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的政治斗争:是非曲直 作者:文显堂-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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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还为凯丰那篇文章的事窝着满肚子气，现在却烟消雾散了。
　　这场风波，纯系凯丰惹事所致，用老百姓的话说，叫“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当然，凯丰批评张国焘搞西北联邦政府的错误做法，本身是正确的，但不是时候。两军会合，本应该多说些有利于团结的话，多做些有利于团结的事，而他却自显高明，发表文章谈起联邦政府来，一下就激怒了张国焘，本来张国焘就想找点理由与中央作对，凯丰的文章为他提供了
　　与中央对抗的借口。如果不是周恩来给张国焘送去了那份电报，张国焘还会在凯丰的那篇文章上大做手脚。
　　风波虽然被平息下去了，但张国焘却越来越意识到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已到了必须由他来挽救的时候了。
　　张闻天离开张国焘的住处，心里很不平静，他很担心张国焘会因此与中央对抗。所以他决定晚间再找张国焘谈谈。
　　不料，晚饭后，博古先去了张国焘处，而张国焘对博古没有什么好印象，加上博古谈话缺乏策略，又引起了张国焘的不快。在《我的回忆》中，他这样写道：
　　饭后，秦邦宪（博古）找我谈军中政治工作问题。他虽然做了三年中央的书记，也遭受过遵义会议的贬斥，看来历练似仍不多，说话直率倒是他的可爱之处。他是中共中央的一个小伙子，喜欢玩小聪明，仍不改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那种“二十八宿”的神气。他说起话来，满口这个同志那个同志，充分流露出莫斯科的气味，我则多少保有一点中国的传统风格，称呼各个同志往往照1927年以前的习惯，如对毛泽东只称他别号“润之”，对朱德称“玉阶”，有时，还在他们的别号之下加个“兄”字，或者“老兄”。这使秦邦宪有些不顺耳，他撇开正题，质问我：“想不到你还喜欢称兄道弟？”他并且认为这是国民党军阀的习惯，与布尔什维克的意识极不相称。
　　博古这次与张国焘谈话时，对四方面军内部存在的一些不适宜的称呼、打骂士兵的现象进行了批评。这更激怒了张国焘，心想，凯丰写文章批我搞西北联邦政府是错误的，你又来批我这不对，那也是错误的，我简直成了你们的批判对象了。作为一个中共元老，并自以为是中共领袖，哪能咽得下这口气。于是张国焘向博古提出了抗议和警告，使博古没趣地走了。
　　无论怎样，自遵义会议以后，博古经历了痛苦的反思，现在已坚定地站在了毛泽东一边，并同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尽管斗争还缺乏策略，但毕竟已走上了正确的路，后来，他在这条路上走出了辉煌。他不仅参加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而且从1941年起，他在延安主持《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在他写的许多社论和文章中，正确而生动地宣传了毛泽东思想。不幸的是在1946年4月8日，他与王若飞、叶挺、邓发同志和黄齐生先生参加重庆谈判后乘飞机返回延安的途中，因飞机失事而牺牲。毛泽东在《向“四八”烈士致哀》一文中写道：“数十年间，你们为人民事业做了轰轰烈烈的工作。今天，你们为人民利益而死，虽死犹荣！”这话语中间，理所当然地包括了对博古的崇高评价。这是后话，此时博古还活着，并且刚从张国焘处走出来，显得很沉闷。
　　博古走后，张国焘在屋里来回不停地转圈。他感到这里的政治气候在与他作对，虽然毛泽东闭口不谈政治问题，但这些人却为什么总在政治问题上与他纠缠，葫芦里卖的究竟是什么药？
　　正当他紧张思考的时候，张闻天来了。
　　他们俩人面对面地开始交谈起来。但张国焘没有提及博古与他谈的那些话，他认为向张闻天说这些有失他的身份。他要与张闻天谈大问题。
　　“今天，我很想听听闻天兄对中共中央迁到瑞金以来的变化情况。”张国焘单刀直入地把话题一下扯到这个敏感的政治问题上。
　　“说起来，也没有什么变化。遵义会议以后，中共中央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从那时起，中共中央主要考虑的都是军事行动问题，大家都推重毛泽东主持其事。”张闻天谨慎地说道。
