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的政治斗争:是非曲直 作者:文显堂-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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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长征前夜：漩涡星云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这个曾震惊世界的壮举，人们都公认那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军事行动。
其实，这也是一次中国共产党内部各种政治主张角力险象环生的鲜为人知的特殊长征，但起点却不在江西的瑞金，而是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并且早在多年前就已经开始。
公元1927年，这是充满血腥的一年。
曾经和共产党人携手合作的蒋介石，他要独霸天下，容不得一山有二虎。于是他翻脸不认人，举起屠刀，向手无寸铁的共产党人砍来，一夜之间，血流成河。
8月1日，怒不可遏的共产党人，在南昌城揭竿而起，打响了武装反抗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第一枪。从此，中国共产党开始踏上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这一枪把蒋介石打得心惊胆战，急呼“赤匪造反了”！
如果只是把共产党当成“赤匪”骂一通倒也无妨，有古语说，动口不动手，君子也。可蒋介石忘记了古训，竟然动口又动手，纠集几十万军队进行“围剿”，发誓要把这帮“赤匪”剁成肉泥。
在这生死存亡的时刻，怎么办？
共产党人都在思考着，摸索着。
于是，各种主张纷纷出笼，分歧也就在所难免。
然而，分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政客先生的出现。不幸的是这种人真就出现了，使中国共产党一度陷入了政治纷争的漩涡。
莫斯科，虽然地处地球的北端，一年之中足有半年的时光要被白雪覆盖，但它却与“红”结下了不解之缘，红场就是这一缘分的古老象征。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之后，诞生了一支军队，称为红军。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把莫斯科尊称为“赤都”，仍然还是一个“红”，“红”得热烈，“红”得令人神往。所以，在中国共产党内也把“红”当成一种革命的象征，她不仅把自己称为红色的种子，也把自己的军队称为红军，还把自己建立的政权称为红色政权。当然还不止这些，诸如赤卫队、红小鬼、红色娘子军，等等。
正因为这种“红”，把中国共产党同莫斯科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为着“红”遍世界而共同奋斗。
然而后来，就有了所谓大“红”与小“红”的摩擦。也难怪，大“红”有大“红”的架子，小“红”也有小“红”的位置，大“红”有大“红”的道，小“红”也有小“红”的路，只是小“红”经不起大“红”的折腾。
从莫斯科那里涌来的不仅有“红”的潮，也有一些“黑”的流。
斯大林的逻辑
一切政治，都离不开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在世界大同的时代还没有到来之前，一切政治必然会通过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表现出来。虽然世界上曾出现过跨国界的政治组织，但也同样受到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驱使。
当1919年3月，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国际联合组织在莫斯科宣告成立以后，各国共产党都对这个组织寄予了极大的希望和期待。
但由于各国的情况不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不同，这个组织的作用就十分有限，因而它只存在了17个年头，其是非功过，各有说法。
毛泽东对这个组织曾作过“两头好中间差”的评价，中国共产党党内尖锐的政治斗争，就开始于这个“中间差”的开始时期。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在南昌向国民党政权打响了第一枪。就在这一天，莫斯科的一间大会议厅里，正举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到会的代表正在静候着他们的领袖的到来，聆听他的高论。
不一会儿，斯大林出现了，虽然他的腿有些跛，但他却迈着沉稳的步履走向主席台，全场立刻掌声雷动。他习惯了这种场面，挥了挥手便坐在只属于他的位置上。
他出现在今天这个会场，令世界瞩目。
他今天来是专门给与会代表谈关于战争威胁和保卫苏联的问题。
是的，当时苏联是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上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对抗的局面。德国、意大利、法国、美国，尤其是英国，正开动宣传机器，对社会主义进行恶毒的攻击，并扬言要把这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消灭在摇篮之中。所以斯大林感受到了战争的威胁。
武将风度的斯大林，有着铁塔一般的威严，不可侵犯。其实，他也害怕战争。当他面临着西方掀起的一股反苏浪潮时，他坐不住了。所以，他也就顾不上什么国际常识，利用他在共产国际中的威望，开始超越国界发号施令。
