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经济学遇上生物学和心理学-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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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进化时间线上存在着经济的跃迁：起初是在群落中平均分配经济财富，接着等级财富成为部族里地位和权力的标志；随着群落和部族结成酋邦和国家，平等主义分崩离析。故此，在当代世界，我们获取更多财富的自私愿望与追求平等的社会愿望（至少，人不应当太与众不同——不要太富，也别太穷）之间出现了紧张局面。在庞大的现代国家，既有人一贫如洗，也有人富可敌国，人们为此惊慌失措。于是，大多数国家都制定了削富补穷的政策，因为我们进化时住在一个零和（不是赢，就是输）世界，有人赚了钱，就意味着有人亏了钱。这就是为什么以捕猎采集为生的原始人极度重视互利互惠和分享食物，为什么他们会进化出共享捕猎采集等集体劳动成果的风俗与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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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节：当经济学遇上生物学和心理学（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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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方说，东巴拉圭的游牧民族阿契人（Ache），以捕猎采集为生，由男性负责远行找食。猎取到的肉食，由整个部落所分享，打到猎物的单个猎人，并不拥有自己的战利品。然而，人类学家金姆？希尔（Kim　Hill）和西拉德？卡普兰（Hillard　Kaplan）发现，最出色的猎人更受女性垂青，存活的后代多，繁殖成功率高。此外，希尔和卡普兰还注意到，由于捕猎队伍的参与者流动性强、不固定，部落会用照料孩子、拔擢地位这类实际的社会奖励方式，鼓励出色的猎手远行捕猎。又因为捕猎的成功率低，分享和奖励用得最为普遍；反过来，采集活动出意外的可能性小，果实又便利可得，所以采集所得只在核心家庭内分享。同样道理，因纽特人也有一套制度。在围捕北极熊的过程中，谁的矛对熊发起了第一击，谁就能获得这头熊皮的上半身当做奖励。又由于熊皮的长毛是装饰女性靴子用的，拿到这种奖励，会让猎手得到家人的额外赞誉。男性喜欢打动女性，享有地位，获得同性的赞誉，这一心态可以为社会群体的利益所用。
　　如今，我们不再生活在一个零和的世界。凭借科学和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提高，我们能用等量，甚至更少的资源创造越来越多的食品。可我们的大脑，依然像从前生活在零和的“中土”世界那样运转。
　　我们为什么拒绝自由市场经济
　　伟大的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曾说，“《国富论》与蒸汽机打破了旧世界，开创了新世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J？斯蒂格勒（George　J。Stigler）称《国富论》是“经济学里最重要的实质性议题”。
　　既然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如此深刻又确凿，为什么还是有人拒绝接受呢——就好像其他人拒绝接受进化论一样？自然选择和看不见的手——进化与经济——不是人发誓效忠的宗教教条，也不是需要奉为珪臬的信仰；它们是经验世界里的客观现实，正如没人会说“我信仰地心引力”，也不该有人说“我信仰市场”。拒绝接受自由市场经济学，牵涉到若干社会和心理因素。
　　因为人最初生活在捕猎…采集的原始社会，从数十人到几百人的小群体进化而来。在这种小群体里，人人都有亲缘关系，或是彼此熟悉。大多数资源由人们共同分享，财富积累闻所未闻，太贪心、不知足要受惩罚。是以，我们自然而然地对以庞大财富为成功标志的自由市场体制既怒又妒，并指望有什么高高在上的人或物去惩戒、纠正那些贪婪者。不妨称之为进化平等主义。此外，在人类文明史的大部分阶段，社会成员并不享有平等的权利，不能自由地去追求个人成功。导致社会成员经济不平等的原因，不在于他们在动力或天赋上的自然差距；相反，少数酋长、国王、贵族和教士利用不平等的垄断社会制度，以民众的赤贫为代价，图谋私利。对于这种不平等，我们自然会认为它来路不正，并要求自上而下地限制个人财富的积累数量。但凡有人说“他们应该做点儿什么，”这个“他们”必然指的是最有权力的社会制度——对我们而言，也就是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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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节：当经济学遇上生物学和心理学（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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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对经济不确定性的容忍度低得惊人。自由市场混乱无常，不可控制，无法预知。我们大多数人难以容忍这种环境，并惯于指望政府等社会制度为社会带来一定的确定性。人们把地震与飓风叫做“不可抗力”（“acts　of　God”），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我们逐渐依赖“政府力”（“acts　of　Government”）来进行必要的调整，提供保障——尤其是在我们自己做不到这一切的时候。买不起（或自愿不买）保险抵御不可抗力的人往往寄望于政府机构（如联邦应急管理署）在风险降临时解救自己。