　　“闻天兄，两军会师后，我有说不出的高兴，但从我了解到的情况来看，有些问题却使我感到忧虑。”张国焘板着面孔谈道，“苏维埃和红军所受的挫折，不能都归咎于敌人飞机和大炮的厉害，这样认定的必然结果，将是中共命运注定了要失败。为何不从政治上去寻求原因？例如苏维埃和分配土地并没有能发动广大群众，倒是红军军事力量的壮大和废除苛捐杂税等口号，却能轰动一时。有什么理由肯定苏维埃政策一定正确，肯定西北联邦政府的政策一定不正确？”
　　看得出，凯丰的文章强化了张国焘另一种实现其政治目的的思路，那就是要从政治路线上寻找突破口。因为在他看来，一方面军落得今天这个地步，是中央路线错误的直接结果，而四方面军之所以保持了如此众多兵力，乃是他张国焘推行了正确政治路线的结果。所以，从政治上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对他是极为有利的，也是他实现“挽救”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最佳途径。因而，张国焘继续谈道：“由于我们的政治观念僵化了，军事观念也就随之僵化。我们死守着一个公式，认定中共中央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无可怀疑的，只是敌人的飞机大炮厉害，我们打不过，因而要避战，要到外蒙古去或到新疆去。可是一般同志可能不这样了解，他们会问在北川和茂县地区我们有打击川军的机会，为什么要退到岷江以西，集结到毛儿盖，又往哪里去？我总在想，为什么我们不从政治上去寻求解救的方法？难道政治方面就没有增强我们力量的步骤了吗？1932年我们到川北的时候，觉得我们的力量不能再打了，但我们补救的办法不是绝对避战，而是提出入川纲领、人民政府和其他政治办法，不久以前我们又提出争取建立川甘康新根据地的前途和成立西北联邦政府的主张。这种采取政治方法解决问题，在原则上不但应该允许，而且应该切实执行。”
　　张国焘在竭力说服张闻天要从政治上解决问题，张闻天也只是听着不表态。
　　“我知道，党内政治歧见早已存在，遵义会议没有能够作适当的解决，目前中央又只注意军事行动，不谈政治问题，这是极可忧虑的现象。值得忧虑的是我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将遭受惨败，不易翻身，并将引起一、四方面军的隔阂和党内纠纷。如果我们能根据实际情况，摆脱既有公式的束缚，放弃成见，大胆从政治上作一番研究，也许为时还不算太晚。”
　　……
　　张国焘与张闻天一直谈到深夜。张闻天边听张国焘陈述见解，边寻思着：张国焘认为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这一点，与我们的看法一致，中央红军之所以遭受这么大的损失，就是博古推行王明“左”倾路线的结果。但在解决政治路线问题上的步骤和目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是要等待时机来解决，一个是要马上解决。张国焘急于要解决政治路线问题，是为了达到肯定他推行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因而他甚至对遵义会议提出了疑问。而目前的中共中央之所以要等待时机解决政治路线问题，主要是考虑当前形势危急，急匆匆地讨论政治路线问题，容易引起党内纷争，更何况当前面临的最迫切的最主要的是军事问题。如果军事问题不解决好，红军被蒋介石消灭，又怎能谈得上去解决政治路线问题？
　　于是，张闻天便劝说张国焘从大局出发，目前不要提出引起争论的问题，等待军事情况稍有转机时再讨论政治问题，这也是中央早已决定过的。
　　但张国焘不能等待，他发现目前是他实现领导梦的最佳时机。
　　此路不通，另辟蹊径。
　　张国焘使离间计
　　张国焘最懂得时机的重要。眼下，他提出的解决政治路线问题的建议，已被张闻天明确否定了，并给他亮了“红牌”，怎么办？
　　张国焘自有办法。
　　张闻天找张国焘谈话的第二天，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与三军团的军团长彭德怀突然接到张国焘的邀请，请他们二位吃晚饭。
　　吃饭，是我们祖先留下来的一种交往的最佳方式，直到今天，这种方式仍然是人们增进了解、沟通感情的不可或缺的方式。
　　但是，自古以来，在这种吃饭的过程中，有多少间谍，有多少诡计产生于此。人们不会忘记当年项羽在鸿门设宴款待刘邦时发生的惊险场面。其实，刘邦是幸运的，不知有多少英雄豪杰葬身于宴席间。
　　聂荣臻、彭德怀应邀来到张国焘的住处。张国焘显得非常热情。
　　“聂政委，我们还是南昌暴动时见过面，那时你在起义军第十军当党代表，潮汕失败后，我潜逃上海，你转赴香港，一晃就八年啦，想不到今天在这里，我们又重逢，难得！”张国焘握着聂荣臻的手，寒暄着。