不过，他毕竟还是一个政治家，要使他的命令跨越国界，就不得不寻找到一个让人对他的命令不接受也得接受的办法。为此，他日夜思考，颇费心思。
不管怎样，他今天的到来，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把他为此而思考的一切告诉与会者，告诉全世界。
“同志们！”斯大林叙述了苏联面临的战争威胁之后，话锋一转，说：“检验某个集团、某个派别、某个政党的革命性，不是根据它们发表什么样的声明或宣言，检验某个集团、某个派别、某个政党的革命性，是根据它们的行动、实践和实际计划。如果人们的声明和宣言不以行动来证实，如果它们不付诸实施，那么无论它们多么有声有色，都是不能相信的。”
接着，斯大林便拿出了一个检验的标准，他说：“有一个问题可以作为各种各样的集团、派别和政党之间的分水岭，可以检验出它们的革命性和反革命性。目前这个问题就是保卫苏联问题，即无条件地、绝对地捍卫苏联免受帝国主义侵犯的问题。”
这就是斯大林的逻辑。他还进一步说：“谁决心不开秘密军事会议而绝对地、无条件地、公开地和忠实地捍卫苏联，保卫苏联，谁就是革命者，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国家。谁决心绝对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国际主义者，因为苏联是世界革命运动的基地，不捍卫苏联，就不能捍卫并推进世界革命运动。要知道，谁想撇开苏联、反对苏联而捍卫世界革命运动，谁就是反对革命，谁就必然要滚到革命敌人的阵营里去。”
在他看来，这话还不够劲儿，因而他又接着说：“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中立，犹豫动摇，提出附带条件，寻求第三种立场，就是企图逃避责任，逃避无条件地捍卫苏联的斗争，在保卫苏联的紧要关头开小差。而逃避责任是什么意思呢？这就等于不知不觉地滚到苏联敌人的阵营里去。”
到了1928年7月13日这一天，斯大林以家长的身份，给各国共产党下达任务，他要求各国共产党“……组织全力保卫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领导下的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下，诞生于1921年7月，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这是开天辟地头一回，由此给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带来了希望。但中国共产党建党才几年时间，犹如襁褓中的婴儿，离不开共产国际的帮助，因而列宁为此付出了许多心血。可惜他老人家过早地去见了马克思。
斯大林作为列宁的接班人，继续扶持年幼的中国共产党。
那么，处在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怎样对待斯大林的这一逻辑呢？
政治上的分歧便由此开始了。
1929年10月，在东北中苏边境上，张学良的军队与苏联红军激战不休，自7月份开始的中东铁路事件，正进入白热化阶段。斯大林把中东铁路事件看得十分严重，认为“这是帝国主义准备进攻苏联的一个新步骤”，是“直接的战争挑衅”。
于是，斯大林通过共产国际号召各国共产党立即行动起来，保卫社会主义的苏联。
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更寄予厚望，他希望中国共产党有更大的动作，直接牵制东北军阀对苏联的进攻行动，以达到保卫苏联的目的。基于这一考虑，斯大林从本国的安全利益出发，便通过共产国际，于10月26日向中共发出了关于改组派问题的指示信。信中说：“中国已进入深刻的全民族危机的时期。”信中还列举了危机的10大表现，最后的结论是：在中国统治阶级已经分裂，其统治一天也维持不下去了，中国已进入直接革命的形势。信中还指出：因“改组派”对帝国主义者的奴颜婢膝的态度，他们在中东铁路冲突问题上猖狂地、形同法西斯般地诋毁中伤苏联，所以要加紧同“改组派”的斗争，必须在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的情况下，采取准备总同盟政治大罢工的方针，集中全力去发展政治罢工。应当在国民党反革命统治薄弱的地方，在革命斗争日益发展的地方，设法使革命的工会运动脱离地下状态；由于满洲的冲突，必须在保卫苏联的公开口号下组织一个运动，揭露国民党包括“改组派”在内的各派系帝国主义代理人的面目；加强和扩大游击战争，特别是在满洲地区。
这封信要求中共“应当全力掀起和激化阶级冲突，领导群众暴动，随着冲突的进一步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把革命斗争引向越来越高的发展阶段”。
实际上，当时由于大革命的失败，中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并无“直接革命”的形势。毛泽东当时就描绘了这样的情形：“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一方面有少数小块地方的红色政权，一方面全国人民还没有普通的民权，工人、农民以至民权派的资产阶级，一概没有言论集会的权利，加入共产党是最大的犯罪。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和敌军打仗，不论哪一军都要硬打，没有什么敌军内部的倒戈或暴动。”直到1930年上半年，城市的工人运动才有所复兴，党的组织才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中国共产党仍然只能在地下进行活动。
显然，斯大林的这封信对中国政治形势的分析，大部分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的任务也大大超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当时革命力量所具有的能力。
