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与谬误-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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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带来负面影响，比如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等。不过他相信“人类将获得时代的智慧”，以日趋完善的“社会文化技术”（techniques　　of　social　cultures）和更加发达的科学来减少和防止有关弊端。马赫的无神论和教育思想中也有许多富有启发性的训诲。　　　　　
　　马赫哲学（或广而言之马赫思想）不仅仅是有着丰富内容和敏锐洞见的思想集合，它也浸透了马赫本人所具有的鲜明的精神气质。这就是：启蒙和自由，怀疑和批判，历史和实践，兼融和宽容，谦逊和进取。借用石里克的“青春哲学”的语言来讲，马赫的一生是“青春化”的一生，他对知识和事业的热情像“青春的热情”一样，是“燃烧着同样的火焰与光辉的”。　　　　　
　　马赫是批判学派的首领（这个思想学派的成员还有彭加勒、迪昂、奥斯瓦特德、皮尔逊）。批判学派的科学思想和哲学思想对十九和二十世纪之交的物理学革命、对本世纪初维也纳小组的形成和二十年代兴盛的逻辑经验论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马赫在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马赫是爱因斯坦的思想启蒙者和先师，是维也纳学派的始祖和逻辑经验论的教父。时至今日，马赫哲学也未完全遁入古老幽深的典籍王国，成为历史博物馆的陈列品。他的明睿的眼力，深邃的洞见，恢宏的气度和迷人的魅力，仍会在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熠熠生辉。　　　　　
　　《认识与谬误——探究心理学论纲》（亦可译《知识和错误》）的缘起是这样的：在一八九五/一八九六年冬天，马赫开设了一门“探究的心理学和逻辑”的课程，力图把探究的心理学尽可能地还原为对科学而言朴素的概念。后来，马赫自由地处理了所选的那些材料，使认识论的心理学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形成全书的主干。可以说，该书是作为一位摆脱了任何体系的朴素观察者的马赫四十年教学和实验研究的智力结晶。书名是从该书第七章借用的，他在这一章讨论了，从同一心理来源衍生出的知识和错误，如何仅仅在对特定环境经验过的结果的基础上才能区分开来；错误像知识一样，也是推进认知的矫正物。　　　　　
　　《认识与谬误》一九零五年初版于莱比锡，在不到一年内即售罄。次年，接着出了第二版，它与第一版没有实质性的不同，马赫没有机会作根本的修订。在马赫一九一六年去世后，该书还出版了三个版本（一九一七年，一九二零年，一九二六年），它们与第二版几乎没有差别。据马赫的儿子路德维希讲，第三版只收录了他父亲在书页边的校正。《认识与谬误》至少部分地被译为法文（一九零八年）、俄文（一九零九年）和土耳其文（一九二五年），但直到七十年后才被译为英文（一九七六年）。英译本是由德文第五版（一九二六年）翻译的，中译本即由此英译本移译。　　　　　
　　《认识与谬误》是马赫的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最清楚、最集中、最综合、最成熟的阐述，是马赫科学哲学的创新卷。马赫希望，“这将激励年轻的同行、尤其是物理学家作进一步的反思，把他们的注意力引向某些毗邻的领域，他们倾向于忽略这些领域，而这些领域却向任何探究者提供了许多关于他自己思考的阐明。”当他把新出版的书寄给威廉·詹姆斯时，詹姆斯回信说：“您的《认识与谬误》使我充满欢乐——当我能够接触到它时，我将贪婪地读完它。”美国科学史家E．N．希伯特在评论该书时说：“这些文章中所接触的观点时时给读者留下下述印象：马赫的学识渊博，他的深刻的、有价值的、第一手的实验敏感性，当然还有他倾注在文字材料中的杰出的、诙谐的、批判的气质，……科学的洞察，丰富而中肯的警句，对习俗和权威的漠视。”　　　　　