　　“彭军团长，你的大名，我早有所闻，很早就知道你，但一直没有机会见面。今天得见，分外高兴。”张国焘又赶紧握住彭德怀的手，边说边引导他们入座。
　　张国焘说这些，显然是声明为什么要请他们来吃饭的理由。看起来也属于人之常情。从前相识的，在一起叙叙旧，不相识的借此认识一下，也未尝不可。所以他们都格外高兴。
　　“张主席，南昌暴动那阵子，你是中央特派员，多在起义军指挥部，我当时在军中，因战事突发，我们也只匆匆见过一面。”聂荣臻打量着张国焘，在他身上寻找一点从前的记忆。张国焘没有什么变化，只是比那时胖了许多。
　　“林彪与聂政委率领的一军团，同彭军团长、杨尚昆同志率领的第三军团，是一方面军的主力，开路先锋，西征以来，立了大功喽！林彪与杨尚昆，今天因执行军务，不在这里，不然，请他们一道来聊聊。”张国焘流露出几分遗憾。
　　他们漫无边际地谈了一阵，陪客的秘书长黄超走进来，把嘴贴在张国焘耳边说了一句什么。
　　“好，那就请二位入席。”张国焘站起身来，以邀请的语气说道。
　　张国焘准备的这台筵席十分丰盛，除了一些猪肉炒菜外，还有当地的特产牛羊肉。饭食除青稞外，还有几个白面馍馍。聂荣臻、彭德怀心想，张国焘的饮食标准不低哩！也可能是特意为我们准备的。
　　“你们太辛苦，很疲劳，今天略备小酌，以示慰劳。”说着，张国焘打开一个土陶瓶子的五粮液酒，笑容满面地给聂荣臻、彭德怀两人各斟了一杯，然后又给自己与黄超的杯子斟满了酒。
　　“这是我们四川的好酒，听说从明代万历年间就开始产这种酒，已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你从哪里弄来的？”聂荣臻拿起酒瓶端详着对张国焘说。
　　“哦，这还是在江油县打土豪搞到的，就剩这一瓶了，舍不得喝，留作会师喝。那天，在抚边迎接朱毛等人共进晚餐时，我都没有拿出来，今天特意拿出来招待二位将军。”张国焘以话里有话的语气说道，意思是你们是比朱毛还要高贵的客人。
　　“不敢当啊，没有朱毛就没有红一方面军。我们哪能同他们比。”彭德怀听着张国焘的话不得劲儿，便纠正道。
　　“是啊，国焘兄如此厚爱，我们真有点领受不起。”聂荣臻也跟着补充了一句。
　　“好啦，我们今天不谈这些。二位西征大将请！薄酒一杯，不成敬意，算是洗尘。”张国焘意识到自己的话有些走嘴了，急忙举起杯子，便收住了这个话题。
　　接下来，他们边饮酒边说一些客套性的话，真乃美酒飘香，美言四溢。特别是聂荣臻、彭德怀赞扬了张国焘领导有方，四方面军这支部队有战斗力时，张国焘更是乐不可支。不过，张国焘要从他们口中得到的不是这些。
　　“年初，中央在贵州遵义召集的会议，你们二位都是参加了的，我们是在宁强地区接到中共中央的来电才知道的。来电说，中央的政治局增选毛泽东为常委，看来，以后便是毛泽东主其事了。”张国焘终于耐不住性子，便开始试探起来。
　　聂荣臻、彭德怀望着张国焘点点头。
　　“中共中央给我们的来电还说，中央苏维埃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只有军事路线犯了错误。我不明白，政治路线如果正确，中央就不至于被蒋介石逼出苏区，正确的政治路线下又产生了一条错误的军事路线，不知二位作何解释。”张国焘装着若无其事地边进食边说。
　　彭德怀听着张国焘这话，感到纳闷，心想张国焘今天请我们吃饭，讲这些是什么用意？他很想给张国焘一个肯定的回答，但他自己也说不清楚这个问题。看了一眼聂荣臻，便以自己的切身感受来回答张国焘的问话：“我感觉到那时的军事路线确实错了，我在前线指挥作战，深受其害。遵义会议以后，情况就有了很大的好转。大家都有这种感受。你说是不是？老聂。”
　　“是这个样子的。那次会议集中解决的是军事问题。”聂荣臻应声补充道。
　　张国焘发现，彭德怀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聂荣臻作为一个军团政委，在这方面比彭德怀明白得多，但他却不主动回答这个问题。
　　“张主席，今天两支部队会合了，亲如兄弟，今后斗争，大有希望，为这我们干一杯。”聂荣臻也许是发现了张国焘那若有所思的样子，便举起杯子倡议道。
　　“好，感谢四方面军，感谢张主席，干杯。”彭德怀也随即举起杯子。
　　“不必客气，今后还望二位多多捧场。”张国焘似如梦初醒一般，慌忙中举起了酒杯，但很快镇静下来，以一种豁达的口气，继续说道，“往后两位有什么困难，找我。眼下，我知道你们的部队减员比较多，不要紧，我拨一部分兵力给你们。同甘苦，共患难嘛！”
　　接着，黄超也端起了酒杯，他一是怕张国焘喝多了说话走板，二来让聂荣臻、彭德怀多喝一点，喝到吐真言的时候再罢休。
　　碰杯声一次又一次响起来，客人没醉反倒主人醉了，黄超的舌头不太听话了。
　　没有不散的宴席，碰杯声消