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的史家称之为“革命”。因为此后成立的大基金会较之19世纪的公益慈善机构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些新的基金会多有广泛的宗旨，其性质是私人的、独立的，但是管理方式正规，有自行选举的董事会、专职领导和工作班子，其服务对象是全社会。它们可以资助现有的机构，也可以自己建立有关机构，例如一系列的研究所、图书馆以及学校等。20世纪上半叶开始发展起来的众多而庞大的基金会，开创了诸多事业，以至于成为一种社会力量，与其他非营利机构一起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部类。这是19世纪的美国和至今美国以外的地区都无法比拟的。基金会的作用随时代变化而演变，整个20世纪可以粗略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分为两大阶段，这刚好与罗斯福“新政”和福利国家的出现相吻合。
一、 时代背景
1 物质基础
出现“公益事业革命”最基本的物质基础是财富的积累。美国南北战争之后的几十年间工业化和技术的突飞猛进造就了空前的巨富。根据粗略的统计，1880年百万富翁不到100名，1916年已达4万人，其中少数人财富以亿计（1900年的1美元约相当于1990年的15美元）。1900年卡耐基将正处于顶峰时的钢铁公司
出售给摩根的银行，售价为4。92亿美元，他个人从中净得2。25亿美元的股份。此后，他即热心从事捐献，但是10年之后，其个人财产仍有1。5亿美元之多。洛克菲勒情况也大致相同，他是 20世纪前10年
的首富，1900年的资产是2亿美元，到1913年已达9亿美元，而且还在滚雪球般增长。其他如哈克内斯［Stephen Harkness；公共福利基金（The monwealth Fund）的创始人］的资产超过1亿美元，塞奇（Russell Sage）在1906年逝世时留下的遗产是6500万美元（一说为7500万美元）。这样巨大的财富聚集在少数私人手中，令他们自己都感到吃惊，如何处理这些钱呢？（1） 不能都用于重新投资扩大再生产，投资的回报率递减使再投资的意愿也递减；（2） 远远超过了他们自己家庭的消费能力，穷奢极侈到一定程度不能带来快乐，而且会引起社会反感，为自己造成不安全；（3） 留给后代，适足以害之。例如，老洛克菲勒的好友兼顾问弗雷德里克·盖茨（Fredrick Gates）告诉他，如不在生前以高于聚财的速度散财，他的财产将发生雪崩，祸及子孙，殃及社会。如何花钱成为大问题，这是美国从20世纪初以来独特的现象，也是大规模公益事业的丰厚而持久的物质基础。
《财富的归宿》 第三部分社会转型期
2 社会转型期
如美国社会史学家霍夫斯塔德（Richard Hofstadter）所说：从1890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称为美国的改良时期，除20年代略有逆转外，这个时期奠定了美国20世纪大部分的政治基调。①这一改良由19世纪末的平民主义、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和30年代的“新政”组成。其中进步主义包括来自底层的平民的反抗，同时也包括社会各阶层的改良，其主题不是要改变美国的现有制度，而是要恢复被新兴大财团所腐蚀的早期自由民主的优良传统。
这个时期刚好处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指导下的自由放任经济的顶峰和要求平等的进步主义思潮勃兴的交汇点。那些大工业巨头们乘自由市场经济之风扶摇直上，到达高处时却发现自己已是众矢之的，被当作一切罪恶的化身，所植根的社会正在孕育着深刻的变革。他们处于两面夹击之中，一方面是底层劳动者的愤怒和反抗，另一方面是政府的反托拉斯法和其他限制措施。而更令人紧张的是
，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潮也已传入。在这种情况下，有远见的企业家明智的做法是采取主动，融入社会改良的潮流。最方便、最现成的手段就是发扬捐赠的传统，并使其更加有组织、有目的，达到最大的效果。他们自觉地以主人翁精神来为国家排忧解难。因为这些大富翁都是制度的受益者，十分珍惜和热爱这个社会，不愿看到动乱和革命彻底改变现状，所以他们所从事的各项改革都是温和的、渐进的和有效的。这一改革的目标是：巩固正在迅速发展的企业制度和政治秩序，使之为广大公众所接受；使某些改良措施制度化，以防止带根本性的革命。现代基金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财富的归宿》 第三部分捐赠的规模要求新的组织形式