尽管如此，在中国共产党内，有的人只听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话，而不看中国的实际，贸然行动。在莫斯科受过教育的瞿秋白，一段时间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原因也就在这里。
斯大林，作为当时苏共和苏联国家的领袖，他在考虑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同时，也从本国的安全利益出发，要求各国共产党无条件地保卫苏联，是可以理解的。但不可理解的是，继瞿秋白之后，中国共产党党内仍有人把斯大林的话视为圣经，一切按照斯大林的逻辑行事。
历史的逻辑与斯大林的逻辑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进入了交锋的状态。
乘虚而入的幕后人
面对斯大林的逻辑，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在头脑发热者的操纵下，不折不扣地按照斯大林的意图行事。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提出了保卫苏联和在中国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主张。
随即便轰轰烈烈地行动起来。
1929年12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第六十号通告，提出为武装保卫苏联，
要在城市举行总同盟罢工和武装暴动，农民运动要向城市发展和红军攻占大城市的问题。之后，于1930年2月26日又向全党发出第七十号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发动武装暴动，要求红军尽可能集中，向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发展，与城市工人斗争相配合。后来还向各根据地和红军领导人发出进攻大城市的命令。
当时策划这些重大行动的不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号人物，而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位常委、宣传部长——李立三。
当时党中央的总书记是向忠发。
那么，李立三为何如此神通？
这还得从向忠发说起。
向忠发，1880年出生于湖北省的汉川。青年时期在汉阳兵工厂当学徒，后当水手、码头工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派到湖北省工会工作，曾任汉冶萍总工会副委员长。1926年后，历任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国民党汉口市党部工人部部长、武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武汉工会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委员。中共“五大”被选为中央委员。后来他被推到中国共产党“舵手”的地位，是一个偶然的机遇所致。
在1927年10月，向忠发作为“中国工农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前往莫斯科祝贺十月革命10周年。这年他47岁，看起来活脱脱一副老工人的模样。当时共产国际正打算在中国共产党内物色一名工人出身的领袖，向忠发的出现，正合共产国际之意，于是有意培养他。1928年2月，向忠发又出席了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会议，斯大林和布哈林都接见了他，顿时身价倍增。于是，他在中共“六大”当选为中共总书记。
其实，向忠发根本不是当“舵手”的料。他当中共总书记期间，从来没有掌握过实权。
1929年下半年的一天，李立三给向忠发讲了自己三次遭劫难三次不死又三次开过追悼会的历险经过。人们都说李立三三次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向忠发有些好奇地仔细端详着李立三，见他那张很中国化的脸，长长的，透着一种诚实，便对他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信任感。当然，李立三能得到向忠发的信任，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李立三确有领导才能，担任过中共武汉区委书记、中共上海区委书记、上海总工会委员长、中共中央工人部长、全国总工会武汉办事处主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参与了南昌起义，到苏联出席过赤色职工国际大会。应当说，李立三为党的事业的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所以，向忠发便自愿接受李立三的背后操纵。李立三不甘于这种背后操纵的角色，很想走向前台，只是由于周恩来也是政治局常委，他不能往前再越半步。
后来，李立三终于有了走向前台的机会。
1930年3月初，因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在许多问题上出现了分歧，争论不休，中央决定派周恩来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消除分歧。
天赐良机，刚刚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