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辩之美-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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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了。申格医生寻找每一个他能找到的方法来逃避事实。直到他不能再四处逃避的时候，他才承认了我们的每一个看法，这与邱吉医生所承认的一模一样：情感生活的重要性，情感对行为的作用，情感是行为的主导因素正如每一位熟悉精神病学、熟悉人的机体系统的人所知道的一样。
法官大人，对此，您有什么疑问吗？是除了对这两名证人，即邱吉医生和申格医生所说的以外的疑问呢，还是除了帕特里克医生为我们所作的证词以外的疑问？他们在他们的检查中做了些什么呢？这些精神病医生有什么样的机会呢？非常明显，这些精神病医生并没有什么机会。邱吉医生、帕特里克医生和科隆尔医生走进了那两个孩子呆着的屋子。在此之前，那两个孩子已经在本州检察官的办公室里呆了60个小时。孩子们的身旁都是警察、保卫人员、侦探和本州的检察官们，他们的人数大约有12个或是15个。于是，就在这样的一间屋子里，这两个孩子讲述了他们的故事。当然，他们的听众对他们的态度还是友好的。我知道，我的朋友克劳尔检察官的态度是友好的，因为我曾看过好多张有关克劳尔检察官和这两个孩子在一起拍摄的各种各样的照片。
当我第一次看见那些照片时，我相信，这些照片说明了他对那两个孩子的友好。但是现在，我则倾向于认为，他拍摄那些照片，就如同一个律师到乡村去钓鱼，然后和他所捕捉的鱼儿一起照了张像是一回事。但是，这却使那两个孩子毫不怀疑地相信，这些人是他们的朋友。他们被领到了那间屋子，所有的人都在那里。发生了什么事？两个孩子讲述了他们的故事，这就是一切。当然，科隆尔医生记住了很多其实并没有发生的事对于他的这种行为，我们早就预料到了同时，科隆尔医生也忘掉了很多其实已经发生了的事情这，我们也早就预料到了。至于那些诚实的证人，他们说，当时他们只谈了一会儿关于鸟的话题，以及有关这个案件的一些情况，除此之外，他们就没有谈别的事了。而且，他们把他们所谈的内容都上报给了检察官。帕特里克医生和邱吉医生从那些交谈中，而不是从别的什么交谈中，看出这两个孩子并没有显示出常人应该显示出的那种情绪反应。这两个医生还明确表示，这起谋杀案的发生，使他们认为，他们应该测试一下这两个孩子的思维是否正常。同时，这两个医生都认为，当时孩子们周围的情况很不适合做这样的检查。他们也都承认，他们还需要一个更好的机会，才能对这两个男孩得出可靠的结论。
他们所说的最多的事就是，当时他们看不出这两个男孩的行为有什么不正常的迹象。
好了，法官大人，没有一点可能进行检查的专家和精神病医生们作证说，这两个孩子当时是正常的。
申格医生做了一件更了不起的事。在他走进这个法庭之前，他从没有见过那两个孩子，除了一次例外，这就是在这两个小孩已经被交接给了狱警后，却又被带进了克劳尔检察官的办公室，他在那儿见到了他们。克劳尔检察官这样做是违法的，因为他剥夺了宪法赋予给这两个孩子的权利。并且，就在克劳尔检察官的办公室，他们受到了各种各样的盘问。当然，根据他们的律师的建议，这两个孩子都回答说，他们有权拒绝回答。当时，申格医生就在场。这对申格医生已经够了。
法官大人，如果这两个小孩曾经去过这些优秀的先生们当中任何一位的办公室，不管是由他们的父母领着，还是他们自己去那里，那么，这些医生都会积极努力地找出他们的思维是否有毛病。要是这样，他们又怎么会犯下那个过错呢？这些医生会耐心仔细地检查他们，这些医生会努力设法获得孩子们的信任。这些医生会倾听他们的故事。这些医生会带着一个父亲倾听他孩子的故事一样的态度，去倾听他们的故事。你们知道，他们会那样做的。每一个医生都知道他们会那样做的。除此之外，他们没有别的方法来检查这两个孩子的思维状况到底如何。对此，那些只要诚实地回答了这个问题的人都承认了。
然而，科隆尔医生却作证说，他们当时有世上最好的机会给那两个孩子做检查。遗憾的是，他的同事却坐在证人席上说：他们没有机会。
法官大人，没有人能因为那样的检查就被剥夺生命、自由和财产。那根本就不是检查，它只是一种获得证人的努力，是一种不顾事实的做法。而获得这些证人，则是为了在某个时候能来法庭提供他们的证词，目的就是为了夺去那两个小孩的生命。
