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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部分

长征中的政治斗争:是非曲直 作者:文显堂-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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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个第一”,决定了王稼祥这一票的分量。王稼祥作为从王明、博古“左”的阵营中走出来的人,能够如此坚定地支持毛泽东,这本身就宣告了王明“左”倾路线的破产。
  毛泽东对王稼祥的这一票,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之为“关键的一票”。
  20世纪70年代初,王稼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他在信中又一次检讨了自己在30年代前期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错误,并说自己“为此终生不安”。毛泽东看完信后,和周恩来谈了很多关于王稼祥的事,并给了很高的评价:
  王稼祥同志写了一封报告给我,这样的老干部只讲过,不讲功,很难得,应该很快让他出来工作。他是有功的人,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他投了关键的一票。王稼祥功大于过。遵义会议后成立了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嘛,我嘛,你嘛(引者注:指周恩来),还有王稼祥嘛,夺了王明等人的军权。
  王稼祥对毛泽东的这一公正评价极为感动。
  当然,此时他坚定地支持毛泽东,并非是为了获得毛泽东的公正评价,而是出于对党和红军的命运负责,投了这“关键的一票”。
  历史赐给每一个人发挥推动历史作用的机会并不多,就看你是否善于把握历史赐予你的机会。王稼祥当时身负重伤,行动不便,在开遵义会议之前,有人劝他,“你正生病,会议不必参加了”。而他却回答道:“这是头等大事,比我的病还重要,我要坐担架去开会。”他牢牢抓住了参加会议的机会。在会场上,所有与会者站起来都比王稼祥要容易得多,方便得多,但王稼祥却第一个站起来支持毛泽东。王稼祥如果不是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毛泽东,那他这一票的价值无疑地降低了,虽然对历史同样具有推动作用,但其作用的历史回音不免逊色一些。
  那么,第一个反对毛泽东领导红军的是谁?
  是凯丰(何克全)。
  凯丰在会前和会议开始时就很活跃,进行了私下游说活动,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写道:
  教条宗派主义者也想争取主动,积极向人们做工作。会前和会议中,凯丰——即何克全,当时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书记——三番两次找我谈话,一谈就是半天,要我在会上支持博古,我坚决不同意。我后来听说,凯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
  当王稼祥讲完自己的意见后,凯丰站起来以挖苦的口气讲道:“老毛懂个啥?他懂马列主义?他懂军事?他只会看看《孙子兵法》,翻翻《水浒》、《三国演义》!”
  凯丰的话,极大地刺痛了毛泽东的心,恐怕他在见马克思的那一天也没有忘记凯丰的话。在事隔三十多年后,毛泽东还多次这样提及这件事:
  当时党内有同志说我打仗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能照书本?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当时并没有看过《孙子兵法》。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
  尽管毛泽东后来谈及这件事,心情是很平静的,但当时他却是窝着一肚子的火听凯丰讲话的。
  凯丰攻击了毛泽东之后,接着又吹捧博古、李德,他不断地引用他早在莫斯科就背熟的马克思的话和列宁的话,以证明博古、李德是完完全全的布尔什维克。
  毛泽东忍无可忍,他反驳了凯丰,但不像凯丰那样用讽刺和挖苦的语调,而是语调平和地进一步说明了在他心中形成的那条真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只有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实际上,凯丰的发言没有起到他想起到的作用,反而给毛泽东提供了第二次发言的机会,这使得毛泽东的主张更全面更透彻地摆在与会者的面前,因而得到了绝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和支持。
  夜,将被黎明取代。
  毛泽东结束他的“补充发言”之后,博古便宣布:今天的会议到此为止,明天继续讨论今天的议题。
  人世间没有不散的宴席,同样也没有不散的会议。不过,今天的会议虽然散了,但可以肯定,今天的夜,是一个骚动不宁的夜,是一个令与会者难以入眠的夜。
  16日,会议仍在夜间进行;
  17日,会议还是在夜间进行。
  因为大部分与会者军务在身,白天忙于处理军务,会议只能在夜间进行。
  夜间开会,少去了许多干扰,与会者更便于集中精力来思考问题,冷静地发表意见,作出选择。
  继王稼祥之后,张闻天第二个站出来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发言。他说:“实践证明,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还是毛泽东行。”
  张闻天这一票也很重要,正像毛泽东后来所说:
  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张闻天)、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当然,遵义会议参加者还有别的好多同志,酝酿也很久,没有那些同志参加赞成,光他们两个人也不行;但是,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
  张闻天的名字就这样被载入了史册。
  与会者的发言在继续。伍修权回忆说:
  在我的印象中比较深的是李富春和聂荣臻同志。他们对李德那一套很不满,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批判很厉害。彭德怀同志的发言也很激烈。他们都积极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
  刘伯承说:“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毛主席是有什么本钱打什么仗?”
