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的归宿-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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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提供土地、劳力、部分实验房屋和培训费用，基金会负担大部分运作的费用并在墨西哥城建立一个工作班子，由美国植物病理学家哈拉尔领导，其余成员皆由墨政府委派。这是一项长期的合作，最高峰时有18名美国专家和100名墨西哥人同时工作。到60年代中期，20年中在这一班子中实习过的墨西哥人达700人，其中有100多人被选拔到美国学习并获硕士学位。60年代以后即由培养出来的墨西哥专家领导。哈拉尔博士带领的班子坚持实地考察、示范和因地制宜的工作方法，也采用行之有效的土办法。经过多年的研究、实验和推广，在玉米和小麦的土壤和品种改良方面成绩斐然。墨西哥原来50％的小麦依靠进口，玉米也不能完全自给。在此项实验的18年中，墨西哥人口增长了60％，小麦和玉米却达到了自给，基本不需要进口。根据联合国1963年公布的数字，墨西哥在过去10年中农业总的年增产量平均达7％，这是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大规模长期援助分不开的。这一经验的另一可贵之处是培养了能够适应发展中国家各种艰苦条件的专家。
基金会与墨西哥合作的成果之一是建立了推广的机制，例如在墨西哥培养的专家到哥伦比亚开展工作，在哥伦比亚培养的人才又到智利从事同样的项目，形成一种链条。在资金方面，基金会给予必要的资助，但是更重要的是促使当地政府重视这项工作，使当地政府越尝到好处，越愿意多投入，同时改革其农业管理机制。继拉美国家之后，或同时，这种合作又推向中东、南亚和非洲。当然由于国情不同，成功的程度也不同。其中比较著名的成功例子是印度的“绿色革命”。基金会在印度的工作始自1956年，先派出12名专家。1958年，资助新德里的印度农业研究院成立研究生院，并派出顾问和访问教授。从一开始，此项工作即是基金会与印度中央和各省政府、各地新成立的农业大学以及印度农业研究委员会的合作项目，基本上沿用墨西哥的政府划拨土地的模式。在印度全国各地不但建立农业学校而且建立了无数实验田。60年代在大面积推广哥伦比亚的良种玉米方面取得大幅度增产的成绩。1970年原来曾为基金会派往墨西哥的农业科学家诺曼·博洛格（Ｎｏｒｍａｎ Ｂｏｒｌａｕｇ）因在印度进行水稻杂交成功而获诺贝尔奖。当时有人提出应把这项奖给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集体。
洛克菲勒基金会另一项重要的成绩是1959年与福特基金会协议合作在菲律宾建立世界稻米研究所，包括生产、分配和成果利用。菲律宾政府拨给土地，福特为建筑出资700万美元，洛克菲勒提供技术指导、行政管理和运作费用，每年约50万美元。这一研究所规模巨大、设备齐全，还有200英亩水灌试验田，于1962年正式开业。董事会有6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分别来自泰国、日本、印度、菲律宾、美国和中国台湾。主持实验的是一名印度专家，多数工作人员来自东南亚盛产稻米的国家和地区。现已收集世界70余国6000多种稻谷进行实验，从中选出良种，加以处理冷藏，分门别类，标明特性，供世界各国交换。以后按此模式扩大到其他国家。现在全世界共有16个国际农业中心。
1963年在基金会成立50周年的时候，确定了新的五大优先问题：征服饥馑、控制世界人口、有选择地加强发展中国家的某些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协助文化发展以及争取全体美国公民机会平等。除最后一项外，对象都是发展中国家。90年代，它大力资助的项目有：临床流行病研究、农林技术研究（肯尼亚）、热带作物病理研究（尼日利亚）、水稻品种改良（菲律宾）等等，仅1993年一年对此类项目的拨款就近500万美元。
鉴于亚洲国家人口密集，地少人多，基金会更加强调基因研究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同时维持土地的可持续耕种。目标是在2005年通过生物技术提高稻米产量20％而不降低土地质量。此项集中在亚洲的国际稻米生物技术研究项目，从1984年开始。起初集中在稻种基因的生物工程研究方面，资助康乃尔大学制定稻米基因谱系向全世界产稻国家传播。这是一项长期计划，在科研取得一定成果后，把重点放在人才培养、技术转让和在亚洲国家创造将来独立继续进行这项工作的能力。迄今已经与亚洲及其他地区350名科学家进行合作，从1984年至1998年，这一项目的奖学金在各国培养了183名专家，其中许多人在本国已成为这方面的领导骨干，继续领导研究和国际交流。到目前为止，研究的结果证明新品种的稻谷比原来预期的还可以多供给1亿人口，20年内受惠人口还可以增加15亿。最新的成就是发现有8种粮食作物与稻米有共同的染色体特征，所以在稻米研究方面取得的成绩也可以用于这些粮食作物。在中国，农业科学方面的合作也是重点之一，详见第十章。
