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的政治斗争:是非曲直 作者:文显堂-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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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镣长街行,
蹒跚复蹒跚。
市人争瞩目,
我心无愧怍。
带镣长街行,
镣声何铿锵。
市人皆惊讶,
我心自安详。
带镣长街行,
志气愈轩昂。
拼作阶下囚,
工农齐解放。
就在《中央日报》登出这首诗的当天,他倒在了刑场的血泊之中。叶剑英曾赋诗一首,怀念这位战友:
红军抗日事长征,
夜渡于都溅溅鸣。
梁上伯坚来击筑,
荆卿豪气渐离情。
博古继续翻着名单,不时地用手推一推那细细的圆圆的黑框眼镜。终于,他又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贺昌。
贺昌曾参加南昌起义,并担任过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党的五届和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曾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也是不小的官。
博古脑子一转,顺手拿起一支笔,在“贺昌”这个名字上画了一个圈。博古为什么在这个名字上作如此明显的标记?其实很简单,意思是他必须留下,别人可以变动,他不可以变动。这是博古对他的信任吗?不是。
博古不会忘记,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贺昌因支持李立三犯了错误而被取消中央委员资格。现在博古要“重用”贺昌,并任命他为留守的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但这却成了他一生中最后一个官衔。
留下的贺昌在突围时,身负重伤,敌人逐渐逼近,叫嚷着要捉活的。这时,他用枪膛里剩下的最后一颗子弹,举枪射向自己。
那么,当初挨整的“毛派”——邓、毛、谢、古这四个人,博古将作何种安排?按照他的想法,这四个人都得留下,但周恩来不同意这样做。博古考虑再三,觉得周恩来讲得有道理,如果他们四个人都留下,人们岂不要说我博某不能容人吗?
在究竟留谁的问题上,令博古用尽了心思。他想,如果留邓小平,这等于把四个人都留下是一样的效果,更何况周恩来不一定能同意。突然间,他感到毛泽覃必须留下,因为毛泽覃是毛泽东的胞弟,把他留下,毛泽东肯定会有所反映。如果真是那样,便可以再给毛泽东一点颜色看看,让他再老实一些。
妙极了,博古一阵兴奋,接着把古柏也留下了。
1935年4月25日,毛泽覃带领游击队在翻越瑞金黄膳口的一座名叫红林的大山时,被敌人包围。在突围时,毛泽覃中弹牺牲。后来敌人从他的遗体衣袋里找出一张染着鲜血的毛泽东照片,照片背面有毛泽东题赠他的字,才知死者是毛泽东的胞弟。
古柏留下来担任闽粤赣红军游击纵队司令。1935年3月5日,由于叛徒的出卖,他和两个战友在广东龙川鸳鸯坑被一百多名敌军包围,从清晨坚持到中午,最终因弹尽,三人全部饮弹牺牲。
1937年秋,毛泽东接到古柏二兄古梅的信,为古柏挥毫题词:
吾友古柏,英俊奋发,为国捐躯,殊堪悲悼。愿古氏同胞,继其遗志,共达自由解放之目的。
博古把他认为该留下的都留下了,能留下的也都留下了,这样他就可以畅通无阻地贯彻他的意志了。
但历史却戏弄了他。
担架上的“阴谋”
博古把谁去谁留安排妥当后,红军就开始转移,向着最高“三人团”决定的目标和方向转移,这就是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并在那里建立根据地。
这一时刻,被刻进了历史:公元1934年10月10日。
这一时刻,就是后来称之为长征的开始的时刻。
长征开始前,党政军机关及直属单位编为第一、第二两个野战纵队,总称为军委纵队,由两个军团的部队掩护行军。中央最高“三人团”随第一野战纵队行动。实际上,第一野战纵队就是党和红军的首脑机关,长征的总指挥部。
出人意料的是,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被作了另外的安排,把他们三人分散到各军团行军。这无疑是博古的意图,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博古隐约感觉到他们思想上有些共鸣,就把他们分开,不让他们有接触的机会。除此之外,就是不让他们参与决策圈的活动。
毛泽东看出了博古的意图,立即对这种安排提出异议,要求三人一路同行。
其实,毛泽东的这一要求很容易引起博古和李德的怀疑而适得其反,很可能被扣上一顶大帽子而使毛泽东没有翻身的机会,但他为什么会冒如此大的风险,要求安排他们三人同行呢?这种“同行”对他就那么重要吗?