3 与美国的发展同步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霍夫斯塔德所说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不仅是美国的社会改良时期，也是探索精神高涨、朝气蓬勃的时期。新的发明层出不穷，人才辈出。这一时期一方面促成了经济的繁荣，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社会的基调是艰苦奋斗、乐观向上和信心十足。大量涌现出来的各行各业的成功人士多数是贫苦出身，白手起家。他们中的多数在致富之后认为应对社会有所贡献，并不仅是消极地缓解社会矛盾，而是积极地企图根据自己的信念促进社会进步。进步主义运动的特点之一是相信教育能改变人，相信科学能造福人类。同时，这方面的需求的确大量存在。所以，早期基金会的捐赠大多投入教育和科研，培养了一大批精英人才，可以说为整个20世纪美国的繁荣富强打下了基础。
4 捐赠的规模要求新的组织形式
在19世纪末，这些巨富已经感到难以应付纷至沓来的捐款要求，有必要作出适当的规划，用老洛克菲勒的话来说，就是“变零售为批发”。老卡耐基认为科学地花钱与赚钱一样重要。他们都聘请了有胆识、善经营的顾问，为他们策划如何最有效地以其财富造福社会。于是，20世纪头20年出现了一批组织完善的现代化大基金会这样的新事物。最现成的组织和管理方式就是借鉴他们所熟悉的大企业：设立董事会，任命负责人，视需要设立办事部门。董事会既然有决策权，就可以随时视情况的变化而调整基金会的工作纲领和捐赠重点。所以现代大基金会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可以响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需要的灵活的、发展中的机构。
由于铁路和通讯手段的发达，美国当时已经连成一片，所以现代大基金会的眼界也不再局限于其出资者所在地，而及于全国，个别的如卡耐基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已经把事业扩展到美国以外，特别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成立的宗旨就是“在全世界造福人类”，而且事实上后来的工作的确遍及全世界。
另外，尽管捐赠者自己大多是属于某一个教派，但其基金会的眼光超越了狭隘的教派界限，这在董事会的组成和资助对象上都体现了出来。例如洛克菲勒自己是极为虔诚的浸礼教徒，但他也给长老会甚至天主教会主办的项目捐款，这在当时是需要突破某些阻力的。应该说，最早开启超越宗教先例的是19世纪30年代的吉拉德（Stephen Girard）。他是费城的富商兼银行家，于1831年逝世，根据其遗嘱将价值700万美元的遗产全部捐给费城，为白人贫穷子弟及孤儿建立一所学校，并规定任何教派的传教士不得进入学校，以便保持孤儿们纯洁的头脑不受教派冲突的影响。此事引起许多反对意见，其合法继承人向法院起诉，认为他无权这样做，特别是传教不能进学校的条款违反了慈善事业的本意。但1844年最高法院裁决其遗嘱合法有效，从此开辟了美国公益事业的新方向，为规模广阔的现代基金会扫清了道路。不过，真正视野广阔、超越宗教的基金会要到20世纪才具备普遍发展的条件。
20世纪最早的、起带头作用的三家大基金会是塞奇（RussellSage Foundation，1907）、卡耐基（Carnegie Corporation，1911）和洛克菲勒（Rockefeller Foundation，1913）。它们不但成立早、资金投入大，更重要的是无论在理念、经营方式、捐赠模式以及选择对象上都树立了榜样，创立了一种传统，奠定了以后蓬勃发展的基金会的基础。而且它们持续一个世纪，至今不衰，尽管在资产方面已不在前10名，但在捐赠方面仍然保持原来的特色并坚持其走在前沿的传统。
《财富的归宿》 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