在非洲，自1988年起，基金会主要在肯尼亚、马拉维、乌干达和津巴布韦进行这一项目，但只是根据其特点，与亚洲的目标和做法都不相同，不过推广新技术、培养人才的做法则相同。
除医学和农业外，洛克菲勒基金会对其他科学研究和杰出的科学家都有扶植。最突出的是后来参加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的主要科学家中，曾接受基金会资助而获得关键性成就的竟有23名之多。一些重大科研项目，如回旋加速器的研制成功，导致了后来原子分裂技术的实现，主要也是靠基金会的资助。
此事后来引起基金会负责人的自省，引发了关于自然科学家对发明用途是否负责的讨论。二战以后，随着发展的需要，洛克菲勒基金会对新的学科如艾滋病的防治和推广、基因工程、环境保护以及计划生育等多有关注和介入（关于计划生育，因大部分工作在第三世界，将于第七章介绍）。这些问题既包括自然科学又涉及许多社会和人文领域。基金会后期多设跨学科的项目，例如遴选社会科学学者参加农业和农村发展的项目，主要在第三世界。1991年设立了一项“环境与发展带头人”大型综合项目，倡导一种对环境负责、文化上可以接受、社会公平、活跃经济、政治上可行的发展方式，使用跨学科的方法，建立全球网络。具体做法是在广泛的学科领域选拔在职干部进修，对可持续性管理、环境保护和在全世界运用共生生态系统作出积极贡献；并向进修毕业的人员提供职务机会，使他们得以实施创新的思想，确立带头人的资格。
《财富的归宿》 第四部分社会科学和人文艺术
3． 社会科学和人文艺术
洛克菲勒基金会前期一直以医学和农业为重点，兼及其他自然科学，对社会科学不重视。对这一现象不满的工作人员称基金会“被一群医生所俘虏”，这是与弗雷德里克·
盖茨的主导思想分不开的。不过早在1918年，在执行秘书格林（Ｊｅｒｏｍｅ Ｇｒｅｅｎ）的坚持下，还是出资成立了政府研究所，后来并入著名的布鲁金斯学会，这是基金会资助的最早的社会科学项目。当时格林提出的项目是劳资关系研究。由于正好发生与基金会的公司有关的工潮，导致流血冲突，引起社会舆论对基金会本身的批判和怀疑，这项研究遂告流产。
基金会把人文和社会科学正式列入重点是从1936年福斯迪克任会长开始的。他本人是律师出身，担任会长12年，对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工作方向有很大影响。在经济大萧条之后，二战前夕，整个西方社会都有一种危机感。人们见证了在生产力突飞猛进中的经济崩溃和社会危机，以及与巨大财富并存的广大群众的极端贫困；意识到物质财富和科学发展不但不一定造福人类，而且可以成为灾祸，所以二三十年代是社会科学长足发展的时期。福斯迪克就属于有这种强烈意识的人。他不断强调，如果不能找出解决复杂的社会和人际关系中日益严重化的问题之道，在这个世界上医学和科学将失去意义。他大声疾呼，人类对自然的征服超过人类控制自己的能力的危险性。因此他主张公益事业的范围应该扩大到关注社会问题和人的关系问题，并在其12年的任期中竭力贯彻到基金会的工作中。
在此之前，1922年洛克菲勒为纪念亡妻劳拉，斥资7400万美元设立的劳拉·斯贝尔曼·洛克菲勒纪念基金（Ｌａｕｒａ Ｓｐｅｌｌｍａｎ Rockefeller Ｍｅｍｏｒｉａｌ Ｆｕｎｄ）已经为赞助社会科学打下基础。那是其主任拉默尔（ＢｅａｒｄｓｌｅｙＲｕｍｌ）的主导思想。拉默尔是学心理学专业的，他一上任就确定以社会科学为中心任务，并以极大的热忱进行。该基金存在仅7年，用于发展社会科学的拨款达4100万美元，其中最重要的建树是在1923年赞助成立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ｕｎｃｉｌ），至今该组织仍是美国促进社会科学各专业的发展、交流和合作最重要、最权威的机构。其资助从事社科研究的对象有布鲁金斯学会，太平洋关系学会，全国经济研究局，芝加哥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哈佛大学的专题项目以及耶鲁大学人际关系研究所等，此外还有欧洲许多国家的高等院校和个人的单项研究。1928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接管劳拉纪念基金之后，关于社会科学方面的工作连同其资助模式都一并继承下来，成立了社会科学部。这一部门首先遇到的就是1929年的股市崩溃和继之而来的大萧条。30年代初，基金会拨款150万美元用以缓解由经济萧条造成的苦难，并由董事会指定一个专门小组负责此款项的用途，其中包括资助布鲁金斯学会、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美国城市协会等组织对当时的经济社会现象进行研究，还资助政府全国经济研究局500万美元。
