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的归宿-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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裨虻扔诿夥压愀妗Ｔ谒爸平∪那榭鱿拢柙钍敲馑暗模敲匆跃柙次咀龉愀婢涂梢运惚湎嗵铀啊Ｔ诘鼻埃嗟倍嗟钠笠等耸慷源巳鲜痘故悄：摹Ｗ魑缎绿趵钒洳己蟪闪⒌谋本�14家基金会之一，“光华慈善基金”（2005年4月成立）提出的几句话也许可以代表一种扭转旧观念、值得推崇的新的理念：“让我去爱而不为感激；让我去做而不为赏赐；让我尽力而不为纪念；让我受苦而不为关注。”
（4） 对境外组织需要有明确的态度。
前面已经提到，境外的公益组织实际上在中国大陆已经遍地开花，并与中国的组织建立了多方面的合作，只是行事低调，很少见诸媒体。不过自《新条例》公布以来，境外团体也开始活跃起来，并公开亮相。2005年9月由“全球消除贫困联盟·中国筹委会”（GCAP China）与“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共同在北京举办了“2005全球消除贫困联盟——中国千年发展目标论坛”，有11家国际民间组织和150家中国民间组织参加，并通过了《2005全球消除贫困联盟北京宣言》。这是带有标志性的大事。“全球消除贫困联盟”是100多家国际NGO于2004年在约翰内斯堡成立的联盟，旨在推动各国政府实现于2000年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通过的《千年宣言》中所承诺的目标（包括消除贫困、发展教育、可持续性发展等）。此后，包括“国际行动援助中国办公室”、“香港乐施会”、“英国海外服务社中国办公室”等7家国际组织发起成立“全球消除贫困联盟·中国筹委会”，于是就有了9月的盛举。这是国际组织推动中国民间组织寻找扶贫新模式的一次大活动。
不过，从总体而言，国际NGO在中国的地位仍处于暧昧状态。2005年9月28日《公益时报》发表署名评论，题为“国际NGO考验中国政府智慧”，其中提到，中国政府对在中国的国际民间组织似有不成文的规则：
如果他们给钱，我们欢迎；给一些技术与经验，我们也接受；对其西方文化与价值观的传播，我们基本上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对于他们从事维权活动，特别是与政治有关的活动，绝对禁止。而NGO的一切行为，又恰恰是基于他们的文化与价值观念体系之上。……中国政府……是关上大门，挡住国际NGO潮流，还是张开双臂，拥抱国际NGO的进入？是放任不管，继续让这种尴尬现状延续，还是提早加以引导，纳入和谐社会建设的正轨？这是考验中国政治家们智慧的时候了。
笔者认为，这段话是迄今为止公开发表的最切中要害的评论，故摘录于此。
总之，民间公益事业的兴旺已成不可阻挡之势，一则是有大量的需求，二则是有供应的潜力，三则朝野各方的觉悟迅速提高。其实，捐赠不一定与“发财”相联系，理应是人人随时可行之事。在美国，一般有固定收入的人每年或多或少都做一些捐赠，渠道多而方便，而且也不一定是有意识地“发善心”、“献爱心”，也不需要得到表扬，因为这已是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之事。在我国现有的国情条件下，政府与其每年大力宣扬表彰慈善先进人物，不如进一步转变观念，不以少数人可能做坏事而妨碍多数人做好事（对待国际国内均适用），逐步取消限制民间公益事业的障碍，以完善的法律和政策加以引导，庶几可以兴利除弊，形成慈善公益事业百花齐放的局面。就近期而言，这样可使蕴藏在民间的财富和积极性有方便而通畅的渠道发挥出来，填补大片社会急需之空洞而节省政府的财力物力，同时调节贫富，缓解社会矛盾；就中期而言，这是实现我国从人治走向法治，改革政府职能的一大进步；就长远而言，逐步使公益事业进入人们日常生活，可以改变社会风气、公众观念，树立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和自助精神。总之，既利国利民，对执政者也有百利而无一害，何乐而不为？
注释
① 以下所有资料来源除特殊提到外，多综合自有关组织在网站上或印刷刊物上公布的资料、《公益时报》、《中国发展简报》，以及作者与有关人士的谈话中直接了解到的情况。
《财富的归宿》 第二部分概论（1）
第一章概论
美国渐进的改良进程中有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就是私人公益事业，基金会是其中一种形式，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①它对20世纪美国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无法估量，有论者称：“美国重要的文化项目，无论大小，鲜有不直接或间接与基金会的哲学思想或影响有关的。”②此话毫不夸张，而且美国基金会的影响超越国界而