毛泽东想过,此次红军转移是凶多吉少,弄不好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特别是博古把此次转移作为一次大搬家,坛坛罐罐都要搬上征途,更使他忧虑不安。他虽然有自己的正确主张,但没有人支持也是白费,但这需要有一个交流的过程。在这以前,他不便与他人有过从甚密的交往,那样会引起博古的猜疑。王稼祥、张闻天对他的主张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和认识,尽管他与张闻天有过这样的机会,但还不便谈得很深,需要有一个过程。王稼祥虽然在宁都会议上向毛泽东靠拢,但他只是感觉到毛泽东的有些做法和主张是对的,后来也没有更多机会在一起交换思想。因此在毛泽东看来,转移中如能与他们两人同行,那便是向他们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的最好时机,如能得到他俩的支持,对于推行正确路线,扭转目前极为严重的局势,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毛泽东还意识到,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再等下去,万一哪一天因李德的瞎指挥彻底断送了红军,那就永远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于是,毛泽东才大胆地提出了“同行”的要求,也得到了王稼祥、张闻天的响应。
那么,博古的态度如何?他能同意他们三人同行吗?
博古思虑再三,最终还是同意了,为什么?因为博古认真掂量了一下这三个人的分量,毛泽东有病在身,王稼祥身负重伤,相信他们也走不了多远,剩下一个张闻天,也不会出现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所以,博古也就同意他们随第一野战纵队行动。
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三人同行,对红军的命运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伟大的人物,其伟大之处,就在于能够在关键时刻、关节点上,勇敢而机智地抓住机会。
事又凑巧,毛泽东和王稼祥都是因病躺在担架上开始长征的。
毛泽东在于都所经历的那场大病,险些夺去了他的性命,加上受排挤后心情不好,对红军的前途忧心忡忡,身体非常虚弱,无法行走。其实,毛泽东最不愿坐担架,他喜欢走路,也很能走路,红军的领导人当中,大概没有谁比他走的路更多,但眼下身体的状况不允许他步行。所以,过了于都河,毛泽东就不得不坐上了担架。
王稼祥是由于受伤才坐担架的,这伤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在第四次反“围剿”时的一天,他正在江西乐安县的一个叫谷岗村的庙里召开战前政治工作会议,周恩来、彭德怀、谭政等出席会议。正在开会,空中响起飞机轰鸣声,起初大家不在意,仍旧开会,过了一会儿,敌机又来了,并响起爆炸声。王稼祥大喊一声:“快跟我到外面隐蔽!”便冲出大门,仰头观察空中的敌机,就在这时,一颗炸弹已经落下来,他在爆炸声中倒下,弹片钻进了他的右腹部,伤势十分严重,立即被送往瑞金医院,但因医疗条件所限,无法动大手术把弹片取出来,只得采取保守疗法。可是不久腹部化脓,成了慢性病。正因为这样,长征开始时,他也只能坐担架。这一坐,就一直坐到陕北。
张闻天身体没有什么毛病,因而有时骑马,有时也步行。
无论怎样,他们三人走在一起了。
如果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中国是一个开天辟地的伟大时刻,那么,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此次一路同行长征,则是改变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命运的一次不平凡的同行。这是当时谁也没有料到的。
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被安排在第一野战纵队的后面行军。
战士们抬着担架,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行走,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三人形影不离,晚上还要在一起宿营。他们走一路谈一路。王稼祥、张闻天才真正开始了解毛泽东,了解毛泽东的主张,他们感到毛泽东是一位非同凡响的人物。
其实,毛泽东在这以前,就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了,为中国革命勾画了一条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并为此作了一系列的理论与实践上的探索。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也不是在这个时候才亮出来的,王稼祥、张闻天过去也了解一些,但那时他们根本不相信山沟里的泥腿子也会那么精通马列,也会有着超人的智慧。现在他们开始相信,是因为处在这样一个危机的时刻,这正应验了那句“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的老话。