  陈云、刘少奇在发言中,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
  朱德发言虽不多,但说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丢掉了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这话落地有声,整个会场都在震颤。
  周恩来在会议上全力推举毛泽东为中共和红军的领袖,并强调说:“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周恩来的发言和倡议得到了朱德、王稼祥、张闻天、刘少奇、陈云、刘伯承、李富春、彭德怀、聂荣臻等与会者的积极支持。
  所有与会者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无论是支持毛泽东还是反对毛泽东,唯一保持沉默的是林彪。
  此时,作为中央红军主力的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是一个很红的人物,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自黄埔军校毕业后,以其聪明才智和卓越战功,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纵队司令、军团长,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著名将领,令国民党将领望而生畏。此时虽然他
  在党内没担任什么职务,但讨论军事问题,他是有发言权的。这次会议专门讨论军事路线问题,他应该发言。
  此时,作为毛泽东的得意门生并寄予了厚望的林彪,在这关键时刻,即使不从党和红军的命运出发,只看在他与毛泽东的情谊上,他应该勇敢地站出来为毛泽东呼与鼓。
  然而,他只是沉默。
  沉默,是一种默认,也可能是一种对抗。
  沉默,令人难以琢磨。
  林彪在这关键时刻保持沉默,已成为一桩历史公案,人们对此有种种猜测,就连与会者也是这样。为李德担任翻译的伍修权认为:
  林彪本来是支持李德那一套的,会上被批判的“短促突击”等等,也是林彪所热心鼓吹的……会议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地批判他,他实际上也处于被批判的地位。所以在会上,基本是一言不发的。
  而当时和林彪搭档、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后来在回忆此事时只是说:“我记得在会上,林彪没有发什么言。”他猜不透,所以就不说别的了。
  不过,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谈了由于大力推行以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而陷入被动局面之后写道:
  为了从战术上另找出路,2月14日(引者注:指1934年),我们军团由我和林彪署名,曾向军委提了一项“关于用运动战消灭敌人的建议”,……这项建议,在我们今天看起来,自然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但是,即使这种局限性的建议,军委也没有接受。……告诫我们要坚决服从军委命令……
  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还写道:
  林彪那时(引者注:指1934年)忽然在6月17日发表《论短促突击》文章……对林彪发表这篇文章,我开始感到突然,仔细想想,也不奇怪。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后,大约在1934年2月上旬,李德到一军团来过一次,在干部会上大讲一通阵地战。干部们都听不懂。林彪说:“你们听不懂,这种打法我也不懂,但不懂就学嘛!”突然发表《论短促突击》这篇文章,自然不仅是谈战术,实际上是他这时的一个政治上的表态。
  林彪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发表了《论短促突击》这篇文章,因为那时的政治气候就是谁不推行“短促突击”,谁就是违抗军委命令。聂荣臻说这是林彪在政治上的一种表态,符合事实。正因为如此,林彪在遵义会议上才保持沉默。
  如果林彪发言支持毛泽东,否定李德的军事指挥,李德就会把他当初发表的《论短促突击》端出来,可能指责他是反咬一口。
  如果林彪发言支持李德,支持毛泽东的人也可能把《论短促突击》这篇文章端出来,并指责他早就和李德串通一气了,这无疑将有损于他的政治生命。
