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辩之美-第7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就是我们的立场：他没有犯罪。他没有犯罪动机，他没有涉足贩毒，他和他们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然而，如果你们相信政府已经证明他有罪，那么，约翰·德劳瑞就坚持认为，他成了诱捕的牺牲品。
关于设圈套诱捕，你们应该考虑的一个基本情况，就是他的不情愿。他不情愿。对此，可以瞧瞧政府特工人员的谎言、威胁和行动。记住泰萨的话：〃你让我处境很糟糕。〃记住霍夫曼的话：〃对跟我们做交易的人，一定得小心点。〃
记住9月4日他的不情愿，他说：〃融资这办法更好。〃
记住他的不情愿：〃我得从爱尔兰共和军那里把钱搞过来，我得和他们商量商量。〃
记住他28日的不情愿，他说：〃我不明白你们想要什么。〃
记住当他准备那份信托协议，或让人准备它时的不情愿。
女士们、先生们，也请记住特工司各特的证词，他说，6月29日，在第一次电话交谈之前，詹姆士·霍夫曼说他要搞定约翰·德劳瑞。
当你们考虑诱捕，考虑约翰·德劳瑞是否被诱骗时，请记住这些。
我们最后到了10月18日。赫特克仍然不知道这桩交易是什么。那时，德劳瑞和赫特克之间的谈话极度混乱，完全缺乏相互理解与一致，他们所想的事完全不一样。
然后，我们转到霍夫曼打给德劳瑞的一个神秘的未录音的电话，那个电话使得德劳瑞来到洛杉矶。他听到了什么呢？根据此案已发生的所有事实，我想你们肯定能判断出，约翰·德劳瑞被告知，用于投资的那笔钱已经为他准备好了。
我们接着转到10月19号。约翰·德劳瑞被召到洛杉矶来的原因到这时就清楚了，是政府特工想再给他录一次像，想拿一箱可卡因放在他面前。
虽然，负责此案的探长，约翰·凡勒斯特认为这是个坏主意，但政府特工还是决定这样做。关于在哪里逮捕他这个问题，你们还听说过，纽约办事处和洛杉矶办事处为此还发生了争吵。政府特工就是想把那箱可卡因放在他面前，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原因让他跑到洛杉矶来。
纽约办事处和洛杉矶办事处，就像秃鹫一样为这个人的尸体而争斗。据司各特先生称，关于在哪里逮捕这个普通毒品案罪犯的决定，最终是由白宫（里根政府）的一个代表作出的。
政府特工没有任何与德劳瑞的作案动机有关的证据。他们所关心的只是他们个人，是公众的注意，是他们能上《时代周刊》，以及上了《时代周刊》看起来有多棒。在这场编排上演的误导人的好莱坞演出中，他们想影响你们，使你们相信德劳瑞有罪。
他们想要约翰·德劳瑞怎么做呢？冲出房间吗？你们已经听过这些问题了。他别无选择。他得坐在那里。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听听那盘带子，然后告诉我，当可卡因被拿出来时，约翰·德劳瑞是否紧张，那是否是一种紧张的笑，那是否是感觉自己像是一个掉进了陷阱的动物那样的紧张反应。他们把可卡因放在他手中，而且他们都很高兴，因为那使他看起来有罪。
这真是一出可悲的令人恶心的表演。19日的事情，没有表现出德劳瑞有任何不良企图，相反，它却表明了政府特工花了多大的功夫来取得这些材料，然后又把这些材料放在你们面前，让你们感到愤怒。
那时，这些政府特工所做的就是：甚至要在他被起诉以前，就让全世界觉得约翰·德劳瑞有罪。现在，在他被捕之后两年，虽然真相在法庭上一点一滴慢慢显露出来了，虽然还得像拔牙似的把它猛拽出来，但是，你们已经听到了操纵的事，你们已经听到了那些谎言，你们也已经知道了改变文件日期的事、掩盖错误、索要金钱的行为以及令人憎恶的欺骗。
女士们、先生们，我认为此案的证据清清楚楚地表明，约翰·德劳瑞没有参与贩毒的意图，他也没有参与贩毒的协议，他没有参与贩毒。他是被引诱、被谎言所欺骗、被推入了他所涉及的事情之中，但那还构不成犯罪。并且，所有这些事情，都是为了满足众多政府特工和机构的竞争欲而造成的，但是，女士们、先生们，你们知道吗？对此，我们用不着再去证明。记住，在一开始我就说过，到后来我会请你们打开思想之门，做出合理推定，而现在我就请你们这样做。
法官将用〃拖延行为〃这一术语来向你们说明合理推定。
当然，你们必须用合理推定的原则来衡量诱捕。他是被引诱的吗？他的事是不是被人事先安排好了？你们已经听过那些谎言，你们已经听过那些威胁，你们已经听过那些引诱，你们已经听过投资的许诺，你们已经听过了他的不情愿。先前，我也已经向你们解释了爱尔兰共和军的事，讲了9月15日他用毫无价值的抵押退出来的事以及信托协议的事。