　　我想，阅读《认识与谬误》的读者肯定会有同感。该书的确不时闪烁着思想的珍珠。例如，马赫多次强调，科学理论是暂定的、不完善的尝试，其结果依然是成问题的，需要用研究和经验来修正或矫正；任何观察都已受到理论的影响；一些人的错误也往往在它们的结果方面比另一些人的发现更富有成效等等。尤其是，马赫的下述论断更具有沦肌浃髓的震撼力：科学家的观念是否符合某个给定的哲学体系，则是完全次要的事情，只要他能够利用它们作为研究的起点就行；不要寻求救世的根本教义，更不必说唯一的教义了；……至于各章的具体内容，我就不多此一举评说了，相信读者会见仁见智，自有一番品味在心头。　　　　　
　　本译著从一九九八年六月底始译，到年底大体译完，中间除穿插一些临时性的作业外，费时整整四个月。时值世纪末，社会上的潮流和时尚日日变幻，外快和浮名时时诱致。在学术界和思想界，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之类的事也屡见不鲜。真正的学人势单力薄，回天乏力，也只能操守自持，独善其身。因为他们深知，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心灵的荒芜和精神的苍白；因为他们明白，虚誉是短命的，政治是暂时的，而思想是长久的，逻辑是永恒的。如此而已，岂有它哉！　　　　
　　（李醒民）　　　　　　　　　　
《认识与谬误》　
恩斯特。马赫著　洪佩郁译　　　　　　　
第一版序　　　　
　　　科学家一点也不是哲学家，甚或不想被人称为哲学家，但是他强烈地需要揣测他藉以获得和扩展他的知识的过程。这样作的最明显的方式是仔细地审查在人们自己的领域和比较容易达到的邻近领域里知识的成长，尤其是察觉引导探究者的特殊动机。对已经接近这些问题的科学家来说，由于常常经历进行解答的紧张和此后达到的放松，这些动机应该比其他人更为显而易见。因为几乎在每一个新的重大的问题解答中，他将继续看见新的特征，所以他将发现系统化和图式化更为困难，显然总是不成熟的：因此他乐于把这样的方面留给在这个领域具有更多实践的哲学家。如果科学家把探究者的有意识的心理活动看作是动物的和在自然及社会中的人的本能活动的变种，即有条理地阐明、加强和精练的变种，那么他会感到心满意足。　　　　　
　　如果使方法论的知识系统化和有序化的工作在科学发展的恰当阶段合适地进行，那么就务必不要低估这项工作。但是，人们必须强调，如果完全能够取得探究实践，那么与其说它将通过苍白的抽象公式推进，毋宁说通过特定的生动例子推进，抽象公式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具体例子才变得可以理解。因此，其引导对科学研究的门徒而言实际上有用的例子在最重要的科学家那里，诸如在哥白尼、吉尔伯特、开普勒、伽利略、惠更斯、牛顿以及较近的J．F．W．赫谢尔、法拉第、惠威尔、麦克斯韦、杰文斯等人那里。像J．F．弗里斯（Fries）和E．F．阿佩尔特（Apelt）这样具有伟大功绩的人虽然大大地推进了科学方法论的某些领域，但是他们并未完全成功地使他们自己摆脱先入之见的哲学观点。这些哲学家，甚至科学家惠威尔，由于信奉康德的概念，在十分简单的科学问题上被迫遁入相当怪诞的概念，我们将在以后看到这一点。在较年长的德国哲学家中，F．E．贝内克（Beneke）似乎是唯一能够使他自己完全摆脱这样的的无条件地相信英国科学家的偏见的人。　　　　　
　　在一八九五／一八九六年冬天，我开设了“探究的心理学和逻辑”这门课程，我在课程中力图把探究的心理学尽可能地还原为对科学而言朴素的概念。本书基本上自由地处理了所选的那种材料。我希望，这将激励年轻的同行、尤其物理学家作进一步的反思，把他们的注意力引向某些毗邻的领域，他们倾向于忽略这些领域，而这些领域却向任何探究者提供了许多关于他自己思考的阐明。　　　　　
　　实施起来无疑将被各种不足弄糟。虽然我总是对邻近我的专业的领域和哲学极其感兴趣，但是自然而然地是，我作为一位周末猎手愿意在这些领域的某一些之中，特别是在最后的哲学中漫游。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幸运地发现，我的科学立场趋近众所周知的哲学家诸如阿芬那留斯（Avenarius）、舒佩（Schuppe）、齐亨（Ziehen）等人的立场与他们的年轻同事诸如科内利乌斯（Cornelius）、彼得楚尔特（Petzoldt）和舒伯特－索尔德尔（v．Schubert－Soldern）的立场，以及某些著名科学家的立场，那么这在于当代哲学的本性，即我的观点引导我完全摆脱了其他重要的哲学家。我必须对舒佩说：在我看来，超验的领域被封闭了。而且，如果我坦率地强调，它的居民甚至不能引起我的好奇心，那么我本人和许多哲学家之间的巨大隔阂就变得明显了。因此，我已经明确地声明，我不是哲学家，而仅仅是科学家。不管怎样，倘若我时常在某种程度上被冒失地计入哲学家之内，那么这个过错不是我的过错。但是，很明显，我也不希望在某种程度上以下述方式成为盲目地把他自己交托给单独一个哲学家指导的科学家，而莫里哀（Moliere）笔下的医生也许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期望和要求他的病人的。　　　　　