好了，我想，当本案结案的时候，克劳尔法官会说，我们的证人大部分都来自于东部，的确如此，并且，他需为此负责。我不是在指责他，他确实需要对此负责。在芝加哥还有别的精神病医生，实际上，我们已经让芝加哥不可计数的医生检查过那两个孩子。因为我们想得到最好的结论。我们得到了吗？
法官大人，您知道，一个人生活的地方，并不影响这个人的忠诚或他的能力。我们请来的这位先生可能比在场所有证人的社会地位都要高，并且，也比起诉方所请的任何证人都要远远优秀得多。首先，我们请来了威廉·A·怀特医生，他是谁呢？很多年来，他都是位于华盛顿的国立精神病医院的院长。他撰写的著作、发表的演讲、获得的荣誉，他对这个领域的了解，加起来比起诉方请来的所有的精神病医生们所做的还要多。很明显，他来到这里不是为了钱，因为他来作证所接受的报酬，并不比起诉方所付的作证报酬多。他了解他工作的领域，并且，他的能力和忠诚肯定会给本法庭留下深刻的印象。
法官大人，我们不能说，因为怀特医生不是芝加哥的市民，所以他所说的就是谎话。在美国的精神病研究领域中，没有任何人比怀特医生享有的地位更高，也没有任何人比怀特医生更有名。在本案中，很明显，从他的证词中，我们能看出他的学识和智慧。
我们还请了别的什么人呢？还需要我说说希利医生的情况吗？对于他的正直，还有什么疑问吗？除了受法庭的请求外，希利医生很少到法庭去。
法官大人，您和市法院有联系，你们知道，希利医生是第一位和芝加哥市法院合作的人，他给那些精神受到折磨，并且是法律的受害者的不幸的年轻人提供帮助。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是研究孩子们行为的人，都知道希利医生的著作。他的名气遍及全美和欧洲。把他和他的名气与科隆尔医生作个对比吧，把他和那些在本案中本州所请的任何一位证人作个对比吧。
格鲁克医生从医多年，他和纽约州的刑罚机构有联系。他是一位有着杰出成就的人，也是一位成熟的学者，没有人能比他更强。
赫尔伯特医生是一位年轻人，他曾和鲍恩医生一起对那两个孩子作了长达19天的检查。鲍恩医生来自波士顿，在同行中，他是个优秀的医生。这两个医生花费了整整19天的时间，了解有关那两个小孩生活中的所有细节以及详细的身体状况。所有我上面提到的这些精神病医生，都花了他们认为必要的时间来对那两个孩子进行全面的检查，并且，在检查过程中没有律师、侦探和警察在场。所有这些精神病医生中的每一位，都告诉了法庭一个同样的事实，一个关于那两个年轻人不幸的精神状况的事实。这是一个让人悲伤、令人同情的事实。
法官大人，我认为，在控辩双方所请的这两组精神病医生之间，毫无疑问存在着差异。在他们理解问题的方式上，毫无疑问也存在着差异。但是，由于抓住了找出问题的每一个机会，所以，只有怀特、格鲁克、赫尔伯特和希利医生清楚他们在说什么。除此之外，其他的医生，要么是在对法庭撒谎，要么他们的观点就是错误的。
另 一方面，本州所请的每一个医生都没有机会进行调查。这些人被请进来了解这两个孩子，就像本州请来了一个行刑官一样，然后对行刑官说：〃这两个小孩就在这儿。先生，去完成你的任务吧。〃这就是这些人所能做的全部事情。
好了，法官大人，我不再谈论这个话题了。我想，这个不同寻常的案件中的所有事实，所有那些精神病医生的证词，所有法官大人您所看到的和您所听到的，所有那些来给法庭提供帮助的这两个孩子的朋友和熟人，我想，所有的这一切都说明了：这个可怕的行为是两个不成熟的、心智不健全的人干出来的，是两个孩子犯下的过错。除此之外，没有一个人能以别的方式对它进行解释，没有一个人能以别的方式对它进行想象。这件事不可能以其他的方式发生。法官大人，我认为，根据每一项人道的法律，根据每一项公正的法律，根据每一种正义的感觉，根据每一种怜悯、同情和仁慈的本能，法官大人，您都应该说：基于那两个孩子的思维状况，所以，本州提出的对那两个孩子施加报复的要求是荒谬的。
现在，我想讨论本法庭必须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在本案中完全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个问题就是：这两个孩子的年龄。
我想比以前更加详细地对此加以讨论。法官大人，我认为，如果法庭注意到了目前我们应该对年轻人的态度，如果法庭注意到了本县以前对这类案子判决的先例，如果法庭注意到了打动普通人的人性本能的东西，那么，任何法庭都不会绞死那两个孩子。