女士们、先生们，我的基本观点就是：本案没有共谋犯罪，本案没有任何罪行。
这些特工们把本案描述为他们特工生涯中遇到的最大一个案件。我觉得，情况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他们就真是一丝不苟地完成了任务。但事实却是：他们不愿花功夫去记录7月11日的会晤；他们不愿花功夫去检查霍无曼先生话中的不实之处；他们不愿花功夫早点儿查清那些未录音的电话及其内容；他们不愿花功夫对大部分案情写汇报；不愿花功夫去汇报霍夫曼对他们说的话；不愿花功夫去核查有关爱尔兰共和军的话；不愿花功夫去核查抵押物的价值，查清它是否有价值；不愿花功夫去搞清低于50％的股权和100％股权的性质，也不知道其区别。只听凭霍无曼一人与德劳瑞的谈话，他们就判定了他的作案动机。
他们也不愿花功夫录好德劳瑞15日讲的话。在逮捕德劳瑞之前，他们不愿花功夫听听录音带。他们也不愿花功夫在适当的时间把录音和录像带作为证据封锁起来。我们谈到的所有带子，都在沃特斯先生那里，可直到德劳瑞被捕后，他们才听了听。他们不愿花力气阅读、分析那份信托协议，所以，他们竟然没有发现有关100％股权的条款。
女士们、先生们，他们甚至不愿花功夫来倾听本案的真相。但是，他们却有时间来改动文件日期，以使自己看起来像好人，这样，他们就可以走进法庭说：〃我们没有做错任何事。〃
的确，他们已经因对你们说谎而向你们致歉了，可他们想要你们相信，他们现在是在讲真话。他们为《时代周刊》致了祝酒辞，可他们还想要你们相信，他们并未受名誉的驱使。在18日，他们的确为是在纽约还是在洛杉机采取行动而发生了争吵，可他们还想要你们相信，那与本案的调查无关。
在对本案的调查中，政府特工不在乎真相是什么，他们只想使约翰·德劳瑞看起来有罪。正如特工司各特所说，这个案子就像一辆蒸汽压路机，他们都被卷了进去。而现在，他们竟要你们来驾驶这辆压路机，径直碾过德劳瑞。
我相信，你们不会那样做。我也不相信，会有足够的证据允许你们那样做。根据证据，你们一定能够发现，约翰·德劳瑞没有犯下任何一条罪状。对此，我充满信心。
在我讲完之前，我想告诉你们我的最后一点想法。在过去几周里，像这个城市的许多人一样，我对奥林匹克（1984年在洛杉机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感到有点腻烦。我想，我们大概都有点沉迷于我们这儿自己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没有时间考虑别的了。
有个朋友鼓励我去观看奥林匹克比赛，我很高兴，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权为我们这个国家发生的事而自豪。我们没有权力感到腻烦。有了这种自豪，我们就会尽我们所能，使我们的国家不辜负其声誉，即把鼓励人民保护自己的权利作为一种义务，而不是让人民成为受害者。毫无疑问，政府特工已经努力，而且也将继续努力来合理解释本案发生的事。他们会告诉你们这并不重要，这不会对案子产生影响。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应该得到的，远不止是政府特工对这里所发生的一切的托词和道歉。我们都有权得到更好的东西。我们有权得到比谎言、比改变证词、比不实的证词、比矛盾的证词、比私下保留文件、比掩盖事实、比改变文件日期、比不断违反政策等等更好的东西。
约翰·德劳瑞，不仅有权得到我们应该得到的东西，而且应该得到得更多。他尤其有资格得到一个以事实为基础的无罪判决。而这，惟有你们才能给予他，惟有你们才能将本案的错误纠正过来，惟有你们才能纠正这个体制的错误。我们这些辩护律师满怀信心，相信你们会判决：约翰·德劳瑞无罪。
非常感谢！
第十四章 鲍勃·德诺特：密西西比州诉贝克维热谋杀案
1。 迟来的公正
1963年6月12日午夜，一颗〃被偏见瞄准，被仇恨驱动，被一个胆小鬼射出〃的子弹；突然射入一个黑人的背部，杀死了美国最后一位伟大的民权运动领导人。梅迪加·埃维斯倒在自己的车房里，血流汩汩。他的3个小孩听到了枪声，在一旁悲哀地呼唤道：〃爸爸，爸爸，起来呀！〃
埃维斯临死前，是50…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的一个重要人物。他和他的同伴马丁·路德·金、马尔科姆·埃克斯一样具有影响力。作为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的地方负责人，埃维斯决心要让密西西比州实现种族平等。他的工作包括领导黑人选民登记运动，就民权弊端向联邦政府请愿。埃维斯致力于建立一个黑人和白人和谐相处的社会，他希望黑人和白人一起上学、一起工作、一起玩耍。也许，埃维斯的工作中最为独特的一面就是，他工作从来不是为了取得公众的承认。他工作的动力是渴望生活在一个没有偏见的美国，在那里，黑人和白人能够和睦地生活在一起。