遍及全世界。本书讨论的范围主要是整个20世纪美国基金会这一事物的兴起、发展和演变及其在美国以及全世界的作用。
基金会本身是矛盾的体现，有人说它是“靠平等社会给予的特权而存在的贵族机构，是违反‘经济人’的本能而用于公益目的的高度集中的私有财产”。③那些大财团巨头在致富过程中巧取豪夺、残酷无情，如老卡耐基、老洛克菲勒之流有“强盗爵爷”（Robber Barons）的绰号；而他们在捐赠中又如此热忱慷慨、急公好义，以社会乃至人类的福祉为己任。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矛盾现象，体现了一种双重人格，这种双重人格从某种意义上也是美国国民性的缩影。
个人发财致富后捐赠一部分财产于公益事业，古已有之，中外皆然，非美国所独有。在欧洲主要由教会兴办的各种慈善事业，远在罗马帝国时代就已存在；在我国“为富而仁”、“乐善好施”也是传统美德的一部分。不过这些与正式的基金会还不是一回事。19世纪的欧洲、俄罗斯和美国已经开始有少数名目不等的私人基金会。但是基金会成为一种完备的制度，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和影响之重要，确实是20世纪美国的独特现象。
美国基金会中心给的正式的“基金会”的定义是：“非政府的、非营利的、自有资金（通常来自单一的个人、家庭或公司）并自设董事会管理工作规划的组织，其创办的目的是支持或援助教育、社会、慈善、宗教或其他活动以服务于公共福利，主要途径是通过对其他非营利机构的赞助。”
美国基金会多如牛毛，而且在不断变化中，每年都有新的出现，资产大小差别极大，自定的目的也五花八门。每个基金会的资产因股市升降而每年有所不同，很难作精确的统计。到20世纪70年代，基金会的资产占去大约1％的美国财富， 并且大部分集中在前十几家最大的基金会手中。其捐赠率的增长略高于国民收入的增长，30年代占2％，70年代占3％，相当于人均90美元；捐赠占全部公益捐赠的9％，投资占全美股票的2％，占有组织的投资的13％，这个数字是所有大学投资总额的两倍，虽然只相当于人寿保险公司的1/8。④
根据美国《基金会年鉴》2000年版所提供的数字，资产在300万美元以上、年捐款在20万美元以上的基金会共有10492家（两年以前的数字以200万美元资产为起点还只有8642家），不到全美大小不等的正在活动的基金会总数的1/4；不过其资产总数为3580亿美元（1998年的数字为2470亿美元），占全体基金会资产的90。5％；累积捐款总数为178亿美元（1998年为124亿美元），占全体基金会捐款数的91。6％。以资产和捐款所作的排名每年都略有变化，福特曾独占鳌头，遥遥领先多年，近年有所变化，不过名列前茅的大体上仍是同样的几家，只是名次略有变动。根据2000年的排名，以资产论，前10名如下：
（1） 利里（Lilly Endowment Inc。）14238193778
（2） 福特（Ford Foundation）9675452326
（3） 帕卡德 （The David & Lucile Packard Foundation）9577894120
（4） 格蒂 （J。 Paul Getty Trust）8002901409
（5） 约翰逊 （Robert Wood JohnsonFoundation）7867784532
（6） 凯洛格（W。 K。 Kellogg Foundation）6387840996
（7） 盖茨 （Bill & Melinda GatesFoundation）5368694377
（8） 皮尤 （The Pew Charitable Trusts）4734121560
（9） 麦克阿瑟 （The John D & CatherineT。 MacArthurFoundation）4168672836
（10） 伍德拉夫 （Robert W。 WoodruffFoundation）3677079393
以捐款排名（数字只列前三名，以下从略）：
（1） 福特440400415
（2） 利里425188708
（3） 约翰逊289143569
以后依次为：（4） 帕卡德、（5） 凯洛格、（6） 皮尤、（7） 纽约社区信托基金、（8） 梅隆基金会、（9） （索罗斯）开放社会、（10）麦克阿瑟基金会。
《财富的归宿》 第二部分概论（2）