　　经济学家丹尼尔？克莱因（Daniel　Klein）讲述过一个全能政府观影响经济政策的可悲例子——连得过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在提出政策建议时也跳不出这个框框。1995年美国经济学会开年会的时候，克莱因问诺贝尔奖得主、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教育券（school　vouchers）将自由市场原则和机制应用到了公立教育上，为什么他却不喜欢。索洛回答说，“并没有什么经济上的理由，所有的经济理由都支持教育券。我不喜欢它，是因为多亏了我们的军队和公立教育制度，我才成了美国人。”克莱因认为，人们拒绝自由市场经济学，是因为“人倾向于把政府看做一种约束力，并为此热爱它”。克莱因称此为“人的浪漫情结”，因为我们共享政府服务、愿意让政府划定“我们圈内人”的界限。“政府创造了有效的永久性公立机构，如道路、供电网、邮政局和学校系统。在此过程中，它确立并强化了包围式共同体验的框架——至少是营造了这种体验的幻觉。”要是有人对政府解决经济或社会问题的方法持怀疑态度，很容易被贴上“圈外人”的标签，当成无因（集体之因）的反抗。
　　大多数人的经济信仰起于部族式的政治承诺，也即自由主义者应当反对不受限制的自由市场，保守主义者则支持之。这其实是穿了另一套外衣的民间经济学。不管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都认可强有力的经济管制和强有力的政府；只不过，他们对管制到什么程度、管制的对象是谁存在不同看法。自由主义者想要企业受管制，政府驻进董事会；保守主义者则想要支大军队，政府开拔进卧室。此处意指自由主义者提倡政府干涉经济，而保守主义者则倡导以法律意志干涉私人活动。——译者注自由主义者呼吁警惕军队里的财政弊端和预算渎职，可我的朋友兼同事大卫？B？施洛瑟（David　B。Schlosser）——他是个商人，也是亚利桑那州的候选议员——却指出，“自由主义者喜欢这么想，只要给政府分派一件‘善意’的任务（比如医疗），就能自动给整个过程注入效力。他们忘了，既然他们先前信不过政府职员能做出什么良好的决策，何以这次就该信得过呢——不都是同一拨人吗？政府官僚会花800美元给军队买扳手，花2　000美元给空军买马桶圈，我们凭什么该把医药放到他们手里？”社会评论员、政治幽默作家P？J？欧拉克（P。J。　O？Rourke）一语双关：“要是你觉得现在医疗保健费太贵，那就等到它自由了再看看价吧！”原文是“free”，也有免费的意思。——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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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当经济学遇上生物学和心理学（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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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部族保守主义者也脱不了伪善之嫌，尤其是他们说，政府要少插手经济政策——但政府给大企业的津贴例外。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给此举安了个恰如其分的名号，“企业福利”，在石油行业、大规模农庄，还有国防承包业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你或许可以说，这种津贴对美国有好处，可它们必然会扭曲消费者惯常的决定。一说到对外贸易，保守主义者同样会放弃自由市场原则，转向部族主义，信奉零和意识形态：在海外生产的便宜产品，没有给美国消费者带来好处，反而是损失了美国的就业岗位和制造业。20世纪，美国的历届执政当局——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扩大了政府规模，调高了所需税金。而且，几乎所有的民众仍然对传统信仰念念不忘：为了让我们的经济健康发展，必须由上而下加以管制。
　　经济是一种复杂适应系统
　　然而，拒绝进化论和自由市场经济学，最常见的理由还在于，以为动物和人天性自私，经济就像诗人丁尼生（Alfred　Tennyson）笔下的大自然，“腥牙血爪”。《物种的起源》出版后，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以一句“适者生存”，令自然选择名垂千古。这是科学史上最引人误解的一种说法。打那以后，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就高举它的大旗，并将之错误地应用到人种理论、国家政治和经济教条当中。连达尔文的斗犬，托马斯？亨利？赫胥黎，也在一系列文章中强化了这种他所谓的生命“角斗”观，形容自然界里“只有最强、最快、最狡猾者，才能在战斗中活到第二天”。