梅迪加·埃维斯明白争取平等的斗争将是一场严峻的斗争。他告诉家人和朋友，这场斗争可能会夺去他的生命，或许甚至还要夺去其他人的生命。然而，他依然不分昼夜地工作，为他认为所有民权中最〃基本〃的权利平等而斗争。尽管生活在死亡的边缘，埃维斯仍然坚持他的目标，把对死亡的担忧化为他最大的驱动力。
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也是种族隔离分子试图稳住阵脚，寸步不让，对抗种族融合这一新趋势的时代。拜伦·迪·拉·贝克维热就是这样一个种族隔离分子，他认为黑人是〃荒野里的野兽〃，对他们只能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迪·拉·贝克维热认为，为了保存美国式的生活方式，必须铲除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的领导人。
迪·拉·贝克维热是个孤儿，在美国内战以前的南方种族主义最猖獗的州之一密西西比州长大。这种环境使他变成了一个众所周知的、直言不讳的、固执己见的偏执狂，他确信他的信念就是美国白人的真实意图。
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回来后，迪·拉·贝克维热对〃他的〃州正在发生的变化大为愤怒。然而，令迪·拉·贝克维热感到激愤的事情，却正是推动和鼓励着埃维斯的事情。埃维斯肩负着变革的使命，而迪·拉·贝克维热则肩负着让历史倒退的使命。
1963年6月12日，迪·拉·贝克维热下定了决心，他要结束一个民权运动领导人的异端邪说。那天晚上，埃维斯出席了一次会议，会上他观看了约翰·肯尼迪总统有关民权运动的电视讲话。6月12日的午夜刚过，迪·拉·贝克维热就躲藏了起来，等待埃维斯回家。埃维斯在车道上停下车，跨出车门，当他的孩子们跑着出来迎接他时，一颗子弹从后面呼啸而至。埃维斯重重地摔倒在地上，他的妻子和孩子在他身边，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去。
迪·拉·贝克维热被指控犯有谋杀罪。有多名证人证明看见迪·拉·贝克维热的车停在埃维斯家的附近，同时，从一支被扔在附近的枪上发现了他的指纹。
一颗子弹、一种动机、一个白人、一个黑人、一起谋杀，简单明了。但是这出戏难演的部分还没开始。在1964年的美国南方地区，想要因为一个白人杀了一个黑人而给白人定罪，注定了是困难重重。
在1964年的美国南方地区，最根本的问题不是这到底是不是谋杀，而是一个白人杀了个〃黑鬼〃到底算不算犯罪。谋杀发生后6个月，即2月6日，这个问题摆在了一个全由男性白人组成的陪审团面前。由于社会期待的是无罪判决，所以陪审团最终意见不能达成一致的局面不仅出乎意外，而且促进了黑人民权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变化。经过11天的审判，法庭传唤了56个证人作证，审阅了50件证据以及20万字的记录之后，有6个陪审员坚持认为迪·拉·贝克维热不是凶手，另6个陪审员则认为迪·拉·贝克维热有罪。这导致了陪审团的裁决不能达成一致意见，而这种不一致的裁决，乃是密西西比历史上最令人惊讶的一次。这6个人使得这个案件能够继续审理下去，没有他们，则不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审判，也不会有最终的有罪判决。
尽管第一次审判没有以判定被告有罪而结束，但这个不分胜负的平局局面，仍然被认为是一场显著的胜利。因为即使在由被告的真正的同类男性白人构成的陪审团中，拜伦·迪·拉·贝克维热的行为也引起了疑惑。而正是这场胜利给了检察官们第二次机会，可以去证明拜伦·迪·拉·贝克维热因谋杀梅迪加·埃维斯而有罪。
第二次审判始于1964年4月7日。这次审判与第一次有明显的区别。据《柯里尔杂志》分析，两个主要的区别是：第一，围绕第一次审判的大量媒体报道和公众注意在第二次审判中大大减少；第二，有关方面有条不紊地加快了挑选陪审员这一枯燥的工作，使其不再拖拖沓沓地进行。
第二次审判也给被告方提供了改变辩护策略的机会，其中包括调整了陪审团的结构。陪审员的筛选工作一开始，他们就先借故排除了来自警察局的5个人、一名律师、一位工程师和一名消防队员。
尽管被告方将其称之为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