　　我为科学认识论和知识心理学而尝试的工作是如下进行的。首先，我不是旨在把新哲学引入科学，而是从科学中清除陈旧的和僵化的哲学——甚至一些科学家对这一努力也相当不满。在若干年作出的许多哲学陈述中，哲学家本人已经辨认出一些是错误的，或者已经如此清楚地标示出，以致任何无偏见的人都能轻易地识别这样的错误。在错误较少遇到活跃的批判的科学中，错误比较长久地幸存下去，正如在没有捕食者的遥远的岛屿上无防卫的物种可以不受伤害一样。这样的宣言在科学中不仅是无用的，而且产生讨厌的和无效的假问题（　pseudoproblems），没有比抛弃它们更值得了。如果在这样的行动中我做了某些有用的事情，那么信誉实际上属于哲学家。倘若他们谢绝称赞，那么下一代人也许比他们自己希望所是的更公正地对待他们。此外，在四十多年间，我有机会作为一位摆脱了任何体系的朴素观察者，在实验室和讲演厅二者中看到知识进展的方式。我力图在各种著作中记下它们。然而，我在那里创立的东西并不是我独有的财产。其他留心的探究者常常做出相同的或十分相似的发现。虽然科学家的注意力较少被吸引到紧迫的专门的研究问题——这些问题引起沉陷入忘却的许多方法论的发现，但是我能够贡献给探究心理学的东西必定早就牢固地为他们所拥有。这正是我认为我的工作将不是徒劳的原因。也许有一天哲学家可能承认我的事业是对科学方法论的哲学阐明，并将在半路上和我相会。无论如何，即使情况并非如此，我也希望它对科学家有用。　　　　　
　　维也纳，一九零五年五月　　　　　
　　E。马赫　　　　　　　　　
《认识与谬误》　
恩斯特。马赫著　洪佩郁译　　　　　　　
第二版序　　　　
　　　第二版的文本与第一版的文本没有本质上的不同。时间不容许，确实也没有机会作根本的修订。我必须补充说，若干批判性的意见为我所知时已经太迟了，以致无法考虑它们。　　　　　
　　在相关内容的著作与本书第一版同时面世或稍后出版的情况下，我以注释的形式增补了它们的参考书目。在我自己的基本观点和耶鲁萨莱姆（　Jerusalem）的观点之间的比较密切的关系，通过他的著作《批判观念论和纯粹逻辑》（Der　　Kritische　Idealismus　and　reine　Logik，1905）揭示出来。无疑地，正是我们的专家立场的差异，妨碍我们认识到，我们相互之间是多么接近。这种接近的原因必定极可能在曾经激励过我们二人的生物学（尤其是进化论）中找到。我在斯托尔（Stohr）的高度独价性的《从心理学的观点看逻辑指南》（Leitfaden　　der　Logikin　psychologisierender　Darstellung，1905）中发现了若干默契之点和许多激励。迪昂的《物理学理论的目的和结构》（La　Theorie　Physigue，son　object　et　sa　structure，1906）使我极为高兴。我并未希望这么早地在任何物理学家那里找到这样广泛的一致。迪昂拒绝对物理学中的问题作任何形而上学的诠释。他看到以概念上经济的方式决定事实是那门科学的目的。对他来说，提出物理学理论的历史的和发生学的方法似乎是唯一正确的方法，在教学法上也是最有效的方法。这些是我足足三十多年间倡导的观点。我之所以更加重视我们之间的一致，是因为迪昂完全独立地达到相同的结果。同时，必须说明的是，我在本书中无论如何原则上强调了常识思维和科学思维之间的亲缘关系，而迪昂则特别阐明了常识的观察和思维与物理学家的批判性的观察和思维之间的差异。为此理由，我应该乐于把他的书作为对我自己的书的补充和解释予以推荐。在接着的篇幅中，我将常常有机会提到迪昂的见解，只是偶尔在次要之点上注明看法的差异。　　　　　
　　维也纳，一九零六年四月　　　　　
　　E。马赫　　　　　　　　　
《认识与谬误》　
恩斯特。马赫著　洪佩郁译　　　　　　　
第一章　　哲学思维和科学思维　　　　
　　　第一节　　　　　
　　在简单的、不变的和有利的条件下生活的低等动物，通过它们的天生的反射使自己适应直接的环境。这通常足以在一段合适的时期维持个体和种族。如果动物能够适应较广泛的空间和时间环境的范围，那么它就能够经受更为复杂的和较少稳定的条件。这需要空间和时间方面的远见，而这种远见首先被比较完善的感觉器官满足，随着日益增长的要求被想像生活的发展满足。确实，具有记忆的有机体与通过它的感觉能够达到的视野相比，在心理的视野方面拥有更广泛的空间和时间环境。可以说，它甚至察觉到毗邻直接可见的领域，在任何感觉器官报告猎物或捕食者之前，就发现它们趋近。对原始人来说，保证优于他的动物同伴的程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