福斯迪克上任以后，基金会取得共识，一致决策以社会科学为新的突破口。确定的重点有三：经济稳定、公共行政管理和国际关系。
第一项的提法是“经济稳定”而不是一般的经济学，这是有针对性的。其主导思想是认为过去的经济学家提出各种假设和理论，想像力有余而证据和归纳法的研究不足，现在有了先进的研究手段，应该提倡以经过科学验证的事实和知识来代替猜想。提出的研究方向有二：改进对经济周期的统计记录以便更加准确地找出其各种成因；探索减轻经济不稳定所造成的危害的切实可行的措施。基金会在将近20年中为此项研究拨款数百万美元，资助对象在继承前述劳拉纪念基金的基础上有更大的发展，包括国内外大学有关科系、项目和个人等，难以列举。其中突出的有国际联盟的金融经济情报中心，英国牛津大学的统计学所关于经验与量化的研究，剑桥大学的应用经济学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对政府财政的经济后果的研究，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斯坦福大学的粮食研究所，哈佛大学关于在美国经济结构变化过程中国家资源配置的长远问题等等。中国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于1928年成立后不久就成为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亚洲资助的重点，因此得到较大的发展，在与实际相联系的研究课题上作出成绩。另一方面，基金会尽管强调联系实际，但并非急功近利，例如1940年起，基金会拨款通过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开展美国经济史的研究，以便“真正理解”美国经济变化的原因、路径和意义。此项捐助连续十多年，大大提高了美国经济史的水平，使之成为一门得到承认的学科（关于经济史的研究也是卡耐基最早开始的项目，1902年卡耐基研究所刚一成立就遴选一批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写美国经济史，不过后来没有持续下去）。
在行政管理方面，基金会项目的
主要目的是为政府提供合格的工作人员，以配合40年代罗斯福“新政”之后政府迅速扩大的需要。基金会为此捐资给一系列大学培养此类人才，特别具有开创性的是在哈佛大学建立行政管理研究生院和在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设立在职公务员进修的计划。从20年代到50年代的30年间此项捐助达1100万美元，还不包括其他单项捐助。另一项特殊的工作是在芝加哥建立公共行政交流所，为政府各部门的公务人员提供跨行业的交流工作经验、研究成果的机会，对提高公务员素质、开阔眼界和促进“团队精神和建立某种职业道德标准”都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基金会在资助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时从长期着眼。基金会有关负责人意识到，这种研究不可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而且与自然科学不同， 很多问题不可能有公认的定见，要长期争论下去，但是他们深信，对人的价值观和人际关系的加深理解是人类进步和幸福的关键所在，因此不惜对这类项目拨巨款。有关国际关系的研究和资助国外的情况将在第七章介绍。在美国国内，基金会发起的一个重要项目是1952年开始的法律和政治哲学的研究，目的是帮助战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者深入这一领域的研究，其内容从重新认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洛克、伯克等的古典政治哲学理论到质疑当代的宗教和经济势力以及自由、公正的观念。有一大批五六十年代崛起的杰出政治思想学者和著作在这一项目资助下涌现出来，在十年中出版了40部重要的著作。基金会甚至在60年代就已开始资助一些前沿的课题如：外空的国际法、世界政治中的外空等。
文学艺术也是基金会资助的对象，早期集中在古典方面。例如普林斯顿、哈佛、耶鲁、芝加哥、密歇根等一些名牌大学的艺术、考古、古代史、古典文学、艺术博物馆专业，以及希腊、罗马和埃及的考古发掘都接受过大量资助。30年代以后逐步改变这种厚古薄今的方向，资助重点改为鼓励艺术创新和在这方面的杰出人才，以及艺术团体、学校和其他机构。三四十年代基金会对美国戏剧发展的贡献为众人所公认。它资助了当时在各大学蓬勃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