  所以,林彪干脆什么都不讲,听听就是了,这样连毛泽东也没有看出他此时的复杂心态,甚至可能认为他年纪轻,又是自己的老部下,不发言更好一些,不发言也是对自己的支持。
  林彪鬼就鬼在这里,使他终于闯过了这一关。
  当然,后来林彪对李德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
  在遵义会议上遭到无情批判的李德,想起了一向对他很尊敬、很友好的林彪。他在遵义会议上被解除指挥权之后,李德提出到红一军团去随军行动。这个要求被批准。李德拉着驮满特殊食品的一匹马,兴致勃勃地来到红一军团,没有想到受到了林彪冷冰冰的接待。寒暄之后,林彪指定军团管理科长照顾好李德的生活,说完便不再理他,一甩手离开了李德。这使李德十分恼火。二进遵义时,翻译伍修权去看他,他一肚子气没处发,见伍修权拿了小桌上的一个核桃,勃然大怒:“你为什么吃我的核桃?你和我只有工作关系,没有吃核桃的关系。”
  虽然林彪保持沉默,没有发言,但在最后的表决中,林彪还是举手支持了毛泽东。这从陈云遵义会议传达提纲的手稿记录中可以看出:
  扩大会议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同志(引者注:指李德)完全坚决地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由此可见,20位出席者中,除了博古、凯丰、李德,有17位支持毛泽东,这17位中当然也有林彪。
  在这次会议上,又臭又硬的是李德,并被深深留在了伍修权的记忆里:
  会议上直接被批判的是博古,批判博古,实际上就是批判李德。因此,会议一开始,李德的处境就很狼狈,别人都是围着长桌子坐的,他却坐在会议室的门口,我坐在他旁边,他完全像是处在被告席的地位上。别人发言时,我把发言的内容一一翻译给李德听,他一边听一边不断地抽烟,一支接一支地抽,垂头丧气,神情十分沮丧。由于会议的时间很长,前半段会议我精神还好,发言的内容就翻译得详细些,后半段会议时精力不济了,时间也紧迫,翻译就简单些。会议过程中李德也曾为自己和王明等人的军事上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辩护,说自己本来只是作为军事顾问提提建议,是中国同志自己搞坏了。他把责任推到临时中央及别人身上,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毕竟是理不直,气不壮,没有说出什么东西。
  会议进入尾声,尽管博古、李德为自己的错误进行了辩护,但局面已经完全明朗化了。于是会议作出了四项决定:
  一、毛泽东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现在,还有一个最关键最紧迫的问题,就是红军向何处去,虽然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都决定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根据地,但到遵义实地一看,这个地方也不理想。这样,刘伯承和聂荣臻在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对于今后行动方向,伯承和我在会议建议,我们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因为四川条件比贵州要好得多。从我们到贵州看到的情况,这里人烟稀少,少数民族又多,我们原来在贵州又毫无工作基础,要想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实在太困难了。而到四川,一来有四方面军的川陕根据地可以接应我们;二来四川是西南首富,人烟稠密,只要我们能站稳脚跟,就可以大有作为;三来四川对外交通不便,当地军阀又长期有排外思想,蒋介石想往四川大量调兵不容易。
  会议接受了他们的建议。
  红军的行动方向就这样确定下来了——北上川西北。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发生了变化,除了博古、周恩来、张闻天仍是常委外,此时正在瑞金进行艰苦斗争的原常委项英消失了,排在其后的陈云进入常委,在政治局委员名单上排在最后的毛泽东也进入了常委。遵义会议专门就毛泽东进入常委作出一条决定。看来,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确实受到与会者的高度器重。不过,毛泽东只是政治局常委,进入了决策圈,但并没有掌握党和红军的领导权和指挥权。
  这也难怪,直到遵义会议结束时,博古仍没有交出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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