我手上有一份清单，这份清单登载了自1840年以来库克县所有的行刑记录。我想这应该是最早的记录，因为我曾请人去找本县最早的记录。在芝加哥，由于政府采用死刑来阻止凶杀，所以已经有90个不幸的人被夺去了生命。根据古时候的迷信说法，只有把凶手绞死才可以阻止其他的人去犯罪，所以这90个人都是被绞死的。我提到这个古时候的迷信说法，是因为我否认本州提到的那位犯罪学专家，那位科学家当然他也是一位学者曾提出的看法。我们现在还在那样做，仿佛人类的行为并没有受到自然法则的影响和控制，而宇宙中其他任何的东西却受到了自然法则的控制和影响。在对待犯罪时，我们似乎忽略了犯罪产生的原因。我们不断地说：〃把那些不幸的人绞死吧，凶案从此就会结束。〃那么，过去有没有毫无原因的谋杀呢？有没有毫无原因的犯罪呢？然而，所有的惩罚措施都在继续遵循着这样一个观点：犯罪是没有原因的，对待犯罪的唯一方法就是使每个人都遵守法律，并敬善畏恶。我们的检察官们总是远远地跟在这样的观点后面。
犯罪有它产生的原因。也许，所有犯罪产生的原因都不一样，但是，所有的犯罪都必定有某个原因。今天，人们开始努力寻找那背后的原因，科学家们在研究它，犯罪学家们在调查它，但是，我们的法官们却从来都没有去努力寻找过。我们的法官们仍在继续着，继续着惩罚、绞死罪犯，并认为我们可以根据大家对此的普遍恐惧感去消灭犯罪。
法官们从来都没有想过，罪恶就像疾病一样，肯定有它产生的原因。法官们从来就没有想过，以一种理智的方式去对待任何一种不正常的状况，就等于排除它的原因。
如果一个医生被人请去治疗伤寒，他可能会试图去查找病人喝了什么样的牛奶或水，并且很可能会去清洗水井，以免别人从同样的水源中染上伤寒。但是，如果一个法官被请去治疗一个伤寒病人，他则会让这个病人坐30天的牢。这样，他会认为别的人就不敢再患伤寒。如果这个病人在15天中就康复了，那么，他仍得呆在狱中，直到刑满才释放。如果30天刑期结束时，病情恶化了，那么，这个病人仍将被释放，因为他的刑期已到了。
原则上，法官不是科学家，法官们学习的是有关仇恨和恐惧的学说，并且他们认为，使人向善只有一种方法，这种唯一的方法就是把人置于一种恐惧的氛围之中，使人因此而不敢做坏事。法官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并没有留心到历史、科学以及过去所有的经验。
然而，我们正在取得一些进步，法庭已经开始注意到它们过去没有加以注意的事情。
曾经，在英国，法庭绞死过7岁大的孩子们。其实，当时并没有必要绞死那些孩子。绞死的方法从来就没有表明它是一种惩罚，它只意味着对公众的一种警示。如果一个人犯了罪，那么他将被绞死。是从头部绞死，还是从脚部绞死，这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在十字路口的这座绞刑架，它可以使每个人都看到，这个罪犯被处以了死刑。这样，人们就会向善了，因为他们已经看到，罪恶和仇恨导致了那令人生厌的结果。
因为犯人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处死，而不一定非得被绞死，所以绞刑并不意味着就是一种惩罚。绞刑意味着对公众的一种警示。罪犯们在最高的山坡上，或是在十字路口，或是在公众场合中被绞死，为的是让每个人都可以看见行刑的场面。如果绞刑会有什么优点，那么，优点就是它的逻辑思维方式。因为你只有让人们了解了绞刑的惩罚手段，你才能让人们弃恶从善。我们的行为并不比古人的好，我们只是变得审慎了些，我们只是现在不愿意看见绞刑的场面，这就是一切。过去那些人把7岁大的孩子绞死，后来他们又把11岁大和14岁大的孩子绞死了。
我们把受绞刑的年龄提高了。我们提高受刑年龄的根据是法庭的人道主义，是法庭的同情心，是那最终影响了法律的科学和进步。在那90个自从伊利诺伊建州以来被处以绞刑的人当中，没有一个是在23岁以下的，没有一个是在请求了服罪之后被处以绞刑的，没有一个。如果法官大人您必须这样做，您就将违背伊利诺伊州近一个世纪以来所有的那些判例。您那样做，既没有借口，也没有正当的理由。因为这就是一项法律条款，这项法律条款已经根植于人道主义的感情之中了，这项条款已经根植于每个有思想、有感情的人的心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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