　　这种生命观本来不见得会成为主流。1902年，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社会评论员克鲁鲍特金（Pyotr　Kropotkin）出版了《互助论》（Mutual　Aid）一书，反驳斯宾塞和赫胥黎的观点。他质问斯宾塞：“倘若我们问大自然，‘谁是适者：是那些彼此不断战争的人，还是那些互相扶持的人？’我们立刻能看出，毫无疑问，学会互助习惯的动物才是适者。它们的存活几率更大，因此也获得了智商和身体组织的最大发展。”克鲁鲍特金多次涉足西伯利亚蛮荒地区，他发现动物本性上其实高度社会化、协作化，他认为，这种生存适应性，在进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动物世界，我们看到绝大多数物种都是群居生活的，它们发现联合是生存斗争的最好武器：当然，从广义达尔文主义上看，这里的‘斗争’并不完全是存在的手段，而是对抗一切不利于该物种的自然条件。”人类社会也是一样，不管是“原始人”、“野蛮人”、中世纪城镇，甚至当代社会，都不乏互助的证据。“互相保护就是这样确立起来的，因为只有保护长者，才能积累经验，得到更高的智力发展，进一步培养社交习性，从而维系、繁衍物种，继续向前进化。反过来说，不合群的物种，注定会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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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节：当经济学遇上生物学和心理学（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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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鲁鲍特金或许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但他对人类本性的看法却并非异想天开。他承认，“不同物种当中都存在许多战争和灭绝行为”，可他指出，“个体的自我意识”诚然是人类本性里的另一“趋向”，“与此同时，还有同等程度、甚至更多的互相扶持、互相帮助和互相保护……社交与互斗，都是自然的法则”。
　　这有点儿像是要在自私与无私、竞争与协作、贪婪与慷慨、互斗与互助之间找到平衡。可这种观点完全被斯宾塞、赫胥黎的观点比了下去，可能跟两者的发源地有些关系：英国的经济竞争更激烈，俄国的经济更讲究平等主义。由于亚当？斯密是苏格兰人，人们一早就把他跟自私/竞争的人生观挂上了钩，各方评论家惯例低估（甚至根本不知道）他早期有关道德情操的著作。在这些作品里，他指出人同样具有群居性，有同情心和协作精神。
　　生命错综复杂，好像是设计出来的，所以照我们民间科学直觉的推断，一定有个聪明的设计师。同理，经济错综复杂，好像是设计出来的，所以我们自然倾向认为它需要聪明的设计师。这样一来，我们以为政府就是经济制度聪明的设计师。
　　然而，生命和经济并不是自上而下有意设计出来的；而是自下而上天然形成的，脱胎于较简单的系统。应急理论和复杂理论（皆认为复杂系统源自简单系统）中都可找到这种解释的身影。生命与经济，跟语言、文字、法律、文明和文化一样，都是天然出现的，是系统自我组织的突现特征，无需聪明工程师设计的蓝图帮助。这种现象并不需要神或政府来解释。相反，自然选择和看不见的手恰好说明，奋力求生、追求自身利益的个别生物和人，如何产生了复杂生态系统和经济的突现特征。我们稍后即将看到，生态和经济都是复杂适应系统：在这种系统中，个别粒子、部分或主体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处理信息，学习，使行为适应变化的环境。
　　生态是一种复杂适应系统，通过进化，解决如下问题：在大型生物群落里，诸多互不相干的生物如何以相对和谐的方式共存。经济是一种复杂适应系统，通过进化，解决如下问题：大城市里诸多互不相干的陌生人如何以相对和谐的方式共存。查尔斯？达尔文和亚当？斯密，分别以独特的方法尝试解决各自的问题，却在偶然之间一起发现了一条精确的解决途径（事后我们才知道，这条解决途径，其实是一种高屋建瓴的大范围现象）：复杂从简单中脱胎而出。其关键在于，我们的个别本性与进化系统的本性如何相互作用，如何影响我们自身和复杂适应系统的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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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节：当经济学遇上生物学和心理学（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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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0章　津巴多的“斯坦福监狱”实验
　　2004年4月29日，星期四，美国人自“9？11”事件后再度遭到震惊——巴格达城外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监狱里传来的虐囚消息，暴露了我们在伊拉克战争里不为人知的阴暗面。穿着士兵服和T恤的美国女兵用狗项圈拉着伊拉克囚徒穿过走廊。一群裸体男人，羞辱地垂着头，两名美国大兵站在一旁，露出自以为是的胜利微笑……还竖起大拇指！一群裸体男人，难堪地挤在一间房里，头上罩着布袋，双手无力地掩着羞处。两个伊拉克男人在模拟口交场面。壮硕的士兵牵着两条比利时牧羊犬，正作势要放狗去咬惊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