位居元老的卡耐基和洛克菲勒基金会，资产排行分别为第31（14亿多美元）和第14（33亿多美元）位，捐款数则洛克菲勒基金会排第11位（1。13亿美元），卡耐基基金会降至第58位。⑤20世纪最早成立的塞奇基金会已经出了前100名。可以看出，各基金会的资产排名与捐赠排名不一定一致，在100名之内的大基金会的社会影响也不一定完全与捐赠数成正比。关于卡耐基基金会，需要说明的是，通常称为基金会的纽约卡耐基集团只是卡耐基捐资成立的基金会之一，其他还有例如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等等都各有分工。不论其资产排名第几，卡耐基、洛克菲勒和福特基金会是最持久、最有代表性、活动面最广、思想性最强、影响也最大的。另外，盖茨基金会在2000年的年鉴中还排列第7位，此后盖茨又有新的捐赠，至2001年已超过福特基金会，跃居第一位，根据2002年4月报道，其资产为233亿美元，捐出12亿美元，远远超过福特基金会。⑥
根据《基金会年鉴》的分类，主要有以下四大类基金会：
（1） 独立基金会。其资金来源大多数是个人或家庭捐赠，运作方式是给各种机构的项目捐款。根据其捐赠范围，又可分为“一般目的”和“特殊目的”两种。其中有的在捐款的家庭指导下运作，又称家庭基金会。此类基金会占绝大部分，在《年鉴》列出的1万多个大基金会中有8千多个属于此类。
（2） 社区基金会。从公益目标的角度而言，社区基金会与私人基金会差不多，不过其资金来源不是一家而是多渠道的，而且包括地方政府的拨款，可谓公私合营。更重要的区别是，在税法中，作为公共慈善组织，其适用的管理条例与私人基金会不同。
（3） 公司基金会。资金来源是营利的企业捐赠，但是作为独立机构运作，主要还是通过捐款运行，多数为一般目的，但也不排除与公司业务利益有关的考虑。公司基金会的业务与公司从其本身的资金中所作的直接捐赠在法律上是严格区分的。
（4） 运作型基金会。资金来源多为单一的私人或家庭，自己按照既定宗旨运作，而不是捐款给他人，有一些类似非营利的研究机构。在税法对待上与独立基金会有所区别。此类基金会数目最少。
20世纪在美国发展起来的如此众多而庞大的基金会，有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原因：物质方面积累起这样巨大的私人财富，以至于花钱成为问题，这是美国特有的；而更重要的是思想传统和社会价值观方面的原因。这样一种威力巨大的事物产生和发达于20世纪的美国绝非偶然，它与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由主义思想传统分不开。东方社会的传统是有困难的人或老弱病残靠家族和亲友照顾；而在欧洲，有着长期封建制度的国家，其阶级关系比较固定，社会舆论对贵族大户为社会公益作贡献的期望值较低，有所捐赠主要通过教会。到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到贫富悬殊尖锐化时，资产者和劳动阶级截然对立，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开始高涨，不论是革命还是改良，解决之道主要是由政府抑富济贫，从而产生福利国家，私人公益事业可发挥的余地较小。美国传统思想中阶级地位“世袭”的成分较少，社会舆论认可通过个人奋斗白手起家发家致富，不大苛求其手段；同时，社会对富人有一种压力，期待他们对社会做“好事”。这是一种义务，而不是恩赐。正因为这种社会舆论，在贫富悬殊、社会矛盾尖锐化之时，私人捐赠公益事业先于政府的福利政策。其中基督教鼓励捐赠的传统起了一定的作用，“富人进天堂比骆驼进针眼还难”之说多少有点影响。另外，“志愿精神”（volunteerism）在美国有根深蒂固的基础。小罗斯福总统把“四大自由”改为新“四大自由”——言论、信仰、摆脱匮乏、摆脱恐惧，而作为这四大自由加固底座的是第五大自由：“给予的自由”。这几乎成为一种权利而不仅是义务。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给予的自由”成熟为一大部类，现在有余钱就捐给基金会已经成为一种自发的习惯势力。
基金会既然是由私人捐赠，其建立之初，必然体现捐赠人及其家族的意图。但是根据一般规律，家族的影响最多维持两至三代，然而因为现代基金会的结构与企业相仿，主要权力在董事会（不过董事与资财无关），所以大的基金会从法律到实际运作都不大可能长远听命于家族成员，而且家族本身也有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董事会的成员和资金来源都分散化了。很多例子说明，对大基金会的方向真正起决定性影响的往往是某一个时期的执行会长。在各基金会发展的历史中都得力于几位目光远大、有理想、有魄力的会长或顾问，他们任职较长，把自己的整套思想贯彻于基金会的工作中，使基金会带有自己的印记。他们的思想偏好各有特色，不过有几个共同点：胸怀大志，动辄以“全社会”、“全人类”的幸福和进步为目标；强调向问题的根源开刀；领导成分无论怎样变化，都是上层精英的代表。他们的大致目标和思想差不多，既雄心勃勃，又带有理想主义，以完善美国乃至全世界为己任。尽管侧重点各有特色，甚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