无论如何,他们毕竟在向毛泽东靠拢。
最高“三人团”中的博古和周恩来,忙于军事,只有李德忙里偷闲,时时关注着这三人的一举一动,已经觉察到了一些不妙。
有一天,李德专门把王稼祥、张闻天找来,以警告的语气说:“你们两人都是从苏联回来,必须齐心协力,中国革命需要你们齐心协力。”
王稼祥、张闻天已听出李德的言外之意,但兵败言微,他的话已不太起作用了。
博古对毛泽东的一举一动却不像过去那么敏感了,他似乎也感到李德的那一套不那么管用。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和莫斯科的无线电联系中断,王明再也不能遥控指挥了,所以他现在不像过去那样趾高气扬,目空一切。
后来,毛泽东的身体有所康复,有时就不坐担架,偶尔还到各军团去看看,了解部队的情况。这一举动更引起了李德的恼怒,正像他在《中国纪事》中所说的那样,毛泽东“不顾行军纪律”,“一会儿呆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呆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
李德找王稼祥、张闻天所谈的那番话,实际上起了相反的作用。因为他们三人开始还是尽量表现得若无其事,只是在一起走走而已。现在,他们两人都在想,既然你李德已经看出来了,那干脆就一不做二不休,公开行动。于是,当时就有了中央队“三人团”的说法。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当初王明为了加强对中央苏区的控制,派了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的“三人团”;长征开始前,博古为便于控制,组成了李德、博古、周恩来的最高“三人团”。现在又有了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这三人形成的中央队“三人团”。眼下,中央队的“三人团”是“偶然”形成的,没有决定权,甚至这三人在一起行军的权力李德都要夺去。现在,李德已无法将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这三人分开,命运已经把他们拴在了一起。
红军向何处去
红军在没有走出瑞金之前,最高“三人团”就确定了红军的去向。这就是到湘西与红二军团会师,那是贺龙的部队。
1932年秋,在蒋介石的重兵“围剿”下,贺龙不得不率红二军团退出洪湖地区,前往湘鄂边界,暂避强敌,到了1934年6月,便转移到地广人稀的湘西黔东地区。最高“三人团”并不知道红二军团具体在什么地方,但在广昌战役失败,瑞金难保的情况下,只能退却向贺龙部队靠拢,建立新的根据地。为了探明这条退却之路,便派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红六军团由江西向湘西挺进。
当博古、李德得知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会合的消息,便认定红六军团走过的路,就是红军主力的西征之路,并决定红军主力“大搬家”,搬到贺龙那里。
然而,蒋介石不是笨蛋,他很快判断出红军主力西征的意图,并制定了“剿匪计划”,布下了口袋,等待红军往里钻。
于是,红军向何处去就成为党内斗争的焦点。
毛泽东三次谏言遭拒绝
红军走出瑞金已经一个多月了,冲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但走得异常艰难,有二万多红军被蒋介石吃掉了。但李德、博古仍不改初衷,非要在预定的地点越湘江天险不可。蒋介石也就倚仗湘江天险,筑起了第四道封锁线。
毛泽东看着红军队伍一天比一天少,心急如焚,如果像这样走下去,红军是没有前途的。他虽然失去了参与谋划军事的权力,但出于对中国革命负责,对红军负责,仍然不时地提出自己的建议,但都被李德、博古拒绝。就这样,军事上的分歧上升到了政治斗争。
当红军到达湖南宁远地区之后,敌情越来越严重,蒋介石布置了五路大军,100个团,40万人,在湘江东岸、广西北部一带追堵红军。蒋介石命令各军:“力求全歼,毋容匪寇再度生根。”面对这极严重的形势,毛泽东提出关于红军进军方向的建议:
红军主力不要过潇水,不要攻道(县)江(华)。应沿潇水东岸经保和圩、雷家坪等地,攻占零陵的粟山铺,再向东北攻祁阳,过湘江,在两市镇或宝庆一带与敌决战。然后再返回中央革命根据地去。
毛泽东这个建议的意图,就是打乱敌人的阵脚,寻找有利的时机、地点与敌人决战。然而,这个具有战略眼光的建议,被李德、博古拒绝。在李德的心目中,毛泽东算什么,不就是一个乡巴佬吗?没有他照样能闯过去,第一、二、三道封锁线不是闯过来了吗?其实,第一道封锁线的突破,全靠了毛泽东。
那还是在长征前,毛泽东在会昌期间,与粤赣军区司令员何长工住在一起,共同分析了广东军阀陈济棠与蒋介石的矛盾。陈济棠曾三次通电反蒋,力图保住广东这块地盘,永居“南霸天”宝座。陈济棠深知蒋介石为人奸诈,反复无常,居心叵测。蒋嫡系部队在镇压十九路军后,屯兵闽西南地区,对广东虎视眈眈,蒋介石还以重金收买陈济棠的部下,陈济棠大为震惊。他看出蒋介石让他进攻红军是“一箭双雕”,“借刀杀人”之计。但因蒋介石实力强大,控制了南京中央政府,陈济棠只得暂且俯